帝制活动正在密锣紧鼓时,袁对于国内的反对完全不予重视,可是意外的打击是列强透过其驻北京公使表示反对,这倒使袁颇伤脑筋。
民国4年10月28日下午,驻京日本代理公使约同英公使、俄公使同赴外交部,会晤陆徵祥总长。先由日本代理公使口述,略云:中国规复帝制,进行甚速,其里面反对者暗潮甚烈,实行之期,恐发生事变。目前欧洲正当多事,凡有害和平者,皆当避之。万一中国国内有动摇情形,不仅为中国之不幸,即与中国关系较深之各国,亦诚可忧。据我国所见,中国内情,如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各处,均极可虑。袁大总统就任四年来,中国秩序渐次恢复,日本政府不胜敬佩。袁大总统如仍极力维持,国内当无动乱之虞。今若急谋变更,恐引起不安情事。不得不为中国惜。愿大总统出以贤明之措置,将实行帝政之期,暂为延缓,以防祸于未然。而巩固极东和平之基础。日本政府为此劝告,决非干涉中国内政。英公使云:日代表之通告,本公使完全同意。接着询问中国政府能自信国体改革之实行,能无变故否?俄公使云:日代表及英公使之言语,本公使均同意。
自日、英、俄三国警告以后,法国公使馆亦接奉法国政府训令,加入三国警告,遂于
“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而趋入实现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人心惶虑。当此之时,无论世界何处,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则当竭全力阻其生成,借以杜绝新纠纷之出现。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现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此乃无可讳饰者也。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可见各省纷扰情状,今已日渐平靖。而国内秩序,亦渐恢复。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治现状,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全国安宁之日。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复陷于重大危险之境。此固意中事也。日政府值此时局,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不能不深虑之。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到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东方和平起见,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国政府,并询问中国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政府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举动,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外交部陆总长于
“贵国警告业经领会。此事全系中国内政。然既友谊劝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将详细情形答复。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我国人民所以主张帝制者,其理由盖谓中国幅员广大,五族异俗,而人情浮动,教育浅薄,按共和国体,元首常易,必为绝大乱源。他国近事,可为殷鉴。不但本国人生命财产,颇多危险。即各友邦侨民事业亦难稳固。我民国成立已历四稔,而殷户巨商不肯投资,人民营事,官吏行政,皆不能为长久计划。人心不定,治理困难。国民主张改革国体之理由,实因于此也。政府为维持国体起见,无不随时驳拒。乃近来国民主张者,日见增加,国中有实力者亦多数在内。风潮愈烈,结合愈众,如专力压制,不独违拂民意,诚恐于治安大有妨碍。政府不敢负此重责,惟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通过之法案,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公同议决此根本问题而已。当各省人民向立法院请愿改变国体时,大总统曾于
日本政府于接到袁政府答复之后,颇不满意,乃于
这两次答复以后,日本仍不满意,要中国政府对于四国展缓变更国体之劝告持何态度,发表正式声明。而袁亦惟恐因各友邦不能满意,而惹起意外重大变故。因此于
在帝制筹备期间,袁最伤脑筋的,便是外国方面的压力,列强虽一再照会袁,希望变更国体从缓,可是袁装糊涂,答复列强时则顾左右而言他,总是强调袁政府足以平息一切反对力量。
袁在外交上,最亲近的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当日本一再向中国施行压力时,袁希望他的老朋友朱尔典能够帮他的忙,朱尔典乃向袁提供了一个秘密计划,朱认为中国当时对欧战中立,而日本则是英国的同盟国,共同对德国宣战,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对中国有任何行动,英国都不便出面反对。所以改变这个态势,唯一的途径是中国立即参战,加入协约国一边,和英国有了同盟关系,这时英国就好说话了。朱尔典的意见,只是执行他的外交工作,诱劝中国加入协约国。这是
袁世凯和朱尔典有过一次密谈,密谈记录上有袁亲笔“严密”二字,以下便是袁、朱的密谈记录:
朱使问:“君主立宪实行之日,当不远矣!”
大总统答曰:
“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暨文武各官,皆言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至于今日,全国赞成,予惟有顺从民意。”朱曰:“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
大总统曰:“内乱不能决其无,但不至扩大。余可担保治安之责。惟对外问题,殊为焦虑,不知东邻有如何举动。内地治安,可保无虞。至东三省及蒙古,实难预料。该处日人甚多,倘有日人被杀,不论华人为首犯,日人为首犯,日人即可乘此造出机会,此不能不虑者也。”
朱曰:“日本劝告,或系照例文章,至于乘时取利似亦难言。”
大总统曰:“大隈伯对我驻日公使言,
朱曰:“查现在各国,不论君主民主,无有如大总统之权之重且大者。英皇之权无论矣,即德皇、日皇、美国大总统之权,皆不及也。”(www.xing528.com)
大总统曰:“贵公使此论颇合情理,余处现时地位,百分责任,自担八十分,而各部共担二十分,按理而论,余应担二十分,而各部应担八十分,乃为公允。”
朱曰:“若他人担如此重任,眠食俱废矣。”
大总统曰:“余思自为皇帝,不过若干年,惟与我子孙甚有关系。中国历史,王子王孙,年深日久,无有不弱之理,是亦可虑。”
朱曰:“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虑及百年以后之事!若能善立家法,令其多得学问阅历,则王子亦兴,平民子弟亦兴;
若弃家法学问,则又从何而兴乎?”
大总统曰:“当日提倡共和者,不知共和为何物,今日主
朱曰:“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
在列强对中国帝制问题使用压力的时候,日本是最认真的,前面已经提到日本个别地或是联合地对袁采用压迫。当
早在
5年元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日使馆内为周特使饯行,宾主颇尽欢。不料第二天日本公使馆忽然打电话给外交部说:接到东京急电,请周特使缓行。而陆宗舆也有电报报告:日本外务省通知中国公使,请周特使展期成行,大勋位未便接受,因为中国共和制度即将废止,大勋位只能陈列在博物馆中了。
当中国派特使赴日消息刚发表,袁的新华宫中就发生了重要密件被窃事件,原来周自齐赴日消息流传时,英、美、法、俄以及其它有关国家都十分重视这件事,认为中日之间一定有不寻常的秘密交涉在酝酿,于是用各种方式从事特务活动,想揭穿这个谜底。法国驻华公使康悌,通过他的华籍职员方璟生,把袁的“内廷”瞿克明收买了。瞿克明的母亲是袁的老女佣,所以瞿自小就在袁身边,方利诱瞿克明配了一把钥匙,偷偷打开袁的机密文件箱,把中日密约草案悄悄地偷出来交给方璟生,方拿回使馆给康悌,康悌乃拍照收存,原件仍由瞿克明送还原处。这份密约后来不知怎的却在纽约的报纸上披露出来。于是中日秘密交涉便公开了出来,成为国际间一件大事。这当然对袁和日本都是严重的打击。英、美、俄、法、意五国驻华公使联合向日本内阁提出责问,日本当局大感狼狈。
因此,日本首相大隈在接见陆宗舆的时候,声色俱厉地斥责“中国人不能守秘密”并拒绝接待中国特使。
在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的同时,德奥两国公使曾大肆活动,以承认帝制为中国不加入协约国的交换条件,袁没有答应。
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周自齐,可是却对俄国特使大献殷勤,俄皇尼古拉斯也派了特使密海也鲁维茨大公前往日本赠勋日皇,日本表示热烈欢迎。俄国特使于
日本这样大送秋波,大卖风情,自然是有目的的,日本向俄国建议:两国签立一项密约,由日本代替俄国,维护俄国在远东的一切权益,俄国则可以抽调出驻扎远东的军队,以调赴欧洲战场,日本同时愿意接济俄国军火和军用品。这时正是俄国在欧洲战场上非常吃紧的时候,俄国很怕日本乘俄之危在远东搞乱子,因此双方一拍即合,立即签订了“日俄互不侵犯协定”,同时规定:“一方在远东的领土权和特殊利益,为他一方所承认者,如被他国侵犯,缔约国即应协商为维护此种权利及利益所应采取之态度。”根据这个协定,日本以强暴手段在中国所夺取的权利,就可以得到俄国的承认。日本用这一着棋来突破西方国家在中国保持均势,反对日本独占中国。
更凶的是日俄两国还签了秘密同盟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如有第三国亦欲取得中国政治上的优越权时,日俄两国应即进行协议,执行共同必要之手段;如第三国对缔约国一方竟至宣战时,他方有武力援助之义务。”有了这个秘密同盟条约使得英日同盟就完全失去了效用,因为英日同盟是对付帝俄的一项同盟,而现在的日俄同盟,则是对付英美的一项同盟。
这就是利害关系,因为利害关系,日本对中国所派的赠勋特使予以极不礼貌的拒绝,而对俄国特使则表示超过了应有礼貌的热烈欢迎。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