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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的辉煌繁荣:从山水田园到边塞诗歌

时间:2023-05-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唐诗的鼎盛唐开元元年唐玄宗登基时,唐朝的经济、文化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以王维和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崛起并形成繁荣局面,成为唐诗鼎盛的一个方面。开边政策与国内战争,激发了文人名士的报国热情,也促使他们深入思考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内蕴,雄豪阔大的边塞诗和触目惊心的战争诗,成为盛唐诗歌中另一股滚滚洪涛。他的《白雪歌》、《走马川行》、《轮台歌》成为盛唐边塞诗的绝唱。

唐诗的辉煌繁荣:从山水田园到边塞诗歌

唐诗的鼎盛

唐开元元年(713)唐玄宗登基时,唐朝经济文化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突出表现在户口增加、物价降低和商业发达。唐太宗贞观初年全国户口不满300万,到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据户部奏,有76009565户,一百年间增加一倍还多。粮食便宜到“东都洛阳斗米十五钱”,青、齐等州郡才三钱,一匹绢200钱。此时海内富足,“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杜甫《忆昔》其二,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唐代的商业经济也相当活跃,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益州、敦煌等都是国内外著名的贸易都市。长安的王元宝、郭万金、杨崇义是当时的商业巨子,他们以财富为基础,企图参与政权,“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期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使皇帝不得不下诏禁止官吏与商人来往。加上唐高祖、太宗以至武则天的开边活动,到开元时代,唐朝疆域十分广大,东、南到海,西到咸海,北到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东北到外兴安岭以北和鄂霍茨克海,西南到云南、广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最先进的国家,是亚洲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中心。南有波斯、大食、天竺开来的商船,东有日本派遣的僧俗使节和留学生,中亚细亚的乐工、艺人也从丝绸之路涌向中国。处于这种环境,仕宦人家和普通平民接受新事物比过去丰富,眼光和胸襟更为扩大,他们不满于既成的现实而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去追求新事物,渴望干更大的事业。一般人家从很小就培养子弟,让他们积累知识以求上进。王维9岁就会写文章,15岁就留下《题友人云母障子》和《过秦皇墓》。李白5岁通六甲,10岁观百家,15岁学剑,19岁就带着作品在半路上拜谒益州大都督府史苏颋。苏颋是当时散文名家,他见了李白诗文,大加赞赏,对同僚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若广之以学,要与相如比肩也。”杜甫7岁开始作诗,9岁已写满一大口袋书法大字。而且他们的作品也已超出了初唐“四杰”的清新,情感跃跃欲试的境界,呈示出盛唐独有的庞大气象,如王维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以及杜甫的《雕赋》、《天狗赋》等作品都有一种恢宏浩壮的气魄。

唐中叶时道教佛教兴盛,庄园制进一步发展,为游侠、游仙、隐逸和山水田园诗提供了条件。唐朝皇帝认定老子是始祖,提倡道教。高宗时就追尊他为玄元皇帝。玄宗更好道教,登基不久就下诏让东、西二京及各州必置玄元皇帝庙,把《道德经》和《庄子》同儒家经典一起列为士子必读之书。天宝三年(744)又将天下林立的玄元庙改为紫极宫。他的两个妹妹(西宁和玉真公主)和宰相李林甫的女儿,都以贵族身份出家道士。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高如贵等著名道士都受到皇帝的优待。这样,不仅使许多官僚士大夫崇道与教徒关系密切,而且许多人干脆出家修道。佛教到唐朝也深入士庶人家。唐中宗曾“令普寂(大照禅师)代神秀(禅宗北宗首领)统其法众”。王维的家庭佛教气氛非常浓厚。他母亲是普寂的弟子,“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往山林”三十余年不懈怠。王维自幼受佛教思想熏陶。他名维,字摩诘,合起来就是佛经中一位有名居士的名字。随着唐朝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土地兼并慢慢发展,逐渐促成庄园制盛行。唐代庄园有官庄、皇庄、官僚、地主庄园和道观、佛寺庄园。庄园除庄宅及田地以外,还有果园、菜园、碾硙、车坊等,另有佃客和手工业者为庄园主生产生活必须品,一个庄园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庄园制的发展,使政治上没有找到出路,或厌倦于官场的知识分子隐居生活提供了经济基础。他们住在庄园里待价而沽,政治行情看好就出仕,否则就高卧,以创造更大的名声。一次,司马承祯被召至皇宫,返回山寺时,卢藏用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佳处。”司马承祯不紧不慢地说:“以我之见,仕宦之捷径耳。”点破了许多文人隐居的真实意图。卢藏用召拜左拾遗,郑普思征为秘书监,叶静能成为国子祭酒,都是以隐居取得的。精神上的好道好佛以及庄园制的物质保障,使盛唐时代的山水田园诗极为繁胜。以王维和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崛起并形成繁荣局面,成为唐诗鼎盛的一个方面。李白的许多游仙诗、游侠诗,也是这样产生的。好道、好佛不仅使人向往山水、田园,而且还可以使他们暂时解下人格面具,放浪形骸,抚慰官场失意所带来的痛苦。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等被称为“饮中八仙”,都是在这种风气下大胆地以酒浇愁,并写下作品的,甚至连杜甫这样每饭不忘君的人,也敢于吟出“儒冠多误身”的诗句。(www.xing528.com)

开边政策与国内战争,激发了文人名士的报国热情,也促使他们深入思考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内蕴,雄豪阔大的边塞诗和触目惊心的战争诗,成为盛唐诗歌中另一股滚滚洪涛。唐玄宗利用多年积赞下的财富“大攘四夷”,战争烽火随时高举。文人名士有的投入疆场效力,有的对战争大加评论,使边塞诗和战争诗百花齐放。直接投入疆场效力的有岑参高适等人。天宝八年(749)岑参被高仙芝推荐为右威卫录事参军,充安西节度幕府掌书记。他从长安向西,过金城(半州)入河西走廓,越燕支山,经凉、甘、肃、瓜诸州,抵敦煌,再西出阳关,经罗布泊北行到达西州吐鲁番,又经过银山碛、铁门关、抵安西都护治所龟兹(库车)。他说:“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丈夫三十不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在军队中,他留下许多诗作。他的《白雪歌》、《走马川行》、《轮台歌》成为盛唐边塞诗的绝唱。高适则随哥舒翰在陇右节度使府服务,又随其收复黄河九曲地区。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发生后,他还协同哥舒翰守卫过潼关。高适也有许多慷慨激昂的边塞诗。虽然没有打过仗但对战争横加评论的有李白、王维、杜甫等人。仅以天宝年间为叙述:天宝六年(747)玄宗命高仙芝率万人越葱岭至特勒满川击吐蕃,命王忠嗣以数万人强攻石堡城。李白写下《战城南》,痛斥朝廷穷兵黩武,把士卒当蝼蚁的行为。天宝八年(749)哥舒翰以63000人死亡的代价,攻下仅有数百人守卫的石堡城,被封为御史大夫,李白又愤恨地谴责他“西屠古堡取紫袍”。天宝十年(751)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征南诏,大败,死六万人;高仙芝征大食,大败,三万人全部死亡;安禄山契丹,大败,六万人全军覆没。天宝十一年(752)朝廷又征大兵北击契丹、南攻南诏,但“人闻云南多瘴,未战士卒死者十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便派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子。对此,李白写下《古风》之三十四,杜甫写下《兵车行》以谴责,高适却以《李云南征蛮诗》对这场战争大加赞美,歌颂备至。天宝十二年(753)五月,哥舒翰大败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是时中国强励,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垒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被李白批评过的哥舒翰在这又受到高适和王维的表扬。高适写下《自武威临洮谒大夫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王维写下《送高判官赴河西序》,把哥舒翰描写得雄姿武威,独步当时。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发生,叛军半年内就攻进首都长安,玄宗连给百官的招呼都来不及打,就匆匆逃到四川。在此次战乱中,杜甫又完成了《悲青坂》、《悲陈陶》、《三吏》、《三别》等一系列被称为“诗史”的作品。上述边塞诗和战争评论诗,有的苍凉悲壮,有的雄豪奔放,有的满含怨气,有的暗隐心事,它们组成威武的军事进行曲,给鼎盛的唐诗注入强烈的阳刚之气,使盛唐诗坛呈现为五彩缤纷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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