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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发展阶段

时间:2023-05-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49年至今为现代农业时期,历经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改革开放、新农村建设等阶段,其间颇多曲折,但就发展速度和规模来看,远非前期可比。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粮食从291 kg减至265 kg,下降8.9%;棉花从3.2 kg减至2.6 kg,下降18.7%,导致市场农副产品供应异常紧张。

现代农业发展阶段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经济领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破产,传统农业形式被逐步瓦解,中国农业进入近现代发展阶段。从1840年到1949年为近代农业时期,三民主义的平均地权和废除封建制的土地革命是近代农业从无到有的主要推动因素。1949年至今为现代农业时期,历经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改革开放、新农村建设等阶段,其间颇多曲折,但就发展速度和规模来看,远非前期可比。21世纪,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期,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加速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进程,最终要依靠农业科技的进步与创新,让现代农村成为一片大有可为的土地、希望的田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1)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农村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村经济江河日下。同时,帝国主义的洋枪大炮又使海禁洞开,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陆续进入中国,并受到重视,日本、欧美等国家的农业科学知识翻译文本相继进入中国,政府也派遣留学生赴日本和欧美等国学习交流,当时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和农药开始使用,农桑学校、农业试验场和农业推广机构等有所兴办。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受到国际对农产品需求激增的影响,中国的经济作物、油料作物一度曾有向好的发展。但农产品的出口和价格都掌握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地主的手中,农民备受低价收购和“倾销”政策的双重剥削,农业再度受到打击。抗日战争期间,南方各省设立农业改进所,加大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培养自己的农业科技人员,农学研究逐渐走上与新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道路,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损害了中国农业。另外,当时农村中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等带资本主义因素的经济成分开始出现,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始终未能得到发展。

2)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指导土地改革运动,引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1952年,农业生产已恢复至历史最高水平。1953年开始,国家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举行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至1965年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建立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统派购制度。1965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589.6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超出1957年(536.7亿元)9.9%,与1960年相比增长42.1%,平均年递增7.3%。在农业内部,农作物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都有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农业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体系已普遍建立,并且形成了相当的规模。1966年春,全国有独立的高等农林院校53所,在校学生6.3万人,分别是1949年的2.9倍和6.1倍;中等农林学校144所,在校学生5.4万人,分别是1949年的1.3倍和2.5倍。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全国已有中央和省、地级综合性和专业性农业科研机构100多个。

3)“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十年,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挫折。1966—1969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基本保持停滞状态。1967—1969年生猪饲养量下降,1969年存栏和全年出栏肉猪比1966年下降8.2%。农业生产连续三年呈下降和停滞状态,全国人口保持了持续增长,自然增长率却分别为2.56%、2.74%和2.61%。粮食从291 kg减至265 kg,下降8.9%;棉花从3.2 kg减至2.6 kg,下降18.7%,导致市场农副产品供应异常紧张。

4)改革开放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经济改革序幕,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这场改革始于农村,而影响最为广泛深刻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据统计,1978年,在家庭承包发展最早的安徽省,实行包产到户生产队也只占生产队总数的0.4%,但到了1982年11月,全国实行承包制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92.3%,农村经济崭新的格局已全面建立。1982—1986年,连续发布了5个涉农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了农村创造的经验,排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和体制障碍,大包干带来了大变化。1988年,我国农村社会总产值为1253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较1978年增长了2.43倍,平均年递增13.1%,快于同期社会总产值增长1.9倍和平均年递增11.2%的速度。农业总产值(不含村办工业)为5865亿元,较1978年增长82.6%,平均年递增6.2%,相当于1953年到1978年平均年递增2.7%的2.3倍。农村的第三产业也快速发展起来了。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总数为1888.16万个,总产值为6495.7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6%和全国社会总产值的23.5%,在国民经济中已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农业教育与科技事业也蓬勃发展,农业科研与推广工作硕果累累。在科学研究方面,到1987年,全国有农林院校78所,到1985年,全国有农林科研机构1400多个,从业科技人员10余万人,农技推广机构12万个,职工70多万。籼型杂交稻的发明和大面积推广、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应用、鲁棉1号的广泛种植及马传染性贫血疫苗推广普及都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成果。据中国农科院估算,我国农业总产量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由1972—1980年的27%提升为1981—1985年的30%~40%。随着知识经济迅猛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www.xing528.com)

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从1985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改革重心开始向城市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方向战略转移。为了保证城市改革的顺利推进,财政资金和各种资源配置逐步向城市倾斜,以城市为中心的利益格局的恢复集中体现在城市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国家财税制度改革等领域。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国正式开启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与此同时,农民由于受到负担过重和增收困难的双向压力,收入增长缓慢,使得“三农”问题进一步严重化。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国务院着手对涉及农民负担的各种收费、集资、基金、达标升级项目进行清理整顿,并对农民负担实行严格的比例控制。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加强了对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使农民负担高速上升的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自1992年开始至1998年,我国加快了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乡镇企业大发展迎来了自己的时代,随之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民工潮”,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由1992年的1.06亿增加到1996年的1.35亿。尽管1997—1998年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但总体上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面提高,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短缺向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6)“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时期

1999—2012年,农业政策以保护农业生产、支持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促进农业发展为主要特征。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用法律形式“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同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2004年,中央发布“三农”的“一号文件”提出将“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取消农业税、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得到深入贯彻实施。2005年,中央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3年起先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然后逐步推行,到2010年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200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文件要求,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十七届三中全会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土地合法流转。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改革,我国的农业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农村社会保持稳定,农民收入比前阶段翻了两番,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近些年,我国在农业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为进一步推进农业转型升级打下一定基础,但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要素配置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大、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等问题仍很突出,增加产量与提升品质、成本攀升与价格低迷、库存高企与销售不畅、小生产与大市场、国内外价格倒挂等矛盾亟待破解。

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党的十九大更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确定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在“三农”,必须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快农业农村发展,让广大农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头重头在“三农”,必须向农村全面发展进步聚焦发力,推动农业农村农民与国家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基础在“三农”,必须让亿万农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赶上来,让美丽乡村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标志、美丽中国的底色。我们要加快补齐“三农”短板,夯实“三农”基础,确保“三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中不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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