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推动地区经济收敛已经不是一个新的研究主题。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可以熨平地区间经济差距（Solow，1956；巴罗等，2010，中译本），在规模报酬不变、储蓄率不变的前提下，资本与劳动比率的不同是导致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原因。当劳动力从工资较低的地区向工资较高的地区流动时，工资低的地区由于劳动力要素数量的减少，劳动力价格上升，劳动力的边际价格增加，资本与劳动之比增长较快；对于人口流入地来说，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降低了劳动力价格，K/L下降，工资逐渐下降，最终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缩小（Solow，1956）。

关于中国区域间经济差距收敛的相关研究在较早时期主要聚焦在省际绝对与条件β收敛特征上。巴罗等的著作《经济增长》（2010，中译本）中将β收敛的定义表述为，在地区间仅存在初始收入水平的差距而其他要素禀赋与制度设计均相同的条件下，落后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快于富裕经济体，最终达到相同的稳态水平的现象。但由于每一个经济体受到的自然气候、资源禀赋、政治与经济制度等基础条件的不同，导致的最终收敛的稳态水平不同，这被称为条件β收敛。刘夏明等（2004）指出政策制定者往往更关心条件β收敛，这是由于条件收敛与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等因素直接相关。该研究还指出，在2001年之前，中国地区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差距，而沿海地区内部差距较小，并且中国并不存在俱乐部收敛。这与之前沈坤荣与马俊（2002）的研究不符，该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存在显著的俱乐部收敛，也即由于初始资源禀赋与发展政策相似，在中、东、西三大地区内部出现了经济收敛的特征。在产业结构不断变化时，收敛特征会受到明显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区之间收敛特征也会随之变化。朱国忠、乔坤元和虞吉海（2014）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使用1952—2008中国各省的GDP数据进行收敛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存在地区经济收敛特征，但是东部地区经济不收敛，而地区省际经济收敛的特征也并不明显。

Sachs and Warner（1997）在其研究中指出，若一国开放程度较高，资本、劳动力与技术会存在跨区域流动，这会使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趋向于稳态的增速高于开放程度较低的国家近乎一倍的程度。中国关于劳动力与地区经济收敛的相关研究中，最初并没有得出新古典理论中劳动力流动可以带来地区经济收敛的结论。沈坤荣等（2006）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大规模劳动力流动使得就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劳动力增长速度超过资本积累的速度，有可能不存在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而新古典经济收敛的条件更适合发达国家这种劳动力增速远低于资本积累的国家，因此中国的大规模劳动力流动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没有形成地区经济收敛。国内许多学者关于劳动力流动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研究结果普遍认为劳动力流动并没有缩小地区差距（蔡昉，2005；严浩坤等，2008；段平忠2008；潘越与杜小敏，2010；樊士德等，2011），并由此提出了“人口迁移之谜”。新古典人口流动熨平地区差距的理论受到挑战之后，国内外学者进而转为从新经济地理理论的角度去解释“人口迁移之谜”（李国平与范红忠，2003；范剑勇，2006；姜乾之等，2015），研究普遍认为外部性与规模经济等因素可以解释人口大规模流动与收入差距并存的现象。(www.xing528.com)

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流入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的作用也不尽相同。钟笑寒（2006）区分了劳动力的技术结构，并通过理论与实证层面研究了不同技术层次的劳动力流入后在本地市场中是否存在由于制度分割而出现的工资歧视，并进一步检验了人口流入规模对地区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入的规模与地区工资的增长呈现十分显著的正相关性，若地区存在教育与技术水平的差距，劳动力的流入会促使地区工资差异的加大。赵伟和李芬（2007）提出了异质性劳动力这一概念，即劳动力的技术结构是不尽相同的，而不同技术劳动力流入人口迁入地后不仅会产生本地市场效应，还会产生技术、知识外溢效应，但低技术劳动力流入后只会产生本地市场效应。赵伟和李芬（2007）通过对异质性劳动力进行测算，通过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进行均衡性分析，并使用数值模拟的方式，研究了异质性劳动力对地区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由于存在知识与技术的正外部性的作用，高技术劳动力的集聚能力要明显高于低技术劳动力，从而会扩大流入地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与此相反，低技术劳动力反而会缓解地区差距的扩大。

无论是使用新古典经济理论还是新经济地理理论来解释劳动力流动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都已经较为成熟，然而现有的文献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制造业是最初直接承接大量外来劳动力的载体，相比对整体经济地区差距的影响，劳动力流动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差距的影响可能更大。在人口城镇化的初期，大量农业剩余人口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制造业转移，使东部地区率先成为制造业的中心区域。正是由于城市制造业收入增长快于农村收入的增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就业，使更多的劳动力与资本结合，形成集聚效应，使人口流入初期地区差距加大。但是劳动力流动对人口流入地区制造业增长效应并不是持久的。因为人口集聚的同时还会带来拥挤效应、工资、土地成本的增长效应，这会抵消一部分集聚效应带来的正向影响。随着中部地区制造业的逐渐崛起，在流动人口的作用下地区差距有可能不再持续扩大。然而在中国关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收敛性的研究并不多，尤其是从劳动力流动角度解释制造业收敛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孙巍与李菁（2010）从制造业行业结构的角度检验了中国29个省市1993—2007年间制造业收敛的情况，得出了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地区间水平分布和结构并没有呈现一致性的β条件收敛特征；在细分的两位数制造业行业的收敛检验中发现对原材料依赖较强且运输成本较高的行业具有β条件收敛趋势。简泽等（2012）从制造业企业层面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收敛趋势的存在。戴觅与茅锐（2015）在基于Rodrik（2013）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揭示了中国工业部门存在显著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收敛特性，并且制造业收敛的程度并没有带动整体经济的收敛。该研究在产业经济收敛研究领域中具有较大的突破性，且该研究还进一步指出了工业部门出现收敛但是总体经济不收敛的原因，这一原因主要来自地区工业份额的差异与非工业部门的收敛。但戴觅与茅锐（2015）这一研究与齐绍洲和李锴（2010）的研究结论不同，该研究使用1997—2006年的数据分别验证了省际劳均GDP与六大部门经济的收敛情况，研究表明，中国既存在省际劳均GDP的β收敛，也存在部门经济收敛，其中工业部门收敛速度最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