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而在中国独特的乡村关系以及基层治理形态下，村庄干部成为乡镇一级的权力延伸和“行动手脚”，与乡镇干部一起，在实际的政策执行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基层贫困治理政策的重要执行单位和行动主体。与此同时，作为国家贫困治理政策执行的乡村场域，乡村干部等行动主体面临着科层制组织结构以及非程式化的乡土社会，压力型体制以及乡村社会的熟人社会关系、村庄伦理道义等结构性特征也构成乡村行动者的具体行动情境。
在以往有关基层社会的研究中，乡镇政府往往被笼统归入地方政府的范畴，或将乡镇和村级组织整体化概括为农村社会，缺乏对乡镇以及村委会组织主体的独立分析，或模糊二者之间的关系和差异。如王雨磊将扶贫开发视为一个从中央到村庄“一竿到底”的系统工程，国家治理目标实际上经历了逐级行政发包的过程，首先由省级扶贫部门承包国家的扶贫任务，同时又将这一治理任务分包给其下属的市、县级扶贫部门，市、县扶贫部门再将扶贫任务分包给帮扶单位、村委会，最终建立起了一个由县扶贫办、帮扶单位、村委会组成的治理团队[46]，而乡镇扶贫办扶贫干部往往是兼职，只起协助性作用。但事实上，乡镇作为村级组织的指导单位以及实际运作中的领导者，特别是精准扶贫的运动式推进过程中，国家政策文本将其纳入治理的行动网络，并作为脱贫攻坚的责任人，对贫困治理工作负有重要责任。而在中国独特的乡村关系以及基层治理形态下，村庄干部成为乡镇一级的权力延伸和“行动手脚”，与乡镇干部一起，在实际的政策执行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基层贫困治理政策的重要执行单位和行动主体。与此同时，作为国家贫困治理政策执行的乡村场域，乡村干部等行动主体面临着科层制组织结构以及非程式化的乡土社会，压力型体制以及乡村社会的熟人社会关系、村庄伦理道义等结构性特征也构成乡村行动者的具体行动情境。(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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