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写作年代的推断及确定

本文在以上各节，分别从工艺、市场与赋税等各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陶记》的著作时代。尽管角度不同，但得出的结论却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陶记》都不是元代的作品，而应当写于南宋中、后期。但这个所谓“中、后期”，将近一个世纪，即使是可靠的，也仍然是粗略的。为了尽可能把问题弄得清晰些，在这里还需进一步审定这个所谓“中、后期”的上、下限了。

（一）关于下限：

所谓“中、后期”的下限，就是祥兴二年（1279）——即南宋王朝被灭亡的那一年，而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杂记·武祲》谓：

德祐元年（1275）二月二十一日元兵陷饶州，刘经历焚，邑令范相走，丞周伟死之。

第二年，饶州一带已被元军控触，陶瓷生产在战乱中遭到巨大破坏自在意料之中，且忽必烈为收买江南人心，又于灭宋前三年（至元十三年——1276）发出诏书，“蠲免故宋繁冗科差”百有余件。《陶记》中所列的繁多税目必在蠲免之列。据此，便可把其写作下限提到德祐元年了。若再查考以下两处，似还可以把下限提早。

1.文中分析景德镇窑业不振的原因时，只写了自然灾害（即所谓“时年丰、凶”）、政治腐败（“狱失其较”等）与沉重的赋税，并没有涉及战争，可见蒋祈撰写该文当在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以前——即宋蒙战争发生之前。

2.文中记述镇瓷在当时的市场时说“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

可见其时的川、荆地区富庶而又平静，居民们都习惯使用景德镇烧造的上等青白瓷。然而查考淳熙十四年（即前定上限）以后的南宋史料，便可把这段描写看作是端平元年以前的史实。(www.xing528.com)

因为从端平二年开始，蒙古贵族就在川、荆一带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宋战争，至度宗咸淳十年（1274）鄂州都统制程鹏飞降元，战火延续四十余年，川、荆人民一直挣扎在死亡线上，贩卖瓷器的商人决不会把易碎的上等瓷器运到战场，战地的居民已不可能讲究瓷器的色泽了。

显然，蒋祈描写的这一情况必在1234年（即端平元年）以前。

然而下限端平元年至上限淳熙十四年尚有五十三年，若要继续讨论，还得重新考虑上限。

（二）上限：

我们在讨论之前初步划定的上限——淳熙十四年，是《容斋随笔》的刊行之年。考蒋祈征引该书的语气：“尝记《容斋随笔》……”的尝记二字，说明他撰写《陶记》的时间，不是随笔刊印的那一年，而是距《随笔》刊印风行后，作者阅读随笔的那一年已有相当遥远的岁月了。究竟遥远到何种程度？仅凭这二字已不能深入。但文中有“予观数十年来官斯去者，无不有州家挂欠之籍”的记述，可以帮助我们探寻新的上限。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六》记：淳熙十年（1183）十一月二十六日进呈权尚书户部侍郎韩彦质奏：“州郡财赋场务县道所入财谷皆有名色，在法不得易。而守臣无忌惮者，竭公帑之储以快私欲，至于终更恣为妄用，席卷而去，不恤后人，循致败坏，使继之者无可措手。乞今后守臣任满，将所留诸色钱谷交割下政具数申户部置籍。”上曰：“须令后政限一月具数申户部照会。”王淮等奏：“前政只言数嬴，后政只言数缩，令前后政各具申。”上曰：“过限不中去处，令户部以闻。”（该条《续资治通鉴》作十一年六月）从这段记载来看，在淳熙十一年以前，宋代地方官在离任与接任时，其财赋的交接手续是不严格的。至这年以后，任满守臣就需将所留诸色钱谷交割新任，并具数申户部照会。可见蒋祈见到的“官斯去者”留下的“挂欠之籍”，必在这年之后。如果说《陶记》在征引《随笔》时所说的“尝记”，没有严格的定量标准，那么作者在撰写《陶记》时看到的“挂欠之籍”就多至数十年了。我们知道，这里运用的“数十”是一个不大于百、不小于二十的约数。然而按照人们使用“数十年”这个俗语的习惯推测、则多指三、五十年之间。如果把它看作三十年，其写作上限为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如果看作五十年的话，则为理宗端平元年（1234），便与下限重合了。

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我国历史上第一篇正确记述瓷器生产的专文——蒋祈的《陶记》应当写于南宋宁宗嘉定七年——理宗端平元年的二十年内（即1214—1234）。我所断定的这个著作时间，比陈万里、冯先铭先生所说的写于元至正间要早一个世纪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