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记》中的税课、州份上缴及不同解释

蒋祈《陶记》虽仅一千零九十字，但以极大的分量记述了当时的税课情况：

1.窑之长短，率有数，官籍丈尺，以第其税。

2.交易之际，牙侩主之，同异差互，则有考，谓之“店簿”。

3.运器入河，肩夫执劵，次第件具，以凭商算，谓之“非子”。

4.夫何昔之课赋优裕，而今之事干此者常怀不足之虑也？宪之头子，泉之率分，统制之供给，经总之移用；州之月桩、支使、醋息；镇之吏俸、孤遣、作匠，总费月钱几三千余缗。

5.予观数十年来官斯去者，无不有州家挂欠之籍，盖尝推求其故，则有由矣。

以上是蒋祈围绕景德镇陶瓷产业记述的有关税课与其税入越县缴州的实事。引文1记按窑容积纳税的制度，笔者至今未能从宋元文献中找到相应的史料。引文2、3所记则是“行者责赍”的所谓“过税”（三十分取一）与“居者市鬻”的所谓“住税”（十五取一）（《宋史·食货》）。“过税”与“住税”为商税的两大内容，起于中唐，为宋元两代所沿用。引文4即附加税，其中的“月桩”之类为南宋特有的税目。尤其是与税目相关的“统制”与“经（制使司）、总（制使司）”则为宋代特设之官师。笔者曾以此为据，断定《陶记》著于南宋，而对引文5，即景德镇离任官员因不能如期完成额定税课而须越过浮梁县至所在之州办理挂欠手续的那一节，旧稿未能做出专门研究，仅把“无不有州家挂欠之籍”的“州家”，解释成南宋时代的饶州。

继1983年日本著名的元史学者爱宕松男博士在《集刊东洋学》发表评论肯定《陶记》为南宋著作之后，江西省陶瓷公司编辑的《景德镇陶瓷》发表了熊寥的《蒋祈“陶记”著于元代辨》一文.熊文约二万余言，有些人以为他通过“建置”问题考证《陶记》年代的那一章能“言之成理”。他在这一章指出了笔者在《考辨》中把前揭“州之月桩”与“无不有州家挂欠”的“州”与“州家”解释成南宋时代的饶州的谬误，并通过“州”与“州家”这三个汉字，重新找到了《陶记》著于元代的根据。他说：“众所周知，浮梁从初唐置县以来，直到清代，景德镇历来是浮梁县下的一个辖镇，而浮梁县又是饶州郡府下的一个辖县。”由于“地方各县的税粮征收、上缴、挂欠，由知县[1]直负其责，郡府刺史并不插手”。所以“如果像《考辨》那样，把《陶记》内的‘州’理解为‘饶州’，那么就会造成这样一种现象：跳过浮梁县的中介环节，把浮梁县下属的一个镇，与郡府饶州直接相衔。显然，这不符合正常的行政区域统辖关系”。由于此稿缺乏起码的“建置”知识，违背了所谓“州镇不能相衔”的行政区域的统辖关系，因而“严重失误”。然后，他把笔锋一转.继续写道：

其实《陶记》中的“州”，不是指南宋的“饶州”，而是指元代的“浮梁州”。这是因为，“浮梁”作为中央王朝的一个地方基层政权机构，从唐到宋，历来称为“县”，唯独到了元朝，才称“州”。(www.xing528.com)

由于元代的浮梁州下没有设县，州就直接管到了镇，《陶记》中所说不能完成税课定额的离任官员也就无县可去，因而就只能到浮梁州去办理挂欠手续了。由于“州”和“镇”只有元朝才能相衔，于是《陶记》不可能著于南宋而只能是元代著作。

熊寥经过这样一番“考证”之后，颇为得意地说：

我们一旦搞清了《陶记》内的行政建制中的“州”和“州家”的具体含义，那么，《陶记》的著作时代（指著于元代）。就自然显示出来了。

以上是熊寥从所谓“建置”角度否定《陶记》著于南宋而只能是元代著作的全部理由。

从熊寥遵循的“一般的行政区域的统辖关系”上看，他的论断似乎没有逻辑上的错误，所以我国陶瓷界与考古界的某些资深学者对他的“州管县，县管镇，州不能直接管镇；如州下不设县，州便可以管镇”论，怀有特别的好感，故宫博物院的冯先铭认为“很有说服力”，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傅振伦则说他的立论“确胜前人”。而笔者却不能苟同，非不能从善如流也，实有两重原因：

l.熊寥纵谈宋元建置，却没有征引一条宋元史料。

2.我国古代既有所谓“州管县，县管镇”的建置，也有“下不得僭上，上可以兼下”的规定。按：按知县名目流行于明，此处似应作县令。

以上两点，被冯、傅二位认为正确无误的论断，在笔者看来，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猜想。当然，科学研究是允许猜想的，但却不允许把猜想当作推理的根据。现在，要想证实熊寥猜想的真伪，必须应用宋元时代的权威文献来进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