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山寨式创新的真实含义和可行性

深圳为什么要改头换面把自己打造成创客中心？随着中国电子第一街的制造业走到尽头，“山寨”产业也退出了舞台。我们回溯山寨现象，自然会联想到一个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隐喻：李逵与李鬼的区别。我们抨击李鬼是假李逵，其核心是法律专家所谓的版权问题，但山寨思维认为关键不在于版权（copyright），而在于“模仿是对的”（copy is right），即模仿本身是正当的。在古代文学中，山寨的意思是占山为王的土匪的据点。因此，“山寨”作为词语本身有反叛的意味。而现在我们把没有自主创新能力、靠模仿其他品牌和产品来实现自产产品与低价行销的现象，统称为山寨现象。

从深圳的历史来说，山寨产品的生产往往发生在私营企业较多、管理比较松懈的地方，产品的输送方向往往是消费水平不高、经济较不发达、法律管制较不严格的地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有人开始赋予“山寨”正面的意义，即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用较低的成本实现一种模仿式的创新。

很多人视“山寨”为贬义词，这是因为中国市场有大量的仿冒产品，中国也一直因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被诟病。我们经常在市场上看到，一个外形与苹果手机几乎没有任何差别的所谓的“iPhone 6s”，在开机的时候居然显示为安卓系统。苹果手表才刚刚发布，我们就能在华强北看到“Apple Watch”，使用的竟然也是安卓系统，而且号称能兼容苹果系统，有些功能甚至是苹果手表没有的，但价格只有其1/10。这就是“山寨”产品的强大之处。

其实，这一过程起始于台湾的联发科公司把所有的软件芯片集成在一个简单的电路板上，使得厂家可以以极低的成本进入手机生产环节。不只是手机，中国的“山寨”产品从电话、传真机、VCD（影音光碟）机、DVD（高密度数字视频光盘）机、音响、MP3播放器等一路走过来，直至手机。深圳生产的手机不仅在中国占据半壁江山，还远销国外欠发达地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7年，乔布斯用苹果手机打破了这一局面，把传统手机智能化，中国的消费者从此意识到在山寨机以外，他们也有升级的需求。山寨手机衰落的起点就是苹果手机的面市。

山寨一词的很多负面含义，在当下已经过时了。不可否认，山寨在整个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很多人就会提出疑问，有没有一种东西叫作“山寨式创新”？这个词乍听上去完全是个悖论，但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在中国特定的市场环境下，草根企业家们用哪些方式进行了山寨式创新？

我们来看看深圳的具体情况，在整个山寨的过程中，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中都有许多参与者，他们会把自己的任务模块化、流水化，并自发横向地与厂商对接，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主导厂商，因此，它与苹果供应链系统完全不同。我们把这一模式称为“交钥匙式的解决办法”。组合起来以后，一个产品的整个流程就打通了。因此，深圳所有的制造企业规模都不大，但每一个都是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要有差异化的设计和产品出现，产业链上的所有小模块就可以马上行动，根据新的设计和产品需求重新组装它的生产线。深圳在经过“山寨”产业的洗礼以后，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迅速地实现产业化，这可能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具备的优势。

因此，我们可以对“山寨式创新”进行具体的分析，看看它有哪些优势是值得我们保留和发扬的。

模块化

把生产系统分解成一系列结构和功能独立的标准单元，然后将其模块化，再按照特定的需求进行模块组合，在一种精益制造的环境下迅速制造出市场需要的产品。(www.xing528.com)

产业链创新

目前深圳制造业的产业链条不仅辐射整个珠三角，还能辐射到国外。因此，一个产品从组件的采购、设计，到生产制造和销售，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不仅能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能形成强大的信息交流、创新启发、降低成本的规模效应。

面向消费者的产品创新

山寨式创新可以做到紧紧围绕消费者的需要来进行产品外观与功能方面的创新。在山寨手机的时代，厂家可以针对建筑工地的工人设计一款喇叭声音很大的手机，以便让他们在嘈杂的环境中也能使用手机通话；厂家还可以为中东地区的客户设计出可以用28种语言翻译《古兰经》的手机。总之，这推出了相当多紧贴客户需求的设计。

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

山寨手机选择的是被大企业忽略的需求和尚未得到满足的利基市场。因此，它们会避开大企业的正面冲突，其对非主流市场的把控力度是十分惊人的。

前文中说过，山寨一词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反叛的意思，所以山寨的反叛有一系列意义：反叛大公司，反叛领先品牌，反叛价格昂贵的产品，反叛主流文化。所以，其整个产业链组合过程深具“后福特主义”气质。山寨产品的生产者非常像前工业时代的手工作坊：所有作坊合作完成一个产品，虽然产量不多，但是厂家众多。IBM曾主张企业的最高境界是“按需应变”，因此山寨式创新其实符合未来生产企业的需求，即批量生产个性化的产品。换言之，就是大规模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