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针对《通知》的文本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作为一项司法文件，其影响力自然不可与正式法律相比，但就涉企案件处理工作本身，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回应经济社会的法治需求。前文已经论述过，人民法院的工作应当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当我国面临产业升级转型、需要大量创新创业人员活跃于市场舞台时，人民法院既然应充当制裁者又应充当守护者，《通知》的第一部分就明确了该工作指示既是对现实需求的回应，也是对国家政策的响应。
第二，提高涉企业家案件审判质量。《通知》的下发意味着“专事专办”，要求法官对涉企业家案件引起重视，特别是《通知》第二、三部分提及的某些案件情况如何处理，其实是将已经总结过的经验通过文件强调有效地推行开来，今后法官处理类似情况时将有一个更加正确的方向。但是，该《通知》仍然缺乏可操作性，是否会成为实际案件裁判中“参照”的依据尚未可知（本文认为不会）。另外，《通知》第四部分对于涉企业家案件的宣传工作也是保障和提升审判后续良好影响的关键因素，对舆情虽然难以掌控，但至少应当确定源头信息的正确性、积极性。(www.xing528.com)
第三，提升企业家对法院的信赖度。《通知》的发布本身就表达出人民法院对营造适合企业家创新创业的良好法治环境的重视与热情，而落实《通知》意味着通过一个个案件使企业家感受到公平正义，通过司法政策、司法解释、指导案例、个案裁判使企业家合理把握胜诉期待，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同时增强司法公信力，赢得企业家的信赖，最终形成市场与司法系统的良好互动。
总的来说，《通知》依旧采用陈旧的指导文件表述模式，拼凑感较为明显，可以视为“一一映射的陈述模式”[7]，且并未在《意见》的基础上有何大的改进和突破，从文本内容上缺乏可参照性，但是依然可能对法官的内心判断造成影响。在笔者看来，《通知》也同时是一种衔接工具，指导人民法院收集案例和提炼案例的工作方向，将《意见》的公共政策核心要求与案例释法衔接起来。试图以《通知》作为厘清审判活动与企业家创新创业关系的依据是不充分的，但《通知》的内容本身可以为我们提供正确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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