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优越性总被这样描述：国有经济一枝独秀。然而，穷则思变的冲动与僵而不死的思想体系已势如水火，现代市场经济的各种元素被一一启动，曾被称为旁门左道的民营经济，开始从历史的侧翼突破。
1978年，侧翼之门被打开。近乎痴癫的政治狂热有了转折性的退潮。贫穷如同芒刺，穿透复活不久的肌肤，改革开放这台大戏，终于在中国拉开帷幕！
对脱贫致富的渴望，成为民营经济最初大潮涌起的推动力。但是，简单原始的占有欲具有浓重的自然经济色彩，也裹挟不少盲目和鲁莽，难成大气候。恰在此时，市场介入了。它以巧妙的拉力，使民营经济破土而出，呼吸着被逐渐松绑的自由空气，转向目的性极强的商品生产，焕发出勃勃生机。尽管当时无人知晓这会把中国带往何处，更无人能够想象随之而来的繁荣程度会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盛世——在这样的盛世之下，中国的民营经济将得到闻所未闻的跃进式发展，浩浩荡荡，无可阻挡。
截至2012年9月，我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1059.8万家，注册资金29.8万亿元，同比增长12.6%和21.3%。同期，我国个体工商户总户数达到3984.7万户，同比增长7.8%。个体工商户注册资金总额达1.88万亿元，同比增长21.2%，从业人员8454.7万人，同比增长10.4%。[1]民营企业还吸纳了80%的城镇就业人员和90%的新增就业人员，为1.8亿以上的从业人员提供了主要的工资性收入，带动了3.6亿以上的家庭人口解决生计问题，并通过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增加了财产性收入，带动更多人口过上小康生活。在国家财政增收中，来自民营企业创造的税收也已达到69%左右。这表明，民营经济已经奔涌成势！
首先，它得益于僵化意识的解冻。中国从政治狂热中觉醒，认真并深刻思索怎样拔去贫穷这颗芒刺。中国决意进行改革，最大程度降低国家的组织成本，改变非黑即白的愚蠢判断，同时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束缚松绑。
制度看不见、摸不着，但也有成本。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降低了制度成本，大大突破了产品和要素的交易壁垒，激发了人们的工作和劳动积极性。劳动力从原来的计划分配格局中解放出来，在“看不见的手”指挥下自由流动。民营企业家承担的政治风险减小，拥有了一定的创业和致富自由。同时，其价值以财富的形式开始得到社会的关注。(www.xing528.com)
其次，与制度成本降低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要素价值的提高。应有尽有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的技术软肋。同时，其他要素的价格也偏低，形成了独特的比较优势，以至于大批民营企业即使走出国门，也能从容不迫地凭借凶猛的价格战，与早已在商业版图上站稳脚跟的国外企业贴身肉搏、一往无前。中国积累的巨额贸易顺差就是证明，2012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民营企业已有5家也是证明。
而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大部分民营企业并非惊世骇俗，而是为钱财所困。它们有着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为此绞尽脑汁去利用各种资源。市场经济的开放，为其合理、合法和渐趋自由地配置资源提供了前提条件。当然，创富的主观性与能动性同样不可或缺。
市场经济的闸门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自由的水流渗透进来。虽然一开始不尽肆意，但在此后的不断博弈与妥协中积蓄力量，最终轰然而出。
一切已变得不可逆转。2008年1月12日，10位经济学家在北大百年讲堂发表感言，“思考中国改革30年”成为最热门的话题。现场，茅于轼先生感慨道：“中国今天的财富增加跟30年前相比，就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如果一个人一觉睡了30年，今天醒过来一看，不会认为还是在中国，好像到了外国。”
往昔今日，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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