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晚清改良主义思想家薛福成在《论公司不举之病》中这样论证公司的重要性：
“西洋诸国，开物成务，往往有萃千万人之力，而尚虞其薄且弱者，则合通国之力以为之。于是有鸠集公司之一法。官绅商民，各随贫富为买股多寡。利害相共，故人无异心，上下相维，故举无败事。由是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其端始于工商，其究可赞造化。尽其能事，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驱驾风电、制御水火，亦可也……西洋诸国，所以横绝四海，莫之能御者，其不以此也哉？”
在薛福成看来，西方之所以强大，正在于具备了聚集资本和各种力量的方式——公司，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未来谁主沉浮？没有绝对的公与私！
毋庸置疑，计划经济体制的“公”时代，导致了国企效率低下、暮气沉沉。比如对政府存在严重的依附关系，在投资、资产处理、收益分配、人事任免等方面受制于行政支配，无法激发经营活力，缺少长期积累和永续竞胜的动力……这显然与市场经济规律背道而驰。要改变这种僵化格局，邓小平出的高招就是解放思想，就是发展民营经济，就是要求对“傻子瓜子”不要动！而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不同所有制经济融合发展、协调发展的前景正在浮出水面，公私边界不再泾渭分明。
这里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坚决限制国有企业的无度扩张或产业链的过度延伸。因为不加以限制，就必然制约民营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淡化所有制标签的正确选择，一是加快股份制改造，二是进而改变一股独大的局面，引进其他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的活力，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的企业、社会的企业、民族的企业”。
且听，一些新任省市党委书记如是说！
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中最富活力、最具潜力、最具创造力的力量，是繁荣城市经济的有力支撑。一个地区有‘民’才稳、有‘民’才富、有‘民’才活。”
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民营企业是这片神奇土地上最具活力的生产力，广大浙商是浙江宝贵的资源和财富，都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民营企业是社会的企业、国家的企业。”(www.xing528.com)
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必须进一步深化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完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加强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
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环境是发展的生命线，民营经济是加速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持之以恒地加强发展环境建设，下决心打破各类显性、隐形的束缚和制约，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置、税费政策、融资服务、法律援助等方面给予民营企业更大的支持，让民营企业真正能够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激活民间投资，加速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推动我省民营经济占比不断提高，推动民营经济快速、健康、蓬勃发展。”
……
中国正走向全面深化改革的创新之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将极大地调动民营企业的和谐因素，成为促进社会安定有序的积极力量；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将极大地激发民营企业的创业热情与动力；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将极大地推进民营企业投入新型城镇化建设，包括带动大量民间资本下乡“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而进一步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也将彻底打破公与私截然对峙的僵局。早在十年前，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已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但是，实际推进不尽理想，有的企业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比如北京市一家原本已改制成为混合所有制的知名商城竟完全收归国有，而商贸流通领域已处于充分竞争状态，这能看作是一种合理调整或进步吗？未来，混合经济以各种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为特征，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必然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新型主体！关键是必须要求国企（央企）真正敞开大门，吸收民间资本加盟，带进灵活的销售、人才、分配等机制，同时发挥好自身在募集资本等方面的既定优势，组成“优势共同体”，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强调或固化体制（所有制）优越感。天津大通集团董事长李占通说得好，“当什么时候我们说到一个企业，不再把关注点放在它是国企或民企的身份，而是看它本身的创造力和对社会的贡献，我们的目标就触手可及了。”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已经从贫穷和落后起步的大国、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义无反顾地汇入全球涌动的改革开放大潮，特别是即将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就理应更为自觉地思考如何致力于对当代人类社会多一些原创贡献。而任何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一定是以意蕴深刻为特征的。一味模仿、浮皮潦草或只做表面文章，就不可能在改革创新方面大有作为。
坚决消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增添新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一改革价值的正确选择，必将续写中国民营经济新传奇。也许，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一方面“允许更多国有资本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另一方面“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将真正有助于走出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新路来，有助于加快培育出一批甚至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来。这些年，像联想集团、海尔集团、长沙中联重科、珠海格力电器、安徽宣酒集团、江西三川集团、首创集团、华远地产、天房集团这类从国企改革中转换出来的股份制企业，以及像汉能集团、软控集团、新华都集团、科瑞集团、亿阳集团、联东集团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的民营企业，已明显表现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嫁接”优势，很有典型意义。而强调“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既接续“继往”，又强化“开来”，将极大地冲破一些貌似公允实则僵化的传统意识束缚，从而深刻地改变并优化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生态，激发起更多的竞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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