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差距的内涵、测量及影响因素解析

高管薪酬差距是指在连续淘汰的锦标赛中,当管理者从当前等级的竞争中胜出并成功晋升到上一级职位水平时,所带来的薪酬的改变(BeckerandHuselid,1992)。根据锦标赛理论的内涵,参与者通过竞争胜出获得奖励,成功者实现向上一个管理阶层的晋升,失败者则停留原地一无所获,该机制涵盖了高管团队的不同层级。相应地,对于公司绩效进行预测的变量必须是不同层级之间的高管薪酬差距,这正契合了西格尔和汉布里克(2005)提出的垂直薪酬差距的内涵。同时,中国的上级与下属之间不仅仅在行政管理级别上存在差异,更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等方面有显著差别。因此,该概念在中国情境下有其现实的适用性。

回顾过往研究,高管薪酬差距这一概念缺乏明确的内涵界定和分类。从研究主体范围界定的角度,可分为内部高管薪酬差距和外部高管薪酬差距。其中,内部高管薪酬差距聚焦于特定企业内部的高管层级间的薪酬差别,外部薪酬差距则关注某特定企业高管与同行业或社会其他企业同级别管理人员的薪酬差别。内部薪酬差距和外部薪酬差距所适用的理论解释大不相同。

(1)企业内部高管薪酬差距的内涵与测量

内部高管薪酬差距中,较为主流的分类是西格尔和汉布里克(1997,2005)从纵、横两个维度对高管团队薪酬差距的划分,分为垂直薪酬差距和水平薪酬差距。其中,垂直薪酬差距是指高管团队不同层级之间的薪酬差距,如CEO与副总经理、副总裁等之间的薪酬差距,可以使用CEO薪酬与其他高管薪酬平均数之间的差异值来表示(HendersonandFredrickson,2001;李绍龙等,2012);水平薪酬差距是指高管团队内部某一特定阶层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如两位副总裁之间的薪酬差距,可以用管理层之间薪酬的变异系数来衡量。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不同的学者发展出不同的指标来衡量上述两种薪酬差距。

垂直薪酬差距主要的测量方法有布卢姆(Bloom,1999)采用的基尼系数法,德普肯(Depken,2004)采用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简称HHI)衡量法,以及自2005年我国开始披露收入最高的前三大高管薪酬总额相关数据以来广泛采用的直接测量法(林浚清等,2003;陈震、张鸣,2006;张正堂,2007;卢锐,2007)。其中,对垂直薪酬差距的直接测量又可以从绝对值和相对值的维度,分为绝对薪酬差距和相对薪酬差距(详见表3-3)。

表3-3内部高管薪酬差距的测量方法及主要文献归纳

张正堂(2007)指出,高管团队绝对薪酬差距的衡量方式有两种:一种是CEO报告期收入绝对数与高管团队中其他两位核心成员报告期收入平均数之间的差额,为避免绝对薪酬差距数值过大,对该差额取自然对数来表示,此处定义为PAYDIF1;另一种是CEO报告期收入绝对数与高管团队整体报告期收入平均数之间的差额,同样为避免绝对薪酬差距数值过大,对该差额取自然对数来表示,此处定义为PAYDIF2。关于相对薪酬差距,林浚清等(2003)使用CEO报告期总薪酬与非CEO核心高管报告期平均总薪酬的比值进行测量(CEODIF1);张正堂(2007)则使用总经理薪酬与年度收入最高的另两位核心高管的平均薪酬的比值来衡量(CEODIF2)。具体测量指标如下:

PAYDIF1=ln(3.1)

PAYDIF2=ln[CEO报告期薪酬-高管报告期薪酬均值](3.2)(www.xing528.com)

CEODIF1=×100%(3.3)

CEODIF2=×100%(3.4)

关于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的衡量,实证研究中曾广泛采用高管团队整体的薪酬变异系数(coefficientofvariance)为指标。李绍龙、龙立荣、贺伟(2012)在开展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时,则采用了使用非CEO高管人员薪酬的标准差除以其薪酬的平均数衡量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PAYHD)的方法,具体公式如下:

PAYHD=×100%(3.5)

(2)企业外部高管薪酬差距的内涵与测量

现有关于外部薪酬差距的文献中,黎文婧等(2014)根据企业高管薪酬(增长率)与同行业企业的高管薪酬(增长率)的比值分别定义国有(非国有)企业外部高管薪酬差距,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外部高管薪酬差距(EGAP1)=×100%

外部高管薪酬差距(EGAP2)=×100%(3.6)

在高管薪酬差距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分别有学者从薪酬设计、经理人市场环境、行业特征、企业自身特点等诸多角度展开探讨。在本土的情境化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影响我国企业高管薪酬差距的主要因素与西方国家有所差异,主要集中在产权性质、国有股比例、董事会结构等公司治理因素方面。方芳和李实(2015)对2010年前后7年间中国上市公司薪酬数据进行分析,少数企业高管的超额薪酬甚至“天价”薪酬是造成我国企业高管薪酬差距较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由于少数金融企业高管薪酬大起大落和政府“限薪令”的颁布,该期间企业高管薪酬差距先增后减。在对企业高管薪酬的决定机制展开分析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有明显差别,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受绩效影响更大,而非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规模相关度更高。岑永嗣和黎文靖(2014)从产权性质的角度对2005年至2013年间发生了总经理变更的A股上市公司展开研究并发现,国有企业的总经理继任来源与高管薪酬差距无显著相关性,但在非国有企业中,总经理的内部继任与高管薪酬差距变动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