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没有形状：侦探片结构的影片《杀人回忆》

时间会使人离散，改变每个人，也会冲淡痛楚。当人们经历过的时间转变为一个被交代的时间，已经过了多年，故事里的人物还是不能释怀。悬案仍然是悬案，事隔多年以后谁也没有得到答案。

究竟谁是这些命案的真凶呢？在基本上仍然符合侦探片结构的影片《杀人回忆》里，叙述就在看似离真相最近的地方被一个来自远方的、技术领先得大家几乎没有想到还能够加以质疑的判决中断了。这个判决如此重要，如此确切，当它在被反复期待和被反复渲染的背景中抵达的时候，甚至完全没有留下被质疑和颠覆的可能，使得那些被扼杀的真实生命理所当然要求追讨的期待落空。

美国和技术——在案件发生时刻还没有为当地获得的技术，越过了朴探员的第六感直觉判断，也越过了苏探员的推理判断，在这份被期待的鉴定报告中现身的不仅仅是这两个中心概念，还有支撑这些概念的前提，即技术是如此优于两位探员原本习惯于依据的种种方法。他们对鉴定结果毫不加以怀疑的认同，表现的是一种不易觉察的臣服姿势。通过一个被如此郑重对待的结果，一种外来权力的扩散秩序也显示出来，正是这一秩序架空了人们的判决权力。

“只有美国才有的”技术鉴定结果在最后才姗姗出场，而前面对这个悬案的种种猜疑，所有嫌疑人的逐一出场又逐一被否定的过程同步于朴探员和苏探员的磨合与认同过程。追逐真凶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两个探员——朴探员和曹探员，这两个本地的人逐渐发现和被发现对于解决现实问题无能为力而不得不退出这个领域的过程。这种无能为力可能是自觉意义上的。无论如何，十多年以后经过故地还停下来张望的朴探员，已经改变身份，成了一个商人，正在忙于送货。曹探员一定也已经退出了警察这一行，因为他被曾经遭受他毒打的嫌疑人用一块带生锈铁钉的木板打在小腿上，处理晚了，不得不截肢。苏探员还有留在行内的可能，和其他两位探员相比，他对现代科技有更多的自觉意识，他所擅长应用的理性推理，显然是强调了逻辑关系的结果，与技术进展方向一致。这些模仿或者说学习的行为，在缉凶过程中被叙述得似乎比朴探员的重视直感的方法更为有效。

如果说探员们是作为一种安全的社会秩序的维护象征和保证出现在故事里，那么他们的责任应当是由一些可靠的、忠于职守的人来承担。正是在这种假定之下，缉凶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完整地展示出一个队伍和行动的变迁过程，在不断变迁的价值观念中这样的变迁过程似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

本地的朴探员和曹探员的行为显得不只是有点可笑，还相当靠不住，在他们的判断和行为之下一个弱智的男孩和一个老实的工人先后被屈打成招。如果说可笑不过是无伤大雅的非理性行为，那么冤屈不仅仅对于阻断罪行无济于事，而且还造成新的对具体个人的伤害，显然是违背理性而不应被容许的事件。

警察局在现代社会里应当是一个经过设计的机构，具有层次严密、分工合理这样一些特征，在命案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却并不完全如此。警察局局长仍然具有一派家长式的风格。这几个人所组成的工作团队，与其说是一个现代组织，不如说是一个特殊的家庭。朴探员和曹探员不像是职位较低的职员，而是局长的晚辈，俯首听命的身体姿势像是在家庭里发生而不是在现代组织中发生。局长很像是一个父亲，可以狠狠地一脚把曹探员踢下楼梯，因为他在媒体虎视眈眈的目光下，居然还在对嫌疑人施以暴力，对他们进行逼供。局长发现自己多次警告（这完全符合组织管理伦理的做法）完全没有效用，他在气急败坏中只能对曹探员使出这种原始的暴力。

尽管这种暴力对暴力的效果显然也值得质疑，在故事中，最终有效地止住曹探员的暴力再次发作，是曾经受到他毒打的弱智男孩，他用一块带钉的木板打击了曹探员，不但暂时止住了曹探员的疯狂，而且几乎终结了曹探员实施暴力的能力。破伤风的危险使曹探员失去一条腿。曹探员一无所有，在为他手术签字的时候，朴探员说曹探员把他当成哥哥。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关系意味着的权利义务，在故事中是被表现得先于组织结构的。

并未被人们完全适应的组织仍然在模仿家庭的模式，这个像是家庭的特别小组，一个家长式的局长，两个兄弟一样的探员，一个做助手的女职员，不像是承担辅助工作的职员，更像是一个妹妹，她在贡献了各种辅助工作价值的同时还以女性的细致提供了可疑的细节，使得对案件的侦破一度从山穷水尽转入柳暗花明。外来的苏探员，立刻就使得这个组织被对比得相当一致。他们一起娱乐，一起吃饭，当然，还有一起工作。在这里所有的内容都是以类似家庭的方式进行的，直到最后，在手术室里面对家属签字的朴探员道出他们之间的关系，他的悲伤，正是一种骨肉之间的悲伤。

朴探员的家庭是故事里唯一得到正面呈现的家庭，他的太太很深程度地介入了他的工作：追踪第一个嫌疑人是由于她提供的线索；在否定这个弱智小孩的杀人嫌疑的时候，苏探员的判断尽管不是正面的，仍然间接否定了这种家庭参与式的合法性基础。“分工”概念在思维逻辑和现实中的介入隐约可见，而且和女性的位置联系起来。女人提供的都是感性线索，判断全是由男人来进行。

故事只褒扬家庭对个人的呵护和对女人的支持，在故事最宁静的画面里，做护士的贤惠妻子让丈夫躺在草地上为他输液。以结果和画面来达成的微妙褒贬不是全部，至少这女人还要亲自经历她已经得知的、最后一次发生的恐怖。受害者并不是她，危险以一种越来越冷静的姿态越过她的身边，卷走了一个小小年纪的女孩。这个年轻的无辜生命的消失激起了苏探员不可抑制的愤怒，在曹探员和朴探员之后，他最后一个进入渴望复仇的激烈状态。

第一个嫌疑人，当地一个小饭店老板的弱智儿子，因为老是跟踪受害者并且能够完整准确地复述行凶过程被朴探员认为是凶手。证据和认罪的对接是在曹探员的重击之下获得的。显然对嫌疑人施以暴力获得口供已经成为他办案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点不仅仅从朴探员对弱智小孩介绍曹探员时候那种习以为常的语气中可以得知，还在暴力一直延续到曹探员失去一条腿以至于很大程度上失去攻击能力中得到证实。

作为嫌疑人，这个弱智小孩被认定为罪犯隐藏了以下假设：弱智本身就是对常规的背离；如果他可以老是跟踪这个女人（人们从他弱智的事实来理解和容忍这个行为），那么他同样有可能杀死她（可能他并未意识到这是犯罪，就像他并未意识到跟踪女人的不妥）。在指定他来承担命案责任的时候，这个替罪羊还承担了人们对人的病态本身的不满和抵制。是他变形而失去行为能力的手提示苏探员，并且因为他的父亲出现在现场的呼救，以及面对媒体的追踪所需要的透明性，挽救了弱智小孩的同时，还展示出现代机制的可靠性。这是一直延续在推理过程中的逻辑。

第二个嫌疑人来自现场的抓获；听从占卜而来的朴探员和曹探员，一直不断地进行推理的苏探员，一个可疑的陌生人来到现场。追逐这个陌生人一直到了一个工厂里，在一群一模一样的工人当中，他们凭借一条鲜红颜色的短裤的瞬间闪现，终于找出这个疑犯。但是这一次来之不易的结果被一群以示威形式表达的反对意见否定了。嫌疑人的家庭，有一个残疾妻子，她不能满足丈夫心理和生理需求。但是他对妻子和家庭都很照顾，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从来都是准时去教堂，所以他的无辜获得了一群教友以示威形式表达的担保。尽管填补了家庭缺失的功能，宗教在社会管理方面的重要性却不是被刻意表现的，在此的意义无非是提供了另一个方向的清白支持。

第三个嫌疑人，这个看起来相当文静的年轻人，外表完全不具备行使凶杀所需要的暴力特征。他几乎显得柔弱，承担不了人们的怀疑。如果不是雨天里的点歌、一次又一次不在的巧合、歌曲伴随的凶案，以及最为可疑的点歌的明信片——上面留下的地址暴露了他所在的地点，没有这一系列的线索，他将不会进入探员的视线。恐惧是因为一个还没有被证实的凶手随时都可能释放他的伤害能力，然而恐惧似乎难以依附在这样温和的形象上。年轻人当兵退伍，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小城定居，很少与人来往，有点落落寡欢：这样的形象，并不是恐惧的形状。(www.xing528.com)

然而年轻人的无辜是所有嫌疑人中唯一没有被证实的，导致恐惧的因素却一点一点在探员探案的过程中显现出来。孤独，不与人来往，神秘感慢慢构成更深的嫌疑。嫌疑不仅仅是这些渐次出现又被渐次洗刷的个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关于杀人事件的回忆是和巨大的工厂形象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座在黑夜里得到更多呈现的工厂，巨大的建筑被雨夜的背景渲染得气氛冷漠，厂房大小与人的尺度构成强烈反差，孤零零地矗立在这个多山的地区，仿佛要像消耗材料一样吞噬个人。这些部分因为尺度过大和传统经验无从把握的建筑所产生的压迫性，经由第二个嫌疑人的逃逸被触发，未来经由第三个嫌疑人在其中的位置被强化。

搜索嫌疑人的过程至少也是本地家庭式的饭店，还有那个有病女人家庭的狭窄房屋被澄清的过程。透过苏探员的推理被解放的不只是两个弱势的人，还意味着对这些被怀疑的乡土进行昭雪。如果电影故事意味着不得不带着某些特定的观点和态度来探索可能，那么对这些场景和人物逐一进行嫌疑—澄清的分析，最终显影的是对本土的信任和肯定。

危险最有可能来自这样一个人：外来者，在工厂高高的控制室里，枢纽部分，孤独（他在不断寄到电台的明信片上这样写）。塔尖上的控制室类似监狱控制中心模型，其最显而易见的功能就是要将底下的一切尽收眼底，要施加和执行严密的控制。

所有被监视的人对这个位置是无能为力的。直到追踪到这个文静的青年，追踪到他工作的地方，追踪到显然是超前于本地人们的一种现代生活方式当中，疑虑才变得如此确凿：他所点播的歌，雨夜，所有命案发生的巧合的时间，尤其是为唯一幸存受害者复述过的柔软的手。在几乎难以控制的愤怒心情中，苏探员和朴探员认为只需要等到那份更确凿无疑的报告，他们就能够施以惩罚。

然而这不过是和一些细节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个人，尽管他的消失和移动貌似与恐惧相互替换着在场，恐惧仍然没有具体的形状显现。关于失败的探案过程的叙述，表现了对现实中不同伦理取向的行为结果的深切忧虑，置疑了对技术发展的盲目乐观和信任，只能将恐惧留待时间来消除。

在人群深层的集体意识中，这样的恐惧不能忽略不计，这些新的强大背景，无论是具体的厂房，还是抽象的“美国”与“技术”，似乎除了可能提供制造伤害的技术支持，还提供了对自身的邪恶庇护。伤害能力和行为如果不能说是一定，至少也是在最大可能性上被追踪到这里，这个嫌疑人很可能掌握了如此众多完全消除作案证据的手段，并且将这些手段应用得如此娴熟，显然也能够回避苏探员的推理，能够直视朴探员却并不暴露过多的嫌疑。

如果他的行为可能由一种心理疾患来加以解释，那么追踪造成疾患的原因也很可能直抵他异于传统的生活经历。疑凶被一纸报告所释放，恐惧汇流了深深的无可奈何。苏探员和朴探员同时因失败所清空的空间，出让给了一个能够更为娴熟应对现代技术逻辑的人。事件之外的人们，所有的观众，由于被放置在苏探员和朴探员这一边，甚至没有可能看见真相。一个人群的脆弱性在这样一个不得不释放的个人面前显示出来。人群所听从的命令，显然不能保证此后此地女人们在雨夜的安全。但是苏探员和朴探员，包括曹探员，还有他们的上司，都已经尽力：他们在一道此地和彼处落差明确的界限前，按照遥远的规则硬生生地止住了追踪的脚步。

很可能朴探员在多年以后仍然耿耿于怀，否则他不必在送货途中停下来，再次站在某个现场；不必再次俯下身去，像从前做探员的时刻去看那被覆盖的沟。里面不再有一具可怕的尸体。沟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突然旁边的一个小女孩问他看什么，女孩的声音几乎要惊吓到朴探员。多年以前，在不断发生的恐怖事件的时候，受到惊吓的应当是这女孩。

然而时间会使人离散，改变每个人，也会冲淡痛楚。现在朴探员抬头看着面前的小女孩，十七年前，这个位置上他的面前有一个小男孩，鹦鹉学舌地重复他的每一句话，好像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小女孩似乎有可能在无意之间带来真相，缓解朴探员的不能释怀。她说前几天，也有一个人在这里像这样往沟里探看。

如果不是苏探员，就是那个要回到现场的人。做过警察的人都知道，罪犯总是会回到现场。朴探员要问出所有观众希望知道的谜底，这个已经逃脱的罪犯，可疑的人，是怎样的人？

普普通通，看起来普普通通。

只是一个路边偶然遇到的小女孩说的，阳光下不再有恐惧，她说得真是轻轻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