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H-O）模型，将环境规制当作一种生产要素，检验在自由贸易体制下，环境规制宽松（严格）的国家在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劣势），并成为这些产品的主要出口（进口）者。Kalt（1988）运用1977年2位数分类的78个行业截面数据的H-O模型研究了美国的环境政策是否影响了其产业竞争力，结果发现污染控制成本对美国的净出口的影响为正；当排除自然资源部门时，此影响转变为负；当化学行业被排除时，负影响更加凸显。这些反常的结果可以解释为截面模型不能捕获不可观察的行业异质性（Brunnermeier and Levinson，2004）。Tobey（1990）的文章是这一领域较早的开创性文献之一，其在Leamer（1984）提供的赫克歇尔-俄林-瓦内克（Heckscher-Ohlin-Vanek，HOV）模型和11种资源禀赋变量的基础上，运用Walter and Ugelow（1979）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76年关于各国环境问题和国内规则的调查问卷所构建的环境规制指数，利用1975年23个国家的截面数据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贸易模式的影响。结果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贸易模式的影响不显著。Cole and Elliott（2003b）在Tobey（1990）的基础上，运用HOV模型采用60个国家1995年的截面数据，检验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品贸易模式的影响时发现：环境规制与污染产品的净出口不存在明显的关系，即使考虑到环境规制内生性的情况下，也没有改变这一结果。然而，文章认为钢铁和化工行业的净出口在资本丰裕的国家中是大量的，而发达国家资本是丰裕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的钢铁和化工行业即使面对严格的环境规制也没有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有色金属和造纸行业的净出口分别在矿产和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中是大量的，对当地资源的依赖导致有色金属和造纸行业没有转移到环境规制较低的国家。文章把环境规制没有对污染密集型产品贸易模式产生明显影响的原因归结为环境规制和要素禀赋在决定比较优势中的反向作用。Ederington and Minier（2003）和Levinson and Taylor（2008）认为环境规制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很小的原因在于没有把环境规制当作内生变量，于是分别用1978—1992年美国4分位数的标准产业分类的制造业净进口的面板数据、1977—1986年美国3分位数的标准产业分类的制造业从加拿大和墨西哥净进口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净进口的影响，结果均表明：环境规制对美国净进口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且内生化的环境规制比外生的环境规制对净进口的影响更大，后者还显示污染控制成本增加最大的行业进口最多。Busse（2004）采用了2001年119个国家的5个高污染行业的截面数据，运用H-O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净出口的影响，结果并没有发现支持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充分证据。但是钢铁行业例外，严格的环境规制与净出口之间出现了显著的负相关。Ederington，Levinson，and Minier（2005）运用1978—1992年美国标准产业分类4位数水平的制造业的面板数据检验环境规制对美国净进口的影响，认为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难以发现的原因有：①环境规制对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有着强烈的影响，而大量的贸易发生在发达经济体之间；②对于大多数行业来说，污染控制成本只占总成本很小的一部分；③污染控制成本大的行业在地理上是不容易移动的。考虑到以上情形之后，发现污染控制成本对能够自由移动的污染密集型行业从发展中国家净进口有着显著的影响。陆旸（2009）采用2005年的横截面数据，在HOV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最小二乘法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商品比较优势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不仅没有降低污染密集型商品的比较优势，而且提高了化工、钢铁和造纸行业的比较优势。
上述运用H-O模型的研究中，采用截面数据的研究没有发现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充分证据，即使在考虑到环境规制内生性的情况下，也没有改变这一结果；而运用面板数据并且考虑到环境规制内生性的研究却强烈支持污染避难所效应，虽然这些研究的样本只是美国（净进口），而没有考虑其他发达国家。(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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