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人民党时期：1923-1949年的政治变迁

土耳其自建国之日起就以资本主义为立国之本，冠以自由主义的称号，执行市场开放的经济发展策略。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相继成立的一系列组织，以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政府行为，却时常体现出国家强制干预经济活动的外部表征。共和人民党执政时期，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在经济层面，都表现出“一党制”国家的部分典型特征，由军人团体所演变而来的统治核心，在这一阶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既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也与当时土耳其的内部环境密切相连。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虽然通过革命方式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经济上依然从属于西方，严格来说是一个经济不独立的“主权国家”，主要表现就是中央银行和关税主权被外国所把控。在这种情况下，凯末尔认为：“为确保我们巨大而辉煌的胜利不至于得而复失，我们必须捍卫、加强和发展我国的经济。”^[3]因此，在整个凯末尔时期，追求国家的经济独立，成为统治核心唯一的主题。所以，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计划经济，只要能够符合国家经济恢复发展的要求，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采纳。通过对国际环境的审时度势，以凯末尔为首的共和人民党政府最终确立了以自由主义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

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最基础的莫过于支撑起国家金字塔的资产阶级。然而当时土耳其的情况，用凯末尔的话来概括就是，“我们没有与之相适应的资产阶级”。因此，作为盘活土耳其经济棋局的重要一步，就是扶植土耳其本土的民族资产阶级，将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快速转变为基础工业国。奥斯曼帝国给共和国留下了大量的封建主和商人、投机阶层，为数不多的工业基础也掌握在少数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手中。出于对奥斯曼帝国解体的错误理解，当时的统治集团错误地将少数民族资本家也划分为改造对象，反而将国家的工业化理想寄予封建主和商人阶层身上。根据具体国情，土耳其政府制订了优先发展农业的政策，用农业发展创造的外汇通过赎买方式将工业收归国有，再通过国家扶持的方式，壮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将其纳入国家的经济机制当中。这一设想令土耳其政府耗费了大量的资源，但直至1929年大萧条来临之时，凯末尔希冀的民族工业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大量的基础工业品仍然依赖进口，反而是自由市场原则催生出了商业的快速发展和投机阶层的死灰复燃。

对新生的共和国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独立战争不仅消耗了国家大量的元气，还失去了广袤的领土，若要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国有化，仅靠农业收入远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政府一方面制定限制少数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另一方面着手与资本主义强国媾定外资引进协定，即将重要商品或战略物资的垄断权，部分或全部出售给外国公司经营。在这种外交思想的策动下，土耳其与美国在1923年签订了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外商投资协定，即《柴斯特让与权协定》，该协定规定美国在土耳其享有99年的铁路、港口修筑权和采矿权。虽然该协定最后在英、法等国的强烈反对下不了了之，却开了土耳其对外资“让与”的先河。

在此后数年间，民族资本在土耳其政府的扶持和保护下逐步发展，但因先天固有的弱小性，使其在国家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中，终究难逃外国资本的冲击。1929年经济危机自美国爆发后迅速席卷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土耳其也在这场金融海啸中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1929年经济危机令土耳其政府洞彻了经济无政府主义的巨大危害，而此时的苏联正在执行1928年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的经济发展非但没有受到由美国蔓延而来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反而呈现出一枝独秀的面貌。于是，土耳其领导阶层将目光转向苏联，以伊诺努为首的内阁，吸收消化国家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的做法，结合土耳其的特殊国情，在世界上首度尝试用社会主义方法发展资本主义。(www.xing528.com)

1931年，土耳其共和人民党第三次全体代表大会将凯末尔主义概括为六大基本原则，其中的“国家社会主义”限制私有经济的发展，私有经济只是国有经济的补充。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引导下，时任土耳其总理伊诺努访苏，与苏联达成协议，土耳其以20年本国商品作为交换，引进苏联8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用于土耳其的五年规划建设，与此同时，伊诺努此次访苏还从苏联引进了大批技术专家，用以培训本国急需的技术工程骨干。凯末尔时期的“五年计划”名称为Birinci Beş Yıllık Sanayilleşme Planları（“第一个工业五年计划”），严格来说，这个“五年计划”并非是有关国民经济的全方位计划，其重心主要是发展当时国内欠缺的工业。

最终，在苏联的技术和无息贷款的支持下，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五年计划”于1934年1月正式开始。截至193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时，土耳其成为当时世界上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同时经济发展方针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限制私人经济和外国资本的活动范围，规定私人经济只是国有经济的补充。土耳其也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中央指令方式发展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土耳其的国家主义经济原则与苏联有着本质区别，其实质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土耳其工业发展速度与同时期的苏联、德国和日本并列，成为当时世界上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然而，随着国家主义的盛行，尤其是凯末尔逝世之后，土耳其经济体制在二战前后也开始逐渐僵化，经济发展陷入停顿甚至倒退。

简单来说，这一时期土耳其的经济发展主线大致可以将1929年经济危机作为参照物。1929年之前，土耳其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自由主义；经济危机之后，出于对国家经济部门的保护，国家主义干涉原则逐渐成为主流。需要注意的是，这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阶段，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以一种近乎“藤壶”式的共存，二者之间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一种长期共存、此消彼长的关系。二战结束后，尤其是民主党上台之后，土耳其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全面整顿，这便预示了战后自由主义的再次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