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三大红利和后发优势

黄少卿^[1]

2015年中国经济全年增长速度接近7%，尽管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这个速度仍然相当高，位居各国前列。然而，相比于2007年曾经高达14%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增长态势的下调却是明确而迅猛的。在这一背景下，对于2016年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人们普遍认为会继续下行，甚至认为，这年极有可能是199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年份。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学术界和政策界都存在很不一样的判断。譬如，林毅夫认为，由于中国依然存在的后发优势和投资需求，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未来20年还有可能保持在8%左右。但是，更多的经济学家对此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刘世锦认为，中国正处在经济增长转换的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不可能维持在很高水平。还有的学者认为，由于人口红利的枯竭，加上投资效率的不断下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应该落到了5%左右，甚至更低。

本文试图在以上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若干理解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新因素、新视角，以便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的宏观走势。我们认为，如果能够通过改革形成有利于扭转过去资源资本误配格局的新体制，那么，优化存量资本结构、调整城市结构和推进信息技术利用，都可能为下一步经济增长释放巨大红利，从而提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一、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取得了辉煌的经济发展成就，GDP年经济增长率接近10%，剔除人口因素，人均GDP增长率接近9%。这是非常高的增长速度，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个增长速度是怎么来的呢？大体上，我们可以将其归功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作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人口结构属于准金字塔型，底层的年轻人口数量要多于顶层的老年人口，这种结构保证每年大量年轻人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会产生人口红利。经济学上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是劳动人口的供养比，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不必然会产生人口红利。只有当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超过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时，劳动人口的供养比下降时才存在人口红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劳动人口的供养比在不断下降，即劳动者赡养老人和抚养孩子的负担在不断减轻。

劳动人口供养比不断下降会带来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劳动者收入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储蓄起来。因为要供养的老人和小孩的人数在下降，家庭开支会减少。一个国家没有高储蓄率，就很难实现高资本积累率，而资本积累本身对于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劳动供养比往下走，意味着中国的储蓄率能够往上走，就能够实现比较快的资本积累。第二个好处是，当供养的孩子和老人比较少，劳动者就可以接受一份相对低的工资。对于出口加工产品而言，低工资可以迅速反映到产品的成本中，整个产品成本降低了，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就上升，中国就能够出口更多的工业品。

然而，由于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实行了比较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到21世纪初，随着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数量的不断下降，劳动人口的供养比在2015年出现了反转，这也意味着人口红利到2015年基本就枯竭了。虽然孩子少生了，但是总人口中老人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供养比不断提高。据预测，到2050年，100个劳动者需要养活70个老人和孩子，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负担。

第二，快速的资本积累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根据我们一项研究估算，1995—2011年的16年间，中国的资本存量（不包括住房）提高了10倍，年均增长率超过15%。快速的资本积累首先源于居民的高储蓄率。譬如，中国在2013年储蓄率高达50%，国民收入的一半被积存起来，这就给资本积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除了科威特和百慕大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全球很少有国家比中国储蓄率更高。有人把高储蓄率归因为华人习惯或东亚传统，但是，同为东亚国家的韩国，其储蓄水平已经明显下降，因为供养比提高上去了。因此，高储蓄率更有可能还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资本积累的另一个来源是外商直接投资（FDI）。1995年以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翻了一番，已成为世界上吸引FDI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FDI在中国整个资本积累中的比重并不高，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多体现为促进技术进步。因为FDI往往伴随着成套先进设备的引进，以及高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外溢。

第三，各种有利于效率提高的因素，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结构调整，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技术进步是改进效率的重要因素。中国作为后发国家，通过进口设备学习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能够较快实现技术进步。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过去10年间，中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分别增长了大约2倍和3倍。(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
图1 中国历年城市化水平

过去30多年，对效率改进贡献最大的，还是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结构转型。大量劳动力和资本从低效农业部门转移到了效率更高的工业部门或城市部门，即生产要素向高效率部门流动，这本身就会提高供给能力。2000年，大约1/3的城市工人是来自农村的所谓农民工，到2009年，农民工占城镇就业比重已经达到47%。大量劳动力从农村部门转移出来，其效率增进作用极其巨大。199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不到30%，而当时全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5%。2004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接近40%；2011年，中国城市化水平第一次超过50%（见图1）。和发达国家80%的水平相比，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还差大约25个百分点。未来，中国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还能创造效率空间。

如果按照总量生产函数来对中国GDP增长进行分解，即通过增长核算，我们就能够估算出包括资本、劳动力和效率在内的各项成分，分别对经济增长作出了多大的贡献。从表1可以看出，根据勃兰特和朱晓冬的估计，1978—2007年，中国GDP年增长率为9.3%，其中劳动力贡献1.7个百分点，资本贡献3.6个百分点，效率提高的贡献最大，达到3.9。这里效率提高既包括了技术进步，也包括了结构转移，即资源的结构性重新配置。转换成百分比可以看到，劳动力贡献率达到18.28%，资本贡献率达到38.71%，TFP贡献率达到41.94%。如果按照其他一些学者不同阶段的估算，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比例可能会更高些，但是TFP贡献仍然能够达到30%左右。

表1 中国经济增长核算（1978—2007，%）

资料来源：Brandt and Zhu （2010）.

我们不妨把中国的增长核算和美国的情况（如表2）对比。从1950—1999年的40年间，美国平均增长率是3.6%，其中33.3%来自资本的贡献——美国每年也有大量投资，因为技术进步最后往往要通过机器设备、资本品的质量提高来体现。劳动力的贡献大概是36.1%，虽然美国人总体上生育率较低，但是美国是移民国家，移民者往往都是年富力强、正当壮年的劳动力，他们投入到美国劳动大军当中，给美国的经济增长作了贡献。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30.6%。不同年代，各个要素的贡献率也有所差别，譬如，技术进步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贡献最大，达到了40%，但是，1970年以后技术进步的速度下来了，尤其是到了80年代，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17.6%。

表2 美国经济增长核算（1950—1999，%）

资料来源：王建铆（2009）。

可以说，过去30多年由于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高储蓄率、技术上的后发优势，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下的结构转型，中国的经济增长总体上实现了较高效率的增长。

【注释】

[1]黄少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1AZD080、11CJY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