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进化史来看，财富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公有制社会末期，原始剩余产品的出现。人类通过劳动实践在自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以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结成人类社会，到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原始公有制社会后期，原始剩余产品的出现以及围绕着剩余产品所有权而展开的交换与争夺，才使得财富的概念进入到人们的思维当中来。马克思指出：“财富的最初的自然发生的形式，是剩余或过剩的形式，是并非作为使用价值而直接需要的那一部分产品，或者说，是对那些其使用价值不属于最需要范围的产品的占有。”〔17〕阶级社会的产生与确立使私有权概念得以确认，原始剩余产品才获得了社会制度框架内所能定义的“财富”概念的内涵，而过渡到了私有财产意义上的财富。
洛克在论及自然法赋予人的自然权利时认为，财产是和生命、健康、自由一样在自然状态下就存在的，〔18〕但事实上，在原始公有制社会的早期人类根本谈不上有财产，对他们的剩余产品赋予财富的概念是无意义的。蒙昧时代的原始人类直接依附于自然，为了生存与自然进行着赤裸裸的肉搏，他们通过打磨简单的石器工具和利用火来满足生存需要，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完成了从动物向人的转变。由于他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低下，人类共同体通过集体劳动所获得的食物还没有剩余，生活资料是共同体公共所有。“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的剩余物”〔19〕，“只有到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在狩猎的基础上逐渐开始饲养和繁殖牲畜以后，人们共同劳动所获的食物已经有了剩余，才有可能被个人据为己有”〔20〕，也才有可能进行经常性的交换。因此，正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才产生了财富的最初形式——剩余产品。
剩余产品出现之后，市场交换成为其向商品、货币、金银财富转化的重要力量之一。到了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中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人类交往关系的发展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提升为社会的生活必需。随着社会分工带来的剩余产品的积累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创造了一个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同时，剩余产品取得了商品的形式。马克思指出：“在尚未发达的生产阶段上，正是产品的这种剩余或过剩形成商品交换的固有领域。剩余的产品变成可以交换的产品即商品。”〔21〕各种剩余产品在家庭部落间偶然的、间或的交换，形成了财富“货币形式的胚胎”〔22〕。财富与货币的直接关联是人类由无意识的交换行为向自觉的交换行动过渡的结果。当家庭部落间的交换发展为经常性的、反复的行为时，一切商品同时用一个商品作为等价物来表现自己价值的交换导致了商品货币的形成。以商品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又促进了分工和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当农业生产的工具由粗笨的手工工具、牲畜、奴隶逐渐发展为精细的金属工具时，商品货币也相应地由牲畜、奴隶等逐渐发展为金属货币——开始是不作加工的贵金属，而后逐渐发展成为精致的铸币。马克思指出，剩余产品转化为商品后，“这种剩余的最适当的存在形式是金和银，这是财富被当作抽象的社会财富保存时采取的第一种形式。……作为无定形的金属，交换价值取得了一种长久的形式。这样作为货币而静止下来的金银就是贮藏货币”〔23〕，“正是在货币贮藏的形式上，才有财富本身的积累”〔24〕。(www.xing528.com)
西美尔盛赞了交换的进步意义，在他看来，“抢劫，也许还有赠与，似乎是最原始的阶段的产权变更方式，好处完全落在其中一方，而负担则彻底归另一方”，这种社会的不平等状况由于市场交换的产生，得到了“文化的实质性进步”，因为，“交换……是把公正与产权变更结合在一起的第一种手段，其简单易行真是妙不可言。在接受者同时也是给出者时，交换利益纯粹一边倒的情况……就消失了”。〔25〕毋庸置疑，市场交换在原始剩余产品转化为财富的过程中发挥了妙不可言的积极推动作用，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西美尔却没有看到，交换带来的“文明”时代其实隐藏着新的不平等，那就是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物被交换，人的价值与物的价值相互通约，形式上的平等恰恰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正因如此，恩格斯才感慨道：“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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