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工业资本问题的前提条件

在近半年来,政府为了国营并奖助私人新兴工业,确曾尽了最大的努力。一方面鼓励商业资本工业化,一方面又得阻止工业资本商业化。迄乎今日,困难仍是有加无已。这原因最容易说明的,是商业还能保持住高率利润。但政府不是在从税制上,从金融上,从一切管制物价方案上,限制商业,打击商业么?但问题症结就在这里。一个国家的工商业间,已建立起了现代的关系,工业本身就具有节制商业资本的机能,虽然有时为了这种机能的发挥,还不能不借助于资本政策或金融政策的援助。如像中国的工业,一向就因为它自身没有建立起足以拑制商业的基础,一向就是做着商业的附庸,同时更因为与此种事实相适应相关联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存在,就使政府的诸般限制商业的法令,不容易顺利推行,结局,许多抑商政策的节目,倒反而变成了商人借以增进其过分利得的口实。政策本身是好的,但却被应用政策的客观社会条件歪曲了。

不仅如此,把社会经济看成一个总体,它的各部分在本质上已是相互包涵的。中国商工业资本间的这种不平衡关系的发展,我们是理应效法各现代国家所执行的金融政策来予以调整的。事实上,我们确也如此做了。但其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金融资本,在社会构成上,已经是对于我们的商工业资本形态的一个配合。甚至可以说,商工业资本间的那种畸形发展,还大大的受了我们的金融资本或银行资本的促成。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谓银行资本,原本就是因应工业通融资金的便利而产生,银行与工业结了不解之缘,若在落后国家,它只有侵蚀生产的高利贷金融业,而不能有扶助工业的银行资本。如其在名义上有了银行资本,这种银行资本,就很容易保有高利贷的特质,结局,很容易对商业发生较密切的联系,甚且很容易由结托商业,而变形为商业本体。要通过这种性质的银行资本,来执行扶工抑商的资本政策,就似乎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在这一关键上,我们如何运用银行资本来收缩商业资本或增益工业资本的问题,就引起了如何使银行资本本身变质的问题。

一切有关商工业资本流通问题的措施,如果采取这种推论的方式,最后均将达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要抗战,同时确实需要建国,需要改良中国社会,使中国社会本身,不允许当前资本问题乃至其他问题上的不合理的现象的存在。(www.xing528.com)

在这种前提认识下,我特别要强调民生主义所明确提示我们的土地政策。土地政策所由提出的现实社会生产关系,是一切落后经济关系的基础,亦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商工业资本流通问题所由发生的最基本原因。我在其他场合^[1],曾分别指出当前商业资本活动与土地投资的联系,我并指明,商业资本上的蓄积,得自由投用在土地上,可以从多方面增大商业的声势:那第一,会使土地商品化,借以扩大商业活动的范围,战前在大都市中作地皮投机,战时却对后方各大城市附近乃至较荒僻的地域,表现了极炽烈的购买土地的兴趣;第二,土地商品化,不啻为商业在土地生产物囤积居奇上,得到了捷径,那同时又是商业资本逃避统制的一个方便之门;第三,利用土地方面的落后所有关系与使用关系所获得的高额地租,一转手间,又可用以充实商业资本。但除此以外,还有一项更本质的影响,最好在这里补充说明,那就是:商业同地权的关系愈形密切,它就可能腐蚀一般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使其不易执行任何打击商业的任务。因此,我认定,在一切不澈底的限制商业资本活动的政策中,阻止商业资本向土地的进出,还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法门。自然,商业资本转向土地的活动受到了妨阻,并不一定就会把它转用到工业方面。社会资本由商业移向工业,无疑还要具备一些历史前提,但如其我们不把阻止土地任意买卖的政策,孤立的来理解,定然会知道,那种政策上执行上所需要配合的其他革命步骤,将大有助于当前商工业资本流通问题所形成之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