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讲,在中国产业现代化过程中,曾被理解有一个国营或官办阶段,大体是指着由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以前,返数到一八六二年太平天国变乱结束以后的几十年间。就在一八六二年,曾国藩、李鸿章看到攻打太平军期中的新式武器的效果,便开始在安庆、上海等地创建有关机器修理及制造的工业。江南造船厂和福建马尾造船厂是此后相继设立的。一八七二年,有名的招商局创立。最大规模的汉冶萍公司虽然是在一九〇八年正式成立,但其筹办,却是于一八九〇年着手。在同年,李鸿章又在上海创办机器织布局及纺纱新局。越三年,张之洞于武昌创办机器织布局。——上面这一切新式国营或省营事业,就是在中国产业现代化过程中,被分割出这个官办阶段的具体内容。
其实,自中日战争以后,一直至此次战争发动以前,中国的国营省营事业,并不是没有继续兴办的,但与这一阶段比较起来,民营的比重,愈来愈较官营的为大;这原因,一部分也许可以说是《马关条约》丧失工业权以后,外人在中国开设工厂的越来越多,给予了中国民营一大刺激,但我们同时也不应忽视公营或官办事业的毫无结果。
上述官办事业,有的是关于机械制造的,有的是关于纺织的,有的是关于矿冶的,有的是关于运输的,其部门尽管各异,而失败则彼此相同。我们这里没有详细分析其失败原因的余裕,但为了便于说明我们这种公营事业或公经济的性质起见,且就吴景超先生分析汉冶萍公司失败的几个理由[3],借悉其梗概。
第一个理由,他以为是计划不周: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为了创办铁厂,向国外订购机炉,迨机炉由外国运到,彼已调督两湖,后任不肯接受,乃将机炉运至湖北汉阳,为了原料,才觅到大冶铁矿;为了燃料,才又找到萍乡煤矿,于是将就凑合,开始已极草率之能事。后来盛宣怀接办,其奏章中有谓:“盖东亚创局,素未经见。而由煤炼焦,由焦炼铁,由铁炼钢,机炉名目繁多,工夫层累曲折,如盲觅针,茫无头绪,及至事已入手,欲罢不能。”
第二个理由,他以为是用人不当:“公司中人,率皆闲散官绅,夤缘张之洞、盛宣怀而来,希图一己之分肥,与公司无利害之关系。”“职员技师,类无学识经验,暗中摸索。即实力经营,已不免多所贻误。况再加以有心蒙混,任意开销,其流弊故不可胜纪。”
第三个理由,他以为是管理不善: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人事管理茫无头绪,一是帐目一塌糊涂。“公司亏损之数,已逾千万,问诸股东,无一知者。”“而就其帐略、通收、支存三项计之,往往有盈无绌。”
第四个理由,他以为是环境不良:湘、赣、鄂三省历次军事,皆使公司在交通、劳工、供应种种方面,遭受损失。交通部订购铁轨,不肯给价,而地方政府复多方掣肘,并要索捐款。(www.xing528.com)
这四种失败的理由,明如观火,恐为中国一切公营事业共有的缺陷,不独汉冶萍公司为然。但我们如其要由此进一步去了解其基本性质,就知道我们这种公经济形态,显然表现了以次两个特征:
(一)形式上模仿先进国家在资本主义后期所采行的统制的或直接国营的方式。
(二)实质上仍沿袭中国数千年来进行公营事业的传统的办法。
这就是说:用落后的官僚政府,去经营那些需要运用更高度科学技术的公营事业。未曾经历过自由经济,而遽然施行统制经济;未曾经历过商品经济,而遽然施行配给经济;未曾经历过发达的私经济,而遽然施行公经济,自然是一切毫无基础,毫无凭借。主其事者,既坦白自承“如盲觅针,茫无头绪”,而“类无学识经验”的“职员技师”,又复“暗中摸索”,无怪大家“有心蒙混,任意开销”,把公司看作位置“闲散官绅”的“衙门”了。一位把中国国营事业失败,归咎于政治传统的经济研究者曾这样告诉我们:“汉代以后,工矿事业的国营与管制,所以没有能促进生产事业与组织的进步,原因固在政府目的重在征敛,尤在于主持者任意诛求,营私舞弊。……以至于到了现在,有严密的稽察簿记制度,专卖事业与关卡征收,一般仍认为是肥差美缺,风气习染如此,到了头绪较繁职责较重的国营事业,便弊端更多,以至于不可收拾。清末李鸿章、张之洞的洋务运动其所以失败,招商局、纺织新局、汉冶萍公司之所以亏累,固与整个朝政不无关系,主要是受这种积重难返的传统政治习惯的影响。”[4]
从传统政治习惯,来说明中国公营事业的失败,与前面吴景超先生所提的四个理由比较,算是更进一层,但却不宜就此完事。任何政治传统,都是要在社会上生根的。所以我们得把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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