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奉献丝绸事业——我的丝绸工作经历

姚国舟

姚国舟　原上海第一丝织厂厂长

姚国舟，1966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夜大财会专业。1957—1978年任上海第一丝织厂财务科科长、生产车间党总支书记、党委委员。1978—1980年任上海第五丝织厂党委副书记。1980—1982年任上海第三丝织厂经营副厂长，任职期间组织干部进行经济管理专业知识培训，健全企业各项经济管理制度，使该厂在1981年创年利润903万元，达到历史最好水平。1982—1993年先后担任上海第一丝织厂副厂长、厂长，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厂长。任职期间，1984—1988年创利5802万元，并使该厂通过国家二级企业的验收，连续三年获纺织工业部“三无”企业称号。1990年先后与意大利RATT公司和日本丸红株式会社签订设备引进合同，1992年上半年安装调试100台喷水织机和高速倍捻机，并投入使用。任职期间开发的“02双绉”获得国家银质奖，“锦缎被面”获市优质产品称号。2020年2月27日去世。

15岁就进了上海一家私营企业兴汉丝绸厂，在该厂发行所当练习生

我于1934年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老家在上海浦东南汇大团镇，父亲是南北货商店的营业员，母亲是针织袜厂的摇纱工。旧社会生活无保障，工作做做停停，时常失业，家庭穷苦。甚至有时饭也吃不饱，小学读书有时交不出学费，就申请免费。读到小学毕业，初中只上了一个学期。1949年，我15岁就进了上海的一家私营企业——兴汉丝绸厂，在该厂发行所当练习生。因为打仗，企业暂停营业，工厂停产，我回浦东老家，失业半年以上。

上海解放后，工厂恢复生产，我回原单位工作。经“三反”“五反”运动，我从发行所转到工厂当学徒，学习生产技能，做挡车工。工厂两班制生产，我每天劳动12小时，日、夜两班轮流生产，每半个月调整一次。虽然生产劳动强度大，很辛苦，但生活有保障。我学技术、学知识，努力工作，积极向上，依靠组织，争取进步，入团、入党，但自己文化水平低，知识少，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充电”，增长知识、技能，因此我一边生产劳动，一边积极去业余学校学习文化知识。这段时间工作、生活较安定。

1956年全市掀起公私合营高潮，里弄小厂要合并成一个中心厂。当时有七八个小厂组成公益丝织中心厂，兴汉丝绸厂也被并入，生产统一管理。我努力工作，积极生产，被评为上海市青年突击手。组织培养我，把我从生产工人提拔为科室管理干部，还送我到华东纺织管理第二干部学校学习机物料专业知识半年。我回厂后就在供销科工作，直到1957年。后来，公益丝织中心厂要被并入上海第一丝织厂，我继续在供销科搞计划统计，并积极参加筹建工作，投入各项活动。

1963年，组织提拔我当财务科科长。我知道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技能，为了适应财务工作需要，就会同科里的四位同志前去上海财经大学报考工业会计专科。由于文化基础较差，第一年考试科里同志全部没被录取。我不甘心失败，于是请厂校老师辅导代数，准备第二年再去报考。到第二年财大招生时，我再度报考，终于得到了工业会计专科的录取通知书，学制三年。这样白天工作，晚上学习，我坚持在夜大学习了两年。由于“文革”，上海财大被迫停课。粉碎“四人帮”后，上海财大复课开学。我们一些学生向校方提出要求：学生们读了两年书，需要一个凭证，否则两年书白读了。校方请示教育部后回复：学生要拿到毕业文凭，一定要读完三年课程。要文凭需补读一年，故在时隔十七年后我再读了一年，才拿到上海财大工业会计专科毕业文凭，那时我在丝织三厂当经营副厂长。

（中）在家中和采访者合影，2014年，上海

与夫人在家中，2014年，上海

1981年，三厂的利润指标年初预算为900万元，我以此为奋斗目标

我是1980年从丝织五厂调到三厂的。初到该厂工作时，我看到工厂内部管理基础薄弱，比较混乱，就找到计划科科长和一位技术科科长，依靠这两位同志作为我开展工作的有力支持者，我的左膀右臂。要办好一家企业，重要的是抓住中间力量，才能顺利地开展工作。我一边完善经营机制，一边加强生产经营管理。我举办企业管理讲座，组织全厂管理干部参加。我自己带头向全体干部宣讲企业管理课，然后召集计划、技术、财务、劳资、总务等科室负责人，分别宣讲各科专业知识，做到上下沟通，互相支持，提高全厂管理干部业务水平。同时会同计划科科长健全企业规章制度，一边整理制度，一边动手刻蜡纸，印刷各项制度装订成册，做成一本厚厚的企业内部各项管理规章，分发到各部门、车间贯彻实施。这样既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又提升了企业经济效益。兄弟厂来交流工作经验时，都来借鉴我们的企业管理规章制度。

1981年，三厂的利润指标年初预算为900万元，我以此为奋斗目标。我在匡算利润时，瞄准了厂里的弹涤绸。这是个利润较高的产品，也是花纱布公司的计划产品，可以作为实现年利润900万的主要目标品种。在生产过程中，该产品遇到花纱布公司对半成品暂不收购的阻力，我们自己又不好直接销售到市场，因此产品积压，严重影响企业利润指标的完成。此事不好向职代会交代，我心里备感焦急，就找计划科科长商量怎么样克服困难，寻找出路。由于工厂生产的是半成品，算不上商品，因此不能推向市场销售。我们想方设法去江苏常州针织总厂落实加工单位，后来终于把半成品加工为成品，在第四季度销售了出去，利润就上去了。当年年底最后一天，财务科科长晚上9时左右出来报告，利润达到903万元，创丝织三厂历史利润最高水平。

我在丝织一厂担任厂长之职，首个五年里共为国家创利5000多万元(www.xing528.com)

1957年，上海丝绸公司要筹建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丝织厂（上海第一丝织厂，简称丝织一厂），将各里弄私营小企业并到丝织一厂，当时有160多个单位并入，原公益中心厂也全部并入。“文革”开始时我是一名中层干部，后被下放到车间劳动。粉碎“四人帮”后，组织派我到丝织五厂担任工作队副队长，整顿企业生产秩序，调整领导班子。1979年12月至1980年4月，我去中共上海市二交党校企业管理培训班学习，获得结业证书。回五厂后给工人上质量管理课等，来提高职工的质量意识和生产水平。工作队任务完成以后，组织要我留在丝织五厂领导班子中，担任党委副书记一职。工作了两年后，我又被调到丝织三厂担任副厂长工作两年。

1984年，丝绸行业各厂领导班子要调整，我又被调回丝织一厂，先后任副厂长、厂长。时逢改革开放，要解放思想、打破计划经济，要以搞活企业为动力，实现以完善经营机制、提高效益为中心的战略目标，我大胆着手组织厂里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开发新产品，满足市场需要。当时厂里有一种“02双绉”获得国家银质奖。我们又开发新产品，把一种尼龙丝与人造丝交织的产品“锦缎被面”推向市场。产品受到消费者欢迎，供不应求，并获得市优质产品称号。另外，我们还开发了彩锦缎面料等10多个品种供应市场，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

上海第一丝织厂厂长任命书，1989年，上海

荣获上海市1987—1988年度优秀厂长（经理）称号，1989年，上海

我们对外开拓南北方两个市场，北方是哈尔滨，当时哈尔滨纺织品公司每年下订单，要货量较大，产品从小件包装发展到用火车集装箱发运，在北方市场搞促销活动。同时在哈纺公司的丝绸呢绒商店开展销会，产品有丝绒、被面、棉袄面料等十多个品种。当地电视台也来采访，搞得很隆重。我们振兴了北方市场，搞活了企业经营，提高了经济效益——北方市场每年效益四五百万元利润，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逐年提高。南方市场是以香港的真丝绸为主，有乔其绒、真丝双绉、泽纺等。产品通过广东佛山、深圳到香港。开拓两个市场，经济效益就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形势一片大好，福利待遇大幅提高，职工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

同时，我们坚持搞活经济政策，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先后与江苏、浙江等地，以及上海市郊的大约十个乡镇企业建立横向经济联系，利用厂里技术改造更新下来的机器设备和多余的技术力量等进行技术帮助，支援发展乡镇企业，共同提高经济效益。我在丝织一厂担任厂长之职，首个五年里共为国家创利5000多万元，可以说相当于每年创建一个丝织厂，因为当时丝织一厂固定资产只有900万元。

丝织一厂有3000多名职工，2000多名退休工人，800多台丝织机设备（最多时上千台）。这是一个县团级企业，国家二级企业。生产品种有30多种，分为5大类，有真丝类、人丝类、化纤类、丝绒类、提花交织类。我被任命为厂长后，坚持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开拓创造，尽心尽责，奋发努力地工作，发展丝绸生产，提高企业效益，为国家多做贡献。1987—1988年度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厂长，荣获上海市优秀厂长奖章一枚，业绩在人民广场的宣传栏展出。任职期间，我引进了日本无梭喷水织机和意大利高速倍捻机数台，并对全厂进行翻新改造，企业面貌焕然一新。

1990年后市场形势发生变化，产品更新跟不上，纺织丝绸市场开始走下坡路，丝织一厂也不例外，效益开始下降。加上技术改造、设备引进等因素，企业依靠银行贷款来过日子。4000多万元的负债，压得企业透不过气来。厂里每年的利润支付银行利息都不够，经营生产每况愈下，最终出现亏损，直至1995年以破产告终。我也于1993年因病退休。

正是：

家境贫困童年生活，勤奋工作成家立业。

尽心尽力事业有成，奉献丝绸是我一生。

采访时间：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