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综合评价投资环境体系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不断增多，截至2020年5月底，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相关合作协议的国家有144个，横跨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涉及多个次地区。根据分析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其中72个国家进行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环境差别较大，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类分析，本文参考姜巍［33］的分类方法，基于地理区域对分析用到的72个国家进行了如下分类，具体见表1。

表1　数据分析涉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类表

投资环境的概念最早是由Litvak和Banting［3］提出的，表示投资者进行项目投资时所处的背景和具有的外在条件。自从概念提出以来，国内外多位学者对各国投资环境进行了大量研究。通过对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分析和总结，发现影响海外建筑业投资环境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结为5类：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双边关系。据此，本文从5个维度，24个指标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

（1）政治环境

工程承包项目由于周期长、投入大、灵活性低，即发生意外状况时很难快速转移，因此对东道国的政治环境比较敏感，且政治风险对项目成败的影响是致命的。根据《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显示，政治因素是导致2005—2014年发生的30起国际投资项目失败的关键原因，其中有17%的案例是在工程项目运营过程中发生政治动乱影响安全环境或领导人更换导致政策变迁等而遭受较大损失所致［34］。衡量政治环境指标包括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制度质量、法制水平、国家清廉程度、精英派系化程度、外部干涉程度和恐怖主义严重性。政治稳定性对项目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一旦发生战争、冲突等，很可能会造成项目和人员的伤亡，严重影响项目的成本和进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体量大，所用工人和机器设备非常多，审批程序复杂，因此政府办事效率对项目进度影响较大；海外工程项目突发情况较多，因此东道国良好的制度质量和法治水平能够有效保障外商的权利，降低项目风险；“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腐败严重，权力寻租现象泛滥，导致项目利益减少，因此国家清廉程度对项目成败也有很大影响；精英派系化程度反映的是东道国国家机构在种族、阶级、宗族或宗教方面的分裂，以及执政精英之间的分裂和僵局，影响领导人的更换，从而影响政治和经济政策，对项目也有一定的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战略位置重要，一直是世界大国进行政治角逐的战场，很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运行都受到强权国家的干涉，给项目投资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一带一路”途经的西亚、南亚和中亚地区一直是全球恐怖袭击活动的高发地带，近年来这些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恐怖袭击对项目的打击是致命的，严重影响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活动。

（2）经济环境

东道国的经济环境是海外工程承包项目的基础，在东道国进行投资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获取其广阔的市场规模或者未来的消费需求［35］，并且东道国的经济表现也是政治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36］。衡量经济环境指标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稳定性、市场开放度、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储备、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现代化程度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往往政治环境较差，社会不安定、容易受到大国干涉等，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项目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经济稳定性对于工程项目的成败影响深远，工程建设项目周期长、投入大，因此受到东道国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的影响很大，经济不稳定的国家通货膨胀严重，货币贬值速度快，项目的经济风险高；东道国的市场开放度越高，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投资越便利；国家工程建设规模与市场规模呈现正向关系，市场规模越大，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越大，潜在的投资机会就越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需材料和所用到的设备非常多，因此需要消耗的自然资源巨大，例如木材、钢铁、石油等，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储备直接关系到建设项目材料、设备和燃料的价格，从而影响项目的成本；工程建设项目前期成本投入巨大，需要进行大量融资，因此受东道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较大；东道国的产业结构现代化程度反映的是东道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国家的要素禀赋不同，优势产业不同，对项目存在一定的影响；首先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大量远距离运输材料和设备，对东道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依赖较强，其次工程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水和电，因此对电力和水利设施的需求明显。

（3）社会环境

东道国的社会环境直接影响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社会不稳定会加剧东道国民众对外国人的敌视和暴力行为［37］。衡量社会环境的指标包括教育培训水平、经济不平等程度、城市化水平、劳动市场发展水平、环境绩效水平。无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水平，人力资本都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教育和培训水平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东道国未来劳动力水平；经济不平等会加剧社会矛盾，导致冲突，提高犯罪率，不利于工程项目的运行；城市化水平体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城市化水平越高，人口素质也越高，更能吸引外商投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雇用大量国内和国外的劳动力，劳动市场发展水平越高，劳动保障制度越完善，雇用工人更方便，有利于项目顺利进行；环境绩效是国家政策中环保绩效的量化度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东道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一些工程项目在推进过程中由于当地特殊的生态环境或环境保护政策导致项目被迫停工，甚至最终失败。

（4）技术环境

技术环境对中国建筑企业在东道国进行投资也是非常重要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同时东道国的建筑业技术发展水平和技术标准等也是中国建筑企业参与该国家建筑市场竞争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衡量技术环境的指标包括技术准备程度和科技水平。技术准备程度反映东道国信息技术的完备程度，东道国的现代信息技术越先进，越有利于跨国企业在该国承包工程；东道国的科技水平反映东道国的科技实力，建筑技术越先进，工程承包项目效率越高。

（5）双边关系

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降低东道国对中国企业直接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降低政治风险，企业能更加全面了解东道国的风土人情，减少项目运行中突发情况。双边关系用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双边友好合作程度衡量，反映中国与东道国之间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程度。(www.xing528.com)

表2　“一带一路”国家中国建筑业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续表

表2中的大部分指标数据直接来源于相应权威数据库或报告的测算，少数指标是本文根据相应数据计算得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参照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数时所用的指标计算的，包括名义GDP总量、人均名义GDP和GDP增速，GDP总量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人均名义GDP反映该国人民的富裕程度，GDP增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这3个指标基本可以涵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38］；市场开放度是参照张纯威和戴本忠［26］的计算方法，用中国与东道国贸易额与东道国GDP的相对比率来计量；对于自然资源储备数据，本文参照Buckley等［39］的做法，采用东道国矿石和金属资源出口占货物商品总出口的比重来衡量；各国的科技实力是根据各国科技期刊文章、高科技产品出口和专利数来衡量的。本文所用的数据均来源于国内外权威数据库或报告，在各国之间具备很强的可比性，并且数据持续更新，方便后续使用。

国内外关于投资环境的评价方法有很多，包括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模糊评价法、德尔菲法、熵值法等。本文评价指标较多，指标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因此使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价，采用的软件是SPSS。由于指标的量纲不同，首先采用极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然后进行KMO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见表3，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统计量为1 868.696，检验的概率值接近为0，且KMO统计量为0.894，说明指标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3　KMO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根据常用抽取公因子的原则，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见表4，共有4个公因子特征值大于1，其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76.058%，也就是说这4个公因子涵盖了24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符合因子分析的标准。旋转后4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30.297%、27.482%、12.385%和5.893%，每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4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值作为后续计算各国总得分的因子权重。

表4　总方差解释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

为了获取更容易解释的公因子，本文采用最大方差法对矩阵进行了正交旋转，旋转后的成分矩阵见表5，表中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制度质量、法制水平、国家清廉程度、精英派系化程度、外部干涉程度、恐怖主义严重性、经济稳定性、市场开放度、经济不平等程度、劳动市场发展水平在第一个公因子有较高的载荷，这些主要是关于政治安全、社会经济稳定的指标，因此将其命名为稳定性因子；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现代化程度、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教育培训水平、城市化水平，环境绩效、技术准备程度在第二个公因子有较高的载荷，这些主要是关于东道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因此将其命名为发展性因子；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科技实力、市场规模、双边友好合作程度在第三个因子上有较高载荷，这些指标比较综合，因此将其命名为综合因子；自然资源储备在第四个因子上有较高载荷，因此将其命名为资源禀赋因子。

表5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a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旋转方法为Kaiser标准化最大方差法。
a.旋转在6次迭代后已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