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商会：官商中介的重要角色

现有史料表明，清末民初的绍兴商会，在政商秩序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中介角色：商会把官厅（政治社会）的指令向商民社会传达，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承担官厅命令的执行工作；在下达官厅命令的同时，绍兴商会还把商民的意见向官厅转达。

绍兴商会之所以能够起到通官商之邮的作用，能够成为政商秩序的重要基础，这首先是因为绍兴商会领导层的绅商性质。如本章第一节所列1909年山会商务分会当选总理议董名单中可知，当时绍兴商会的领导成员多有功名在身。这些有功名的商人，具有亦商亦绅的身份。士绅的身份使他们能够与官亲近，商人的身份又使他们熟悉商情。这样绅商领导下的绍兴商会，便能够在官商之间起到桥梁作用。

另一个使绍兴商会能够游走于官商之间的因素，是商会的法定团体身份。从目前的史料来看，绍兴商会最为显著的组织属性是它的法定团体的身份。在现存的史料中，商会往往被称作法团，即如《越铎日报》的如下报道：“昨绍兴县知事函知绍兴县教育会、商会、农会开联合会，各法团遂于昨日午前各推出代表八人，假座县自治办公处开联合会。”^[105]在这则新闻中，商会、教育会、农会都被称作“法团”。这个“法团”是“法定团体”的简称，时人有时也会用“法定团体”来称呼绍兴商会：“惟案关国家国法，商会为法定团体，理应开会集议，呈请官厅核办云。”^[106]

表面上看，法定团体的身份平淡无奇，但这是绍兴商会与越社这样的地方团体的最显著区别。越社是绍兴地方人士组织的社团，有自己的章程，有正副社长、评议员等一系列职员。^[107]但是越社不是法定团体，越社成员曾清楚地说明越社不具备法团身份：“越社为地方绅商组合，原非正式法团。现在改革以后，地方事务均有法团负责办理，本社似无存在必要。”^[108]

具备法定团体身份的，除了商会外，还有教育会、农会、议会、参事会。以下是1924年《越铎日报》对萧山各法定团体的调查。

兹将各法团现状汇录如下：

县议会：本年开会，虽有常会暨临时会等名目，而到会议员，往往不足法定人数，盖以东南两乡议员，各挟私见，竟无全体出席之日，是以对于地方兴革事宜，殊鲜建树之议，而所议各案，亦多悬而不决，如此代表人民，恐非人民所能满意者也。

县参事会：参事会经任满，县会改选，竟无产出，以致该会有名无实，而教育局董事，亦因之而搁置。

县教育会：教育会自去冬争长风潮演成武剧后，迄今绝无解决方法，竟成停顿，亦无开会提议教育上进行之举矣。

县商会：该会于去秋亦以陈汤两派争选会长之事发生，未曾改选。现在旧会长陈葆孚虽表示辞职，各业董纷纷挽留，从中又有陈湘帆、张敬修呼声极高之改选，恐亦难成事实。

县农会：该会自三年前改选周铭慎充会长后，不闻有建设农务及开会研究之举，殊属有名无实。^[109]

在这则报道中，不仅是商会、教育会、农会被称作法定团体，县议会、县参事会这样的具有一定统治色彩的政治机构也被称作法定团体。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商会、议会、参事会这些“团体”都是依据国家的专门法律而设定的。像绍兴县参事会，就是根据1919年公布的《县自治法》及《县自治法施行细则》而设立的。《绍兴县参事会办事规则》明文专定：“本规则依县自治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定之。”^[110]而绍兴商会存在的依据则是清末民初国家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商会法》之类的专门法规。

除了依据专门法规设立之外，绍兴商会作为法定团体，其内部的组织变动也要依照《商会法》而进行。绍兴商会的会员一定要是商号的股东或经理，这便是根据《商会法》而实施的。1920年绍兴商会理处恒豫泰经理、司账舞弊案，经理赵恒甫矢口否认其为恒豫泰经理，商会会长冯纪亮以《商会法》诘问，“冯会长诘以依照《商会法》第六条，关□会员之资格，以公司商店股东或经理人为限，尔（指赵恒甫，下同）果非经理，何以七年改选时，该业公举尔为商会会员？赵恒甫俯首无词”。裁定赵恒甫舞弊后，绍兴商会又依据《商会法》裁定赵恒甫已经丧失会员资格，“冯会长以赵恒甫前既由该业公举为会员，按照《商会法》第七条，该会员已丧失赀格，应否即时除名，抑召集全体会员开会后，再行宣告除名。赞同后说者居多数”。^[111]

绍兴商会作为法团，依法设立，依法运行，其存在和运作都强烈依赖国家，显然绍兴商会与国家之间先天地具有一种密切关系。这使绍兴商会天然地要去维护国家的利益，要为国家说话，执行国家的政令。而绍兴商会这个法团，又是绍兴商人的法定团体，是商人的社团组织，代表着商人的利益。这样，法定团体的身份，使绍兴商会与官与商都有密切联系，使商会较容易地扮演通官商之邮的角色。

综上所述，创立于清末的绍兴商会，将绍兴商界精英筛选、组织起来，使商业精英们具有了一定的行动能力。通过城区的业董，绍兴商会与城区各业建立了联系。通过乡镇分所，绍兴商会与乡镇商界建立了联系。绍兴商会还具有一个庞大的外联网络。这些都极大地增强了绍兴商会的治理能力。

【注释】

[1]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2]《组织商业公会》，《申报》1905年4月24日，第二版。

[3]《议开商会》，《绍兴白话报》第68期。

[4]《遵札议设商会》，《申报》1905年8月12日，第九版。

[5]《议开商会》，《绍兴白话报》第68期。

[6]《议开商会》，《绍兴白话报》第68期。

[7]《商会可虑》，《绍兴白话报》第71期。

[8]《商家太驽下》，《绍兴白话报》第75期。

[9]《专员驻办商务》，《申报》1905年12月2日，第九版。

[10]《山会商务分会试办章程》，汪林茂辑：《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一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页。

[11]《苏商总会试办章程》，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1页。

[12]《上海商务总会暂行试办详细章程》，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第5—19页。

[13]《山会商务分会试办章程》，汪林茂辑：《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一卷，第186页。

[14]《山会商务分会续拟试办章程》，汪林茂辑：《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一卷，第187页。

[15]《山会商务分会试办章程》，汪林茂辑：《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一卷，第186页。

[16]《山会商务分会续拟试办章程》，汪林茂辑：《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一卷，第188页。

[17]《山会商务分会续拟试办章程》，汪林茂辑：《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一卷，第187页。

[18]《山会商务分会试办章程》，汪林茂辑：《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一卷，第186页。

[19]《山会商务分会试办章程》，汪林茂辑：《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一卷，第186页。

[20]《山会商务分会续拟试办章程》，汪林茂辑：《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一卷，第187页。

[21]《山会商务分会续拟试办章程》，汪林茂辑：《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一卷，第187页。

[22]《山会商务分会续拟试办章程》，汪林茂辑：《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一卷，第187页。

[23]《山会商务分会试办章程》，汪林茂辑：《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一卷，第186—187页。

[24]《山会商务分会试办章程》，汪林茂辑：《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一卷，第187页。

[25]应莉雅：《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研究（1903—1928）》，第50—51页。

[26]《山会全体洋药业说帖》，1910年11月26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1-1-50。

[27]《会稽劝业所报告册》，汪林茂辑：《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一卷，第35页。

[28]《徽商茶漆业说帖》，1908年4月，《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1-1-23（1）。

[29]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30]《议开商会》，《绍兴白话报》第68期。

[31]《徽商茶漆业说帖》，1908年4月，《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1-1-23（1）。

[32]《恒丰等土店说帖》，1910年11月30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1-1-50。

[33]《山会全体洋药业说帖》，1910年11月26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1-1-50。

[34]《山会全体洋药业说帖》，1910年11月26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1-1-50。

[35]《染业业董徐桂山说帖》，1910年，《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1-1-50。

[36]《许克棠具说帖》，1910年12月16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1-1-53。

[37]《为递回总理会业清册三本》，1911年1月8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1-1-52。

[38]《为递回总理会业清册三本》，1911年1月8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1-1-52。

[39]《公信安等官炉说帖》，1910年11月10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1-1-52。

[40]《陶逸诗具说帖》，1910年10月28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1-1-53。

[41]《浙江绍兴府山会商务分会己酉年总理议董表》，《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16期。

[42]《安昌镇各业商人说帖》，1908年4月23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1-1-24。

[43]《安昌商务分所报请立案》，1908年5月10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1-1-24。

[44]《山会商务分所牒请立案事》，1909年，《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1-1-52。

[45]《会稽长塘商务分所为呈请事》，1910年10月20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1-1-52。

[46]《山会商务分会照会俞昭堂君》，1919年5月9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1-1-52。

[47]《绍属镇商会纷纷成立》，《申报》1911年2月9日，第一张后幅第四版。

[48]《柯桥商务分所公议试办章程》，晚清，《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15。(www.xing528.com)

[49]《绍兴山会商务分会为牒请事》，1912年1月23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15。

[50]《柯桥商务分所公议试办章程》，晚清，《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15。

[51]《柯桥商务分所公议试办章程》，晚清，《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15。

[52]《柯桥商务分所公议试办章程》，晚清，《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15。

[53]《柯桥商务分所公议试办章程》，晚清，《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15。

[54]《柯桥商务分所公议试办章程》，晚清，《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15。

[55]《安昌商务分所报告其各董衔名年籍营业》，1908年5月10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1-1-24。

[56]《会稽县长塘商务分所职员一览表》，1910年10月18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1-1-52。

[57]《杭总会转发斗门分所郭森美委任状》，1912年3月27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15。

[58]《商会亟应改组》，《越铎日报》1915年1月3日，第三版。

[59]《绍兴县商会呈送履历事》，1918年7月，《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66。

[60]《绍兴县商会改组商会职员清册》，1918年11月2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2-733。

[61]《绍兴商会公函商字第十五号》，1918年11月2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2-733。

[62]《函催商会速改组》，《越铎日报》1917年12月22日，第三版。

[63]《柯镇商会成立记》，《越铎日报》1919年8月21日，第三版。

[64]《绍商会选举会长》，《越铎日报》1918年10月17日，第三版。

[65]《商会改选后之第一次职员会》，《越铎日报》1918年11月2日，第三版。

[66]《商会会员新题名》，《越铎日报》1920年10月19日，第三版。

[67]《商会会员新题名》，《越铎日报》1920年10月19日，第三版。

[68]《绍兴商会公函商字第十三二四号》，1918年10月31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2-733。

[69]《箔庄业孕育新董事》，《越铎日报》1924年10月7日，第六版。

[70]《长松乡近事一束》，《越铎日报》1922年3月1日，第三版。

[71]《安昌镇商会尚虚》，《越铎日报》1920年5月29日，第四版。

[72]《陡亹商会之黑幕》，《越铎日报》1920年7月24日，第四版。

[73]《斗门商会之近讯》，《越铎日报》1923年4月3日，第三版。

[74]《斗门商会改选记》，《越铎日报》1924年10月18日，第六版。要注意的是，此时的斗门商务分所已经改组为分事务所，这则新闻中“斗门镇商会”的提法，实际上是对“绍兴县商会斗门分事务所”的非正式称谓，意思是设在镇上的商会。在正式的文书中，“镇商会”是高于分事务所的，与县商会平起平坐的商人组织，即如下文中的与绍兴县商会划疆而治的“东关镇商会”。

[75]《柯桥镇分事务所呈送名册》，1919年12月2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74。

[76]《新选柯镇商会董》，《越铎日报》1920年12月22日，第三版。

[77]《柯桥商会新年会》，《越铎日报》1922年2月21日，第三版。《越铎日报》在这里指称的“会长”，是当时绍兴民众对分事务所董事长的一种通俗称呼。当时绍兴商会各分事务所的领袖，在正式公文中，均被称作“董事长”。

[78]在当地报刊史料中，“商会”是对商务分会、商务分所、县商会、县商会分事务所、镇商会这些商人组织的笼统称呼。柯桥商务分所或者柯桥分事务所，在报刊中均有被称作“柯桥商会”“柯桥镇商会”的情况。在法律层面，柯桥的商人组织并非“镇商会”，只是绍兴县商会下辖的一个分事务所。

[79]《绍兴县商会关于设立镇商会的复函》，1919年4月16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74。

[80]傅建祥：《人文旅游研究》，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页。完整的谚语是“金柯桥，银东关，铜安昌”，柯桥、东关、安昌三镇，为旧绍兴县的三大市镇。

[81]《商会亟应改组》，《越铎日报》1915年1月3日，第三版。

[82]《绍兴县商会关于设立镇商会的复函》，1919年4月16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74。

[83]《绍兴县商会关于设立镇商会的复函》，1919年4月16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74。

[84]《绍兴商会公函商字第二十九号》，1919年5月15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80。

[85]《商务分所开会记》，《越铎日报》1919年12月24日，第三版。

[86]《下方桥商会成立》，《越铎日报》1919年7月3日，第四版。

[87]《柯桥分事务所呈具清册》，1919年8月，《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795。

[88]《柯桥商会选举职员记》，《越铎日报》1924年10月12日，第六版。

[89]《商务分所开会记》，《越铎日报》1919年12月24日，第三版。

[90]《柯桥商会选举职员记》，《越铎日报》1924年10月12日，第六版。

[91]《商务分所常会记》，《越铎日报》1920年1月21日，第三版。

[92]《乡商会挽留会董》，《越铎日报》1921年8月19日，第三版。

[93]《商会董任满辞职》，《越铎日报》1921年7月31日，第三版。

[94]《乡商会挽留会董》，《越铎日报》1921年8月19日，第三版。

[95]《商会董任满辞职》，《越铎日报》1921年7月31日，第三版。

[96]《绍兴商会公函商字第一一〇号》，1920年1月6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84。

[97]《柯桥分所关于警所派销印花函》，1920年5月22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91。

[98]《绍兴商会送柯桥实业债券函》，1920年8月24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92。

[99]参见：《绍兴商会公函》第九至五十八号，《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84。

[100]《高鹏函》，1915年11月，《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58。

[101]《为各处采办米石即准就近禀府填给护照由》，1910年4月8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无编号。

[102]《诸暨商会致山会商会函》，1917年12月12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64。

[103]《绍属各县电告灾情》，《申报》1922年9月5日，第四张（十三）。

[104]《关于浙局之昨讯》，《申报》1922年9月30日，第三张（十）。

[105]《绍兴各法团覆卢督军电》，《越铎日报》1921年8月1日，第三版。

[106]《商会集议限制铜元办法》，《越铎日报》1922年8月4日，第三版。

[107]《越社简章》，时间不详，《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287。

[108]《越社会议记录》，1927年，《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287。

[109]《各法团现状调查》，《越铎日报》1924年9月1日，第七版。

[110]《绍兴县参事会办事规则》，《越铎日报》1922年6月26日，第三版。

[111]《绍兴商会临时会记事》，《越铎日报》1920年4月27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