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商会与当地社会互动探析

由上一节可以知道，虽然在米业运米的过程中，绍兴商会很好地发挥了沟通官厅的作用，但是在行业性抗税的过程中，绍兴商会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与商会在商人个体沟通官厅中的显著作用相比，在行业的沟通官厅中，商会的作用有了明显的下降。那么在作为整体的地方社会与官厅交流的过程中，绍兴商会是否起到了桥梁作用呢？绍兴商会所起的作用是否具有决定性呢？

通过上一章，我们了解到，1915年绍兴商会曾以地方法团的身份向浙江巡按使进言十条建议，在这种将地方情况上报官厅的过程中，绍兴商会扮演的显然是中介的桥梁角色。

在1914年绍兴商会代表商界与统捐局进行的交涉中，商会扮演的也是桥梁角色。起初，绍兴城区商家与乡镇商家的贸易往来无须缴纳统捐。油业商人说：“青菜两油，出自本县，如运销出坝者，照章报捐，如就近装运，不经其他捐局，向来免捐。”^[103]药业商人说：“绍县有东至曹娥、蒿坝等坝，西至义桥、临浦、西兴等坝，凡分销之货，坝内向不输捐，坝外任其纳税。”^[104]

1914年绍兴统捐局长易人，税捐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开始对城乡之间流通的货物进行征税。“兹者新朱局长莅任，多换生手，凡近销货物，亦一律勒令纳捐。”^[105]这样乡镇居民到绍兴城区置办货物就需要向统捐局交税，就需要付出额外的金钱，这样乡镇消费者自然会减少向城中商户购物，转而向乡镇商户购买商品，最后绍兴城中商号的生意就受到了冲击，“城中商家，如同虚设”。^[106]南货业的河鲜、海鲜在销售的过程中，还出现被税务人员扣留而腐臭的情况，“凡鲜咸鱼货，销迟时日，非秽即臭”。^[107]

在这种情况下，城区众商向绍兴商会呈递说帖，要求商会召开全体商人大会，并邀统捐局长到会谈判，“请求贵会长竭蹶维持，准予转咨统捐局长驾临贵会，百业群集，开谈判会，以明利害而维秩序”。^[108]绍兴商会决定次日即与统捐局接洽，“十月十六号，面与统捐局长接洽后，当将情形转告各业”。^[109]

显然，在这一案例中绍兴商会是作为商界与统捐局的中介桥梁而发挥作用。在证实了商会的桥梁作用后，另一个问题便浮现出来，即绍兴商会所起的中介作用是否必不可少，是否有其他渠道供地方社会联系官厅。

商会的中介作用并非必要，地方社会有很多方法向官厅表达自己的意见。首先当事情涉及商界整体利益与地方利益时，相关人士是可以直接与官厅联系的。比如，1920年绍兴七十余家商号指责钱业垄断病商，“钱庄一业为商界之领袖，借其挹注，俾资周转。讵为几辈操纵金融、惟利是图之徒垄断把持，致使商者转而病商”。这些商人除了请求绍兴商会开会外，还直接向县公署呈递意见书。“兹闻绍商泰和当等七十余家，有鉴于此，业已联名盖章，备具说帖，请求商会开会提议，一面具呈县公署，要求设法筹减，以恤商艰。”^[110](www.xing528.com)

在商人总体利益及地方利益问题上，商人、地方群体还通过绍兴籍省议员来表达意见。绍兴城区商人一直想裁撤城区周边的统捐分局。1919年商人们通过当时的绍兴籍省议员来向上级官厅表达意见，“邀求省议会议员陈秉衡等提议裁撤附郭各分局，归总局直接管辖”。^[111]而绍兴籍省议员也不负众望，向省议会提交裁撤统捐分局的议案，“浙江省议会绍籍议员陈宰埏、俞弼、王以铨等呈请裁撤绍县统捐局文，已载前报”。^[112]

除了省议员这样的高级士绅外，一般士绅也常常充当地方社会沟通官厅的桥梁。1918年绍兴士绅周程向政府反映绍兴的金融问题，浙江实业厅还给了回复。“浙江实业厅据公民周章程称，为垄断金融，商民困苦，恳请勒减现水，以维市面事。”^[113]1919年绍兴士绅鉴于钱业设置暗水渔利，呈请官厅处理，“绍兴钱侩违反功令，暗做现水，从中渔利，紊乱市情，病商病民，种种详情，已志本报。兹悉，本城某绅有鉴于此，昨特公函新任余知事，请求重申禁令，革除暗水名目”。^[114]绍兴县议会这个绍兴士绅的大本营，常常作为地方的代表去与上级政府沟通。1912年，绍兴县议会代表绍兴地方社会，向浙江都督、浙江民政、财政两司上呈关于平粜的意见。县议会电文如下：

杭省都督蒋氏、民政司、财政司钧鉴：

绍兴民穷财绝，平粜急于星火，款无所出，不得已议决于今届征收地丁银，每两带征备荒捐五角，计可得六万元以外，议请知事速发五元至百元印单，合六万元，按照城镇乡人口，摊给各自治团，设法抵借现洋平粜，以济贫户。是项印单，准完正附税捐，即以带征备荒捐弥补，移缓济急，于正税毫无出入。刻由县署交来知事杭电，以印单完粮，省税无出，不允，饬提议案交省覆议等语。因何误会，不胜骇异，除备事□，听候饬提外，特电闻。再，饥民弱者饿毙，强者骚动，事在万急，省议必需时日，乞先拨款六万元，以救民命，仍以备荒捐抵还，乞电复。

显然，我们知道在地方社会沟通官厅的过程中，绍兴商会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商会的作用不宜夸大，绍兴地方社会还常常通过士绅群体来与官厅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