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机遇：中国制造面临的未来

我国产品一直凭借着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打入国际市场。虽然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但我们必须看到，由于物价上涨，我国工人的工资也在上涨。尤其是代表着我国低成本劳动力的农民工的工资大幅上涨，造成了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减弱。

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也在慢慢弱化。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与我国的差不多，有的甚至还要更低。例如印度为吸引外资制定了比我国更为优惠的政策措施，其平均劳动力成本比我国还要低，而其专业人才的质量又绝不在中国之下，因此两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竞争很激烈。

成本优势的丧失，打击的不仅是参与跨国业务的中国企业，还有一切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中国制造”最大的传统优势正在丧失，“中国制造”的代表企业、世界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正式对外发布了百万“机器人大军”计划，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用工荒和人工成本的不断上涨，这也预示着中国制造将结束人口红利时代。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机械取代人力，第二次工业革命是自动取代手动，第三次工业革命让制造业迎来了信息技术和自动化。落后的人力劳动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化制造业的需求，一些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应用自动化技术提升生产力。富士康总裁郭台铭也曾经表示，到2016年，定位为智能化机器人生产基地的山西晋城富士康产值将有望突破500亿元，在5到10年内将出现首批完全自动化的工厂，数年内将借助自动化技术消除简单、重复性的工序。

“工业4.0”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从自动化向智能化、网络化和集成化方向发展。“工业4.0”在一定程度上将促进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技术升级，也将导致部分制造企业的回流，从而对我国制造业产生间接影响。

可以说，“中国制造”正在面临空前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劳动力人口减少的直接影响是用工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迅速下降。许多跨国公司将工厂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基地。但是，由于物价带动人工费用上涨，智能手机和便携式计算机等电子产品的代工企业为寻求廉价劳动力，已开始加速进行工厂转移。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富士康于1988年进驻广东深圳，随后为了寻找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地区，应对劳动力资源紧张，逐渐将工厂向中西部迁移，以降低用工成本。这些中西部地区包括山西太原（2003年）、重庆（2009年）、四川成都（2010年）、河南郑州（2010年）、贵州贵阳（2013年）等（图1-6）。(www.xing528.com)

图1-6 富士康的迁徙路径

资料来源：日经新闻（作者改译）

对于一些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富士康的工作仍然具有一定吸引力。比如贵州省，2012年农村贫困人口仍有923万，其一类区的月均最低工资标准也仅为1030元。据了解，富士康（贵州）第四代绿色产业园将在未来两三年内为贵州提供5万个就业岗位。

据说，郭台铭最近也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在2013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企业领袖高峰会上，郭台铭表示未来两年将启动印度尼西亚五年计划，在印度尼西亚设立手机工厂。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2012年工人年均工资4780美元，比我国深圳市低约30%。而在越南首都河内，2012年工人年均工资更仅为2533美元。

那么，电子代工企业会不会大规模向东南亚转移？一旦这些企业大规模迁徙东南亚之后，我国制造业会受到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既然物价和劳动力成本无法降低，那就要在配套环境上下功夫。在需求持续萎缩的便携式计算机领域，各代工企业的“西部大迁徙”也在持续。2010年以后，广达计算机等5家台资大企业相继在重庆市建设了新工厂。这些企业看中的或许不是当地政府的税收优惠，而是重庆至欧洲的直达货运列车2011年正式开通带来的物流运输成本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