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与争论：党的十八大前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参照苏联模式，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传统的理论界和政府普遍不承认市场的作用，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计划经济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批判资本主义世界中对未来社会所作的一种设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有其必要的前提。苏联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都曾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实践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但由于受主客观认知的限制，尤其是受教条主义的影响，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在实践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过程中，与马恩构想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形成很大差距，管理体制僵化封闭^[2]。苏联模式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针对这一弊病，虽然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多次进行改革或调整，但是始终未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模式，导致改革最终失败。吸取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我国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这一认识逐渐被社会广泛接受。1992年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正式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但是，21世纪初期，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举步维艰，腐败蔓延等日益加剧的矛盾，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再次引发了一场理论界大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矛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存在着许多“体制性障碍”。解决的办法是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克服这些“体制性障碍”。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矛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改革出现了市场化的方向错误，纠正之法就是加强政府和国有企业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随着后一种观点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相当活跃和某些逆改革方向的行为出现，各种争论非但没有消减，反而日益激化（吴敬琏，2012） ^[3]。最终爆发了理论界著名的“中国模式”之争及林毅夫与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直至演变为世界经济危机，中国通过政府强刺激干预短期内仍然保持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在此背景下，引发了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争论。争论大致分为几派，一派不仅认为存在“中国模式”，而且对“中国模式”大加赞扬，许多人持这种观点。例如，张维为（2008）^[4]认为，中国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具有几个特征，即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强势政府。另一派不仅否认存在“中国模式”，还认为此论很危险。高尚全（2009）^[5]认为，不能把应对危机的政府行政主导的政策措施，用“中国模式”加以固定下来。政府政策的重点在于撬动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强调“中国模式”，容易理解为中国改革已经到位了、定型了，不需要再深化改革了。李泽厚（2009）^[6]指出，如果把目前的做法变成长期的制度，如果把现在走的路固定下来，说这就是“中国模式”，太危险了。“中国模式”就是要巩固目前的政策与制度，因此是非常错误的。不管是知识界还是政界，都应该保持清醒头。袁伟时（2010）^[7]指出，所谓的“中国模式”的特点，就是强调政府作用，强调政府介入经济。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的情况下，盲目歌颂所谓的“中国模式”，这是很危险的。兰日旭、钟慧心也认为，用“中国模式”来概括当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尚未定型的经验，还不如用“自我重塑”来得更为恰当和形象。还有一种观点对“中国模式”做出不同的解读。例如，燕继荣（2014）^[8]指出，这种模式包含了许多要素，如市场经济、一党执政、贤人政治、政府主导、举国体制、运动式管理、GDP锦标主义、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等。后发国家的经验显示，以威权体制、政府主导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完成经济积累和起飞可能是有效的，但它作为一种非均衡发展模式，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民权、环境、腐败、协调发展、对外依赖性等）。恰当的态度应当是：少谈奇迹，多谈问题；少一点骄傲自满，多一点忧患意识；少一点畏葸不前故步自封，多一点锐意进取改革创新。(www.xing528.com)

2016年8月25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峰会上发表演讲，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9月13日，林毅夫教授发表文章，观点鲜明地针锋相对。对此，张维迎又对此作出了回应。随后，针对张维迎的批评，林毅夫进行了逐条反驳。张维迎认为，由于人类的认知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技术和新产业是不可预见的，因此产业政策注定是失败的。张维迎甚至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林毅夫则认为，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都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主要理由有两条：第一，任何国家的资源都是稀缺的，政府必须优先扶持某些对经济持续发展具有最大贡献的产业； 第二，企业家需要政府帮助来克服外部性和协调问题。争论的交点在于“发展经济是否需要产业政策推动”，实质是如何看待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关系。两位经济学家的争论惊动了整个理论界，很多学者参与进来。王勇（2016）^[9]指出，讨论产业政策，就必然要提及市场缺陷。假冒伪劣有毒牛奶、地沟油等现象的普遍存在，说明法律的规范、政府的干预都是必不可少的。傅晓岚（2017）^[10]认为，主要基于日本韩国经济起飞的经验而总结出来的产业政策理论，其产业政策的成功基于一个重要条件：即一个信息充分而且有能力做出正确决策的政府；一个有效率、有执行力的政府。但事实上，政府同样面临着信息不对称以及政府能力局限性的问题，限制了其做出最有效最合理决策的能力。聂辉华（2017）^[11]认为，产业政策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对于模仿型产业政策，后发国家在追赶过程中仍然需要，但是对于前景不明的探索型产业政策，一定要谨慎使用，应该将产业的选择权交给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