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集体谈判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类理性的回归。社会实践是伟大的，创造了“集体谈判”这一人类文明成果。政府和国际社会组织也顺应历史发展，建立起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20世纪初，欧美国家才逐步产生集体合同等法律规定，来协调劳资关系，才形成劳动关系的劳资政三方协调机制。而独立工会及罢工权的存在扭转了亚洲新型国家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使劳资平等对话成为可能。
西方集体谈判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类理性的回归。由于早期的劳资冲突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破坏，双方坐到谈判桌前来解决冲突，划分企业盈余。社会实践是伟大的，创造了“集体谈判”这一人类文明成果。合作型劳动关系等理论研究基于劳资发展的这一历史进步，进一步指导社会完善劳资协调机制。政府和国际社会组织也顺应历史发展，建立起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
在建立集体谈判制度的过程中，欧美国家基本上走的是劳资自治的道路，即劳资经过较长时间的冲突、博弈，政府在很长时间里对劳动市场不干预。19世纪中叶后，工人罢工运动高涨，雇主为避免损失才与工人进行谈判。20世纪初，欧美国家才逐步产生集体合同等法律规定，来协调劳资关系，才形成劳动关系的劳资政三方协调机制。
东亚国家，基本上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在政府主导的很长时间里，基本上没有劳资谈判和协商。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这些国家的民主化改革，工人争取集体权利的斗争此起彼伏；同时这些国家的工会进行改革或改良，自主独立的工会产生。这些国家的工会参与劳动关系的协调越来越多，政府主导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发展成为劳资自治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协调机制。(www.xing528.com)
中国的劳动关系发展道路与亚洲国家很相似，一是发展优先的战略及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使然，我们选择了长期压低劳动者收入来保证竞争优势的策略；二是为支撑这种策略，政府在劳动关系中有着强大的主导作用。但有几个差异：一是亚洲新兴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产生了独立工会；二是工会组织及工人拥有罢工权。而独立工会及罢工权的存在扭转了亚洲新型国家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使劳资平等对话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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