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各地地方政府承担起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以及稳定社会秩序的重任，控制着行政审批、土地划拨出让、金融借贷以及政策优惠等重要资源，对于辖区内资源配置和市场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公共人格”，真正掌握权力的还是背后的各级官员。在这种条件下，很容易导致企业经营活动对官员权力的依赖，形成政商合谋，滋生寻租设租、贪污腐败等现象。
相关研究发现，腐败常被企业用作不公平竞争的一种手段，能够帮助企业更容易地获取税收优惠、获得政府订单和银行贷款等（Cai et al.，2011；黄玖立和李坤望，2013；申宇和赵静梅，2016），甚至可以帮助企业绕开法律、行政管制获取稀缺资源（李捷瑜和黄宇丰，2010），尤其在市场化不发达的地区，腐败的这种“润滑剂”效应更加明显。具体来说，市场化水平越低，政府的作用就越强大，加之信贷市场不发达、外部监督机制缺位等，造成企业发展手段有限，过度依赖政府提供的资源，比如通过暗箱操作获取政府采购和国有企业采购订单，争取政府补助、特殊的税收减免和融资便利等。
在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反腐败提高了企业通过向政府官员寻租获取隐性支持的成本，企业又没有其他低成本的市场化途径提高业绩、获得资金支持，这种情况反而更有可能降低信息透明度，在财务上弄虚作假，欺骗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而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则不同，当反腐败加大了企业依靠政商合谋获取发展机会的成本时，企业可以以较低成本改变发展策略（党力等，2017），比如，改善公司内部治理，增强企业创新能力，通过银行贷款、公开发债、增发配股等获取发展所需的资金等。而这些都会降低企业归类操纵的动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财务报表。(www.xing528.com)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说H6.3。
H6.3：市场化水平制约着反腐败对企业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反腐败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反腐败的作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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