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变迁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演变

在神权的意识形态系统中，个体主动为之奉献。在高级的神权职位上有更大的牺牲意愿，依照牺牲和贡献的多少，形成了神权的等级。在神权系统逐渐崩塌后，在世俗权力的推动下，较为高级的权力所有者能够掌握更大的权力，能够如同神权系统一样，有号召低级职位为之牺牲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已经不再是低级职位为之牺牲的主动意愿，而是被迫胁从关系，以及主动或者被动交换的关系。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在世俗意识形态的发展下，逐渐演变为一种交换关系，从而低级依赖高级，高级付出等价物来交换低级的效忠。而忠诚度不能度量，于是忠诚度的等级就是所谓社会秩序的等级，或者意识形态的稳固程度了。

在一个低意识形态等级的社会中，其主要的社会关系都是由上述交换关系达成的，交换关系构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就是交换经济，这种经济化的社会结构同高意识形态等级的社会有冲突。以交换关系构成的社会具有非常强的律法需求，需要建立强法律限制以弥补因为低意识形态等级造成的社会秩序真空。一方面，这种社会因为法制的发展和深度演进，有较为发达的交换经济和市场，并且其社会财富的积累和总体的生产能力都是很强的；另一方面，因为意识形态的残缺或者等级低下，必须通过其他方式来补充社会秩序提升所需要的秩序真空，这种冲动就形成了法律演进的必要动力，从而在经济和法律上向着一种繁冗的法制化方向迈进。这就是周朝的强意识形态结构崩解后，留给秦朝和大秦的基本意识形态基础。

秦朝建立统一的帝国意识形态基础同周朝建立国家的基础是很不同的。秦朝建立的社会基础是意识形态已经经历了春秋以及战国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散乱和败坏，此时，尽管共同的神的信仰仍旧存在，但是现实政治的指向已经是依赖强权来竞争的弱意识形态秩序了。秦兴国的基础是同这个意识形态状态紧密联系的。秦朝从立法开始，重新恢复意识形态，或者说重建一种新型意识形态可能更准确。

然而在弱意识形态下，用高度发达的经济、法律关系维系社会秩序，仍旧不能弥补一种秩序的真空，这种真空造成了一种秩序缺陷。秦国同其他诸侯国都是传承周朝的意识形态，因此秦国承袭了周朝基本的意识形态。而秦国的崛起并不是从意识形态上入手，而是从法制和经济建设上提升国力，在意识形态不变的条件下，在短期内提升国力，从而战胜了其他诸侯国，统一了国家。秦朝的统一是法律和制度的统一，从意识形态上基本上承接了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除了很重视原本的法制和制度建设，还很重视意识形态的建设，多次进行各种顶级的祭祀活动，短期内对国家的整合具有很积极的影响，但是意识形态在短期内并没有很大的提升。秦始皇的内阁基本是法家执政，故而秦始皇的意识形态提升似乎并没有深度展开，这可能和秦朝的存在时间太短有关系。

低等级秩序国家状态容易受到短期的来自意识形态的攻击，如果被强意识形态秩序冲击，则破坏性更大。当人们被一种新的宗教热情激励起来，并且可能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动荡而发展活跃起来之后，社会就面临很大的冲击。在秦末时期，多数军阀起兵都是具有宗教的原因或者背景，这并不是巧合。各种起义的队伍，项羽、刘邦都有“天命”在民间的意识形态的舆论影响召唤。

秦始皇时候就对这类冲击非常忌惮。秦始皇明白自己构建的繁荣的社会有哪些弱点，因而在用力弥补和压制这些潜在的秩序混乱的可能性。例如，秦始皇在围堵潜在具有王气的地方和个人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在史料中都有很多记载。

秦朝后建立起来的汉朝显然在社会秩序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上并不是完全延续秦朝的法制路线，而是重点强调要恢复到传统的意识形态建设上，尽管这种意识形态维系方式到汉武帝时候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但汉初所有的皇室和贵族都是按照这样的思维在布局和建设的。这种长期化的路线坚持显然是吸取了秦朝在这方面的教训才制定出来的。从这种角度看，汉一代的经济发展可能都没有超越秦朝的繁荣，但是汉朝却能稳固数百年，解决了秦朝的“秩序真空”问题。秦朝的“秩序真空”是后世频繁遭遇的问题，凡是在较弱的意识形态下进行国家政策设计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而秦朝意识形态回不到周朝的水平了，这也是一个后世两千年总遇到的难以改变的问题，只能小规模弥补和恢复，但是无法永久性解决。(www.xing528.com)

不过，秦汉之间的皇朝更迭是历史疑点，因此不适用于讨论兴衰轮替的规律。秦始皇在世何其雄才大略，而那么关键的皇权传递却草率混乱，没有太多可观察的外生力量，却呈现出比巨大力量干涉还要不堪的结果。因此，秦始皇权力的轮替必定发生了重大的未知的不可抗力量。

从秦汉的制度演进来看，唯一改变的就是从秦朝高度法制化的治理结构逐渐平稳转变为强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法制被较高的意识形态替代，而意识形态真空的问题被较好地解决，至少在汉初百年之间达成了较高的社会秩序等级。从本质上看，秦始皇是成功了，如果秦始皇真的目的就是如此。朝代内部的革新在短期内还不足以达成这样的成果，但是放弃皇权，朝代更迭，的确是一个可选的道路，以一家的代价换来了天下的数百年安稳。

秦朝衰败的表面起因其实是一个皇权真空时候法制的维系问题。赵高是胡亥的法学指导教师，指导胡亥践踏皇权继承法，杀太子和重臣上位。这样践踏法制的行为在法制严明的秦国必然引起巨大反响，中下层军官哗变为太子鸣不平，高层按兵不动，有二心的前朝遗老趁机起事，民间被宗教意识形态认可的潜在“天子”刘邦起于草莽，迅速扫平天下，以传统意识形态为基础重建了以秦朝国力和基础设施为铺垫的大一统国家。

这场斗争是一种设计好的各种势力的释放，前朝遗老被秦法压制得很惨，因此有极大的暴力倾向，这种冲动导致的结果就是大破坏，将秦朝的高级基础设施焚毁破坏得很厉害，导致后世对秦朝的高科技虽然很崇拜，却不能看到实物。秦朝属于法制技术流治国，在今天看就是技术官僚和高科技执政，秦始皇使用了这些技术，但知道天下的永久稳定必然还是恢复高水平的意识形态，然而晚年心力交瘁，已然对当时内斗不断的状况绝望，恢复乏力，因为技术官僚上位之后很难轻易放权。一个可能的猜测是，社会各个阶级内部矛盾在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重新整合的背景下，秦始皇不得不最终通过放弃皇权，让社会自己更新重塑。于是法制技术官僚夺权后，天下大乱了。

意识形态瓦解之后，典型的状况就是所有新的军阀势力都不再承认传统的皇权轮替规则，中下层军官打出旗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前朝遗老的后代则认为“彼可取而代之”，这些都是弱意识形态下乱世时期各阶层发出的内心声音。在秦汉之后的意识形态较弱的社会阶段，这样的声音可谓不绝于耳，但是在较强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这样的声音是荒谬的、没有合理性的，也很难号召人们去跟从。可见，秦汉前后的确是历史上意识形态下降的重要转折点。

秦末的人口大量损失和灾难，不能全部怪在秦始皇身上，因为这是弱意识形态下皇权真空导致的军阀混战灾难，是因为没有秦始皇维持秩序导致的，而不是因为秦始皇的存在导致的。如果说责任的话，秦始皇的责任是年老时无力继续维系意识形态的升级了，这个历史任务是由汉初的政治家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