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内部结构的延伸构成了外部全球化的基本结构。西方国家内部的结构是竞争性的，通过宗教和法制来缓和竞争带来的对社会秩序的拆解作用，从而构成一种非中国形态的社会基本制度。西方式的制度演进之路的改进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一般而言，任何变化需要满足最基本的限制，这被总结为帕洛托最优改进，就是要不损害任何阶级利益才能够取得。这种改进的基础是困难的，也就是说，制度自然积累到不损害任何一方是比较困难的。不对内部的任何阶层（尤其是既得利益阶层）造成损害，这样的改进，一是比较耗费时间，二是一定将内部的问题转嫁到外面。一般而言，这样的国家在进行发展的时候必然很依赖对外扩张，在扩张困难的时候出现利益受损，从而限制本国发展。很明显，这样的发展道路必然导致对内和对外的严重的双重标准。西方世界——中国之外的国家，历史上基本是遵循这样的规律在发展。无论蒙古，还是近代的西方全球殖民，都会频繁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蛮夷殖民世界造成严重世界大战，这是中国之外的任何一种文明都很难避免的。而且，这种“全球霸主”如果不能将内外良好平衡，必然在特定的关键节点，出现外部严重冲突，对内部的发展造成损害，乃至彻底失去发展的可能性。这一模式在元朝的历史上非常突出，一方面开拓疆土没有节制，残酷暴虐，另一方面蔓延到一定程度突破了能够稳定的阈值，衰微来得突然而迅速，不到一个世纪就迅速解体了。另一个近代的例子就是，占据大量殖民地的不列颠英国的发展和解构，类似的例子还有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到了特定的时候，他们的内外政策发生了很严重的冲突，必然的选择就是必须放弃外部的殖民地，无法进一步通过压榨殖民地而生存。这种循环很难维系较长期的积累性的发展成果，而且周期性比较短，这就是西方世界所谓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障碍。这种发展障碍同时造成全球化期间严重的污染，能源危机伴随世界大战，导致全球化崩解。历史上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近代两次世界大战，更突出反映了这种外邦全球化的短期性和错误本质。(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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