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组织信任重构的影响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认为现代城市居民与传统农村居民在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如现代城市居民的思维方式是普遍主义，理性主义的，等等；而传统农村居民的思维方式则是家族主义、感性主义的，等等。受传统农村文化影响比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也面临着文化的冲突，震荡，困惑和迷茫。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从小生活在乡村，受到传统农村文化的一定影响，但是对农村文化的认同感大大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接触城市文化的同时，又无法融入城市生活。这种文化认同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城乡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对立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文化适应的障碍。许多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在生活形式上，消费文化上等方面有意识的模仿并逐渐融入到城市文化生活之中，但并未真正彻底地引起观念、意识等深层次文化内核的生发和形成；二是社会排斥既包括某一群体被动地遭到其他群体的排斥，也包括某一群体主动地与其他群体保持距离的自我排斥。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选择不接受教育，放弃就业机会并且在经济上变得不活跃或者放弃对政治选举进行投票等方式拒绝从思想和观念上融入或适应城市主流社会。因此，在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企业组织普遍信任与制度信任文化时，除了关注制度、文化等外部因素外，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因素也不能忽略。

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来看，个体的“文化认同”同时具有建构性和被建构性。作为建构者，积极主动的文化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和融合具有重要意义，而消极的文化认同则会使新生代农民工仅仅是一种地理上的移民与身份上的移民，而无法真正达到文化上的移民。但是即使决定适应与认同新的文化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个体生活中的变换总是需要心理上的重组，它包含着背弃可能依然具有感情意义和社会联系的民族传统。^[9]有时那些实施文化适应的人会因为放弃了家姓、家史，语言和文化传统而受到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的严厉批评。^[10]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组织信任而言，适应并融入城市则意味着要忘掉乡土的记忆，放弃一个建立在血缘与地缘基础之上的信任机制，构建起一个建立在法律与制度基础之上的普遍信任或制度信任模式。

新生代农民工的转型适应过程，不仅充满着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摩擦，也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身价值观与城市文化的冲突。为了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构建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组织普遍信任(包括对企业管理者、城市工人和普通工友等的信任)和制度信任，提高企业组织的效率，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与融合，我们可以采取如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首先，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普遍信任与制度信任的主体意识。文化自觉实质上是文化主体的行为，也就是生存在一定文化中的人，能动地对其文化有较明确的理性认识和深度把握。在适应新的历史发展要求中，以一种文化主体意识进行深层的文化思考。^[11]因此，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信任文化与制度信任文化的主体意识，应该大力鼓励和支持他们自觉、主动地参与城市与企业文化生活。企业与政府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积极举办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普遍参与、乐于参与的文化活动，如组织技能大赛、文艺汇演比赛等等，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通过才艺、技艺的展示激发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自觉的主体意识；二是大力扶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文化组织，鼓励他们结合自身生活中的素材进行文学和艺术创作，让广大新生代农民工抛弃只是“城市文化生活的旁观者”的思想，树立城市文化秩序构建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和主导者的意识；三是应该积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组织参与的积极性，鼓励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参与自身日常工作的设计，而且积极参与企业的规章制度的制定以及企业长远发展的规划等。企业组织参与范围的扩大可以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归属感，进而提高其企业组织的普遍信任感与制度信任感。

其次，保障合法权益是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普遍信任与制度信任的物质基础。利益分配的公平与公正是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普遍信任与制度信任产生的基础，为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扩大公平公正，企业与政府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企业与政府要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制度，并且依法与新生代农民工签订用工合同，对损害新生代农民工合法利益的现象严厉惩处，决不姑息；二是企业与政府应该坚决杜绝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现象，建立农民工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促进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三是企业与政府应该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努力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及时为新生代农民工缴纳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金。(www.xing528.com)

再次，加强企业组织建设是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普遍信任与制度信任的重要保障。组织是人们为了完成一个共同目标，成员之间紧密协作结合而成的社会团体。组织内的个人互动能够促进信任的产生，组织成员通过日常互动可以逐渐学会合作与信任的能力与技巧。一方面，我们要鼓励和促进企业工人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发挥妇联、工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通过企业工人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让企业员工能够更好地相互交往，使新生代农民工之间、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工人组织之间相互了解，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加彼此的熟悉和信任程度。另一方面，企业应该改变“上级下命令，下级做报告”这种传统的单向度组织沟通模式，建立上下级间的双向组织沟通方式。双向组织沟通能够使信息准确快速的传递，增进企业管理者与新生代农民工相互间的深入了解，减少相互间的隔阂，进而促进双方信任感的建立。

复次，加强企业信任文化建设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普遍信任与制度信任的有利条件。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产物，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的实践活动。企业文化是在特定企业范围内，由企业员工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所创造出来的，具有独特的集体意识、行为规范和风俗习惯等。企业文化具有教化功能、约束功能和整合功能等，加强企业信任文化建设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普遍信任与制度信任价值观体系的构建。企业组织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企业应该加强制度信任机制建设，把是否诚实守信作为工作业绩与工资待遇提高的重要考核标准，使企业内欺诈行为的成本大大提高，从而减少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组织陌生人信任的潜在风险。二是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企业信任文化活动。首先需要吸收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传统，继承与发扬“重义轻利”的诚信道德思想，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传统的信任模式是一种特殊信任，这种信任模式只倾向对那些熟悉的人给予较高的信任，而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却不高。这就使得关系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具有重要地位，人们的交易行为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社会分工和合作不能很好进行，进而影响和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西方的信任文化是一种普遍信任，这种信任模式打破了血缘和地域等关系限制，对不熟悉的陌生人也能够给予较高的信任，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西方社会的普遍信任模式建立在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之上，扩大了交易的范围与规模，改善与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企业组织可以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企业文化活动，特别是需要有效利用优秀文化作品的循序渐进的教化作用，尤其是要借助深受新生代农民工喜爱的电影、电视、歌曲、报纸等文化形式，宣传不同信任文化模式的优良传统，不但要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诚信精神，又要吸收西方国家普遍主义的信任模式，增强人们超越地缘和血缘关系的普遍信任的意识。三是一些非政府部门也可以积极组织包括不同地域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工人和企业各层管理者共同参与文化活动、进行文化互动，提高彼此之间的相互认同和信任，消除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孤岛”现象。

第五，提高文化素质是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普遍信任与制度信任的文化基础。文化素质较低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性判断能力，进而影响了其企业组织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的构建。企业与政府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政府应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与普及程度，彻底扫除农村青年中的文盲现象；二是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鼓励农村青年进入正规的职业技术学校学习；三是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学历补偿教育，在农民工集中的地方建立“农民工职业培训学校”“农民工法律培训学校”等，定期对他们进行教育、培训；四是政府应该取消对农民工的各种歧视性政策，让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公正的公共型文化资本，为其精神文化生活提供制度支持；五是企业也要将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放在企业发展的重要位置，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需求出发，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如配备电脑、图书、报纸等，为他们学习城市文化提供良好的条件。

最后，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组织制度信任机制。首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霍布斯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人与人之间必定是相互欺诈，甚至互相残杀的社会。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是普遍信任与制度信任形成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创建合理有效的法律、法规制度对企业组织行为进行规范，对守法用工的企业加以褒奖，对违法用工的企业进行严厉惩戒。其次，逐渐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对制度信仰的价值观。对制度的信仰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制度信任的前提，而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对制度的信仰，企业需要做好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放弃制度的实用主义。制度不只是少数人目标达成与实现的保障手段，制度精神更应成为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样，企业内部制度不仅仅是制约企业员工的工具，更是符合大多数企业员工利益以及有利于整个企业良好秩序的主导模式，只有这样，新生代农民工才能树立起对企业内部制度的信任。二是企业管理者的规范执法。企业管理者需要规范合理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严格按照国家法律制度以及企业内部制度的规定行使法律。只有这样，新生代农民工才能感受到制度的权威性和神圣性，才能最终树立对制度的信任和信仰。三是强化国家以及企业内部的监督机制。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因此，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加强监督是制度信任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强化监督，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权力实施的公开化，确保新生代农民工对权力行使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使权力在外部监督下透明运行，减少权力和经济利益交换的寻租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