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行为假设在城市物业管理问题中的作用

一切社会科学的理论化都建立在人类行为概念的基础之上（诺斯，2008）。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隐含着对社会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假定。^[1]假定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有：人是自私（理性）的还是唯意志主义（非理性）的；人对待世界的态度是纯粹工具性（理性）的还是规范和道德（非理性）的；人是根据效用最大化行动（理性）还是被感情和无意识的欲望所支配（非理性）（Alexander，1987）。

研究城市物业管理问题，必须关注其中的人或组织的行为。米歇尔（Michael C）和詹森（Jensen）等认为，要理解组织如何运作，无论是私人部门中的盈利性企业、非营利性组织，还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政府机构，最根本的还是要理解人类行为。管理者、科学家、政策制定者乃至社会平民之间对各项政策的理解之所以存在分歧，正是由于他们在人性的看法中存在着广泛的差异（Michael C et al，1994）。

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的假定是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经济学界普遍认为“经济人”是亚当·斯密世界里的核心概念。虽然斯密本人并没有明确使用过“经济人”概念，而在斯密以前也曾有过“经济人”思想的某些萌芽^[2]，但斯密第一个将人类欲望、动机等本能因素引入了经济分析领域，并与收益／成本分析相结合，第一次较完整地研究了市场经济和人类行为的关系。斯密认为“自利”是“经济人”的本性，是每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内涵包括：第一，人是自利的，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本性；第二，人是有理性的，他以最小的投入来满足自己的最大需求，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第三，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客观上满足了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西蒙对“经济人”假定中完全信息和理性展开了批判。西蒙（1955）认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有两个缺陷：一是人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人们很难对每个行为将要产生的结果具有完全的了解和正确的预测，相反，人们常常要在缺乏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根据主观判断进行决策；其二，决策过程中不可能列出每一个可能的方案，人们所做的决策只能从已有的备选方案中选择最好的。西蒙指出，在符合要求的选择中，“要求”和“标准”本身也是决策者所处的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标准并不是给定的。人们在决定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是“最大”或“最优”标准，而只是“满意”标准。在诺思看来，人的有限性包括两个方面含义：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卢现祥，2004）。西蒙的“有限理性”是对“完全理性”的最权威的修正，但是西蒙的批评与其说是否定了经济学的理性主义，不如说是发展了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有限理性”是更为贴近现实的理性，它弥补了“完全理性”下的经济理性之不足，更加明确了经济分析中应注意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

新制度经济学家完善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和理性选择模型。他们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不是完全的。阿罗认为有限理性就是有意识的理性，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Arrow，1951）。威廉姆森直接认定个人是具有有限理性，且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Williamson，1979）。新制度经济学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要素：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和均衡分析方法。(www.xing528.com)

新制度经济学以有限理性作为分析前提，重点分析了以产权交换为核心的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分析所建构的“理性选择”理论，“主要集中于微观领域，并没有在宏观层面上对影响交易成本发生的主体行为进行专门的研究”^[3]，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在自己的理论中放弃效用最大化原则，并且对于行为偏好的解说也是含糊于契约理论之中，因而其理论模型可以高度概括为“有限理性＋效用最大化”。新制度经济学将信息和环境的不确定性引入经济分析，可谓是将经济研究由黑板推向现实迈进了一大步，但这并不说明它在解释现实方面那么完美无缺，尤其是对金融市场中的投资选择行为。

行为经济学关于人类选择行为的分析，同样是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这个基础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在于，以“自然人快乐”取代了“利益最大化”。不过，这里的“自然人快乐”不是简单意指人对快乐和痛苦的经验感受，而是蕴含着人从功利原则出发对随机性事件之决策取舍的更宽泛的哲学含义。行为经济学家认为，功利在性质上可划分为以效用最大化为内容的“决策性功利”和以“自然人快乐”为内容的“体验性功利”。正是由于放宽了经济分析中“功利”的范围，行为经济学才有可能以此立论来批评传统经济学将“功利最大化”等同于“效用最大化”的传统理念。行为经济学关于不确定性条件下风险决策的研究，是以“体验性功利”为基础，以偏差分析为基本工具，强调认知局限，从而创立了以非理性选择为中心内容的展望理论。因此可以把行为经济学选择理论中所蕴含的“非理性投资”模型，概要理解成为“认知局限＋偏差行为”模型。

自马歇尔以后的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不时显现的传统，其要点就是从实体角度去理解“经济人”思想，然后加以否定和批判，而不再去思考“经济人”思想的基本含义和内在逻辑；与此相伴的另一个具有极强生命力的传统就是从功能方法论角度去理解“经济人”思想。无论对“经济人”思想做实体描述性理解的人如何讽刺和批判，“经济人”思想还是留存了下来，并以新的姿态和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为凭借，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并与其他领域如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人性假设相互映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2000）认为“现代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造成的”，他指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同源的思想，认为要把经济学放归回“关注真实的人”。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由于没有伦理学的处理，在简单的自利动机或人类行为假设之下，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最优^[4]，如果不分享富人的奢侈，穷人就无法快乐自在，那么，随着一些人的极度贫困和另一些人的极度奢侈，这种社会状态也可以被称为帕累托最优，“在伦理学的研究中，人这一概念具有不可约减的‘二元性’。我们可以就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方面来看这个人，认识和关注他或她建立目标、承担义务、实现价值等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就福利方面来看这个人，这方面也需要引起我们注意。但是，这一‘两面性’在纯粹自利动机的模型中却完全消失了，在那里，一个人的主观能动完全出自他或她对自己福利的考虑。不过，一旦自利这一束缚被解除，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个人主观能动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由他或她的个人福利来启动的”^[5]。阿马蒂亚·森的贡献在于承认经济学在研究世界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时需要人类“自利”普遍性的假设，以追求最大化的目标来解释和预测经济生活，但是应该加入伦理的内容，承认人类行为动机的多样性，使人性假设最为逼近真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