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经济学说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学者对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做了大量的研究。对此我把这些研究分为一般性介绍、方法论、货币思想、学说史意义、政治伦理理论等几个方面进行评述。

在对弗里德曼的总体性介绍方面，胡代光先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开始对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和介绍工作，他于1980年出版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货币主义》一书，书中对弗里德曼的生平，货币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弗里德曼货币需求函数的思想源流和整体状况进行了介绍。由于历史时代的制约，胡先生对弗里德曼的分析和评价体系还停留在新时期以前的思想模式之下，以“文革”时期的思想模式评价此书，把弗里德曼作为西方庸俗经济思想的延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着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此书还是睿智地指明了弗里德曼和凯恩斯的共性，并对西方经济学家对这种共性的认识进行了介绍。

1980年杨德明先生的《弗里德曼的经济学说和货币主义的历史命运》，在西方学说史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对弗里德曼经济思想做了整体性的介绍。其中他指出弗里德曼在政府干预的问题上有两点是支持政府干预的，一是赞成政府干预技术垄断，二是支持对毗邻效应的干预。在分析凯恩斯和弗里德曼货币思想的分歧时，指出他们的根本分歧是在货币流通速度是否不变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弗里德曼以经验事实为依据，认为凯恩斯所谓货币数量和流通速度的反向关系是不成立的，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从长期看，始终保持平稳，从而弗里德曼认为凯恩斯轻视货币政策的做法是错误的。文中还注意到货币主义在如何推行以控制货币量为中心的政策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弗里德曼支持单一律的原因，是认为货币机制不完备，中央银行不足以驾驭货币量的变化，所以索性实行单一的货币增长计划。但是该文没有就货币机制缘何不完备进行深入的讨论，从而无法理清弗里德曼所认识的货币机制的根本问题究竟在何处。

1988年，赵崇龄和杨春学撰写了《弗里德曼货币体系的经验分析》和《弗里德曼货币体系的理论分析》，前者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研究了弗里德曼是如何对数据进行回归的，从中揭示出弗里德曼同凯恩斯主义者在经验分析上的差异。后者对弗里德曼货币思想的数学模型进行了研究，在比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模型之后，揭示出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意义。这两篇文章是我国较早对弗里德曼经济思想的数学模型进行介绍的文章。

2008年，邱营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把弗里德曼的货币思想分成三个时期，即形成粗糙理论的时期、实证研究阶段和形成理论框架的阶段，对弗里德曼货币思想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我们对弗里德曼思想的发展有了清楚的认识。

在方法论方面，我国学者的讨论也比较多。1992年，我国学者翻译了R.费尔斯就《弗里德曼：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所撰写的书评，其中涉及弗里德曼假设非现实性与穆勒等人经济学追求现实性的不同，并指明弗里德曼方法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具有某些关系。

2002年李和平《弗里德曼的科学哲学思想》以及2004年陈珂、陈景峰《弗里德曼的“仿佛法”与经济学的性质》，对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其中介绍了弗里德曼实证方法论应着重于预测，并介绍了其“仿佛法”。

杨建飞2003年在《论弗里德曼现代货币主义中的证伪主义思想方法论》中细致地分析了弗里德曼方法论同波普尔证伪主义之间的继承关系。并暗示，波普尔科学方法论与自由主义倾向也体现在弗里德曼的思想中。但是对于科学方法论与自由主义倾向在学理上的联系，杨文的阐释并不充分。

傅耀2003年在《试析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中全面地介绍了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在方法论上的争议，认为他们都坚持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但是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都没有坚持这一点。

2005年，赵宇彤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自由思想中的波普尔遗产》中分析了弗里德曼自由思想与波普尔思想的关系，波普尔认为真理无法自明，所以否定了真理的唯一性和权威性，证伪思想的产生同自由思想休戚相关，因为只有自由思想，才能构成对命题的证伪活动。文中还指出弗里德曼的政府有限干预的思想来自波普尔的“自由悖论”。但是文中并未涉及，弗里德曼的假设的“非现实性”是否与波普尔有关等问题。

2006年，闫坤如、桂起权在《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假设虚拟性”的逻辑分析》中，从充分条件的假言推理、三段论推理以及理论假说等方面说明了：结论的正确性不依赖于前提的真实性，从而证明了弗里德曼方法论的正确性。此文进一步从逻辑学的角度，对萨缪尔森等人对弗里德曼方法论所进行的批判进行了回击。

2007年谢作诗、李平的《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缘起、内容及再解读》对弗里德曼的“理论无须现实性”做了解释，认为弗里德曼的“非现实性”是指现实可能不符合理论的限制条件，但这不能推翻理论。文中还介绍了弗里德曼撰写《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缘起，即为厂商理论（追求边际收益最大化）的理论假设做理论辩护，并认为实际上这一假设是成立的。

2008年张洋的《重读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关于经济学假设的现实性与合理性》从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逻辑真假与现实真假的区别以及假设合理性的标准等方面深入分析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对经济学理论如何设定假设前提进行了探讨。(https://www.xing528.com)

马涛、张洋2009年在《经济学的科学特征是预测还是解释——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相关论争的评析》中对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方法论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分析，认为弗里德曼深受科学哲学影响，方法论上还接受了实用主义哲学工具主义的影响；而萨缪尔森在方法论上更多表现出的是操作主义向描述主义的转变。认为经济学用于解释，必须强调现实因素，而如果强调经济学是用于预测，则不必强调经济学的现实性。

在货币思想方面，陶江2003年的《货币速度与“弗里德曼悖论”》和2004年的《货币的交易速度重要吗？——评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对弗里德曼忽视货币的交易速度进行了批评，认为货币交易速度是极其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负载了许多重要的经济信息，应恢复和建立货币周转速度的统计。弗里德曼研究的货币收入速度，是一个虚拟的非独立变量。经验分析表明：货币的交易速度是比货币的收入速度更真实的、更有价值的宏观经济变量。

2007年，陈享光、刘宵在《弗里德曼准则的约束条件与实施》中对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对弗里德曼准则的约束条件的研究进行了介绍，其中市场垄断、价格黏性和开放经济都会使弗里德曼的“名义利率为0能使货币增量最优”不可能实现，此外还对弗里德曼准则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时序不一致问题、货币增长路径问题以及最优利率和最优通胀率的估算进行了讨论。文中最后指出，在完美条件下，弗里德曼准则是最优的，所要消除的是阻碍这套机制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

就弗里德曼的经济学说史意义方面，我国学者从弗里德曼与之前经济学家的传承关系，以及同他同时代经济学家的比照，来说明弗里德曼理论的特点。

1980年，郭家麟的《现代资产阶级货币学说——从费雪到弗里德曼的发展》一文就介绍了费雪、剑桥学派的余额说、凯恩斯的货币学说和弗里德曼思想的关系与差异。

1990年，吴奇的《弗里德曼和托宾及其货币理论比较》从货币需求、货币供给、传递机制和分析方法分析了托宾与弗里德曼的理论，文章认为弗里德曼侧重内在性分析，托宾侧重外生性分析；弗里德曼侧重短期分析，托宾侧重长期分析；弗里德曼侧重交易需求，托宾侧重货币职能。此文对弗里德曼和托宾的比较较为全面，但是由于撰写的时间比较早，特别是处于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某一敏感时刻，对弗里德曼在市场机制恢复上的贡献有较多批判，缺乏一定的合理性。

杨晨1996年撰写的《论马尔萨斯与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脉承关系》认为，就有效需求而言，凯恩斯继承了马尔萨斯的思想，但是在稳定货币方面，弗里德曼同马尔萨斯有类似的思想，而在反对政府发债等方面，凯恩斯的反对者又利用了马尔萨斯的想法。杨文很好地阐述了马尔萨斯与凯恩斯在理论上的关系，但是对于弗里德曼同马尔萨斯的类同却没有进行深入和整体的描述。

2009年，胡春生在《凯恩斯与弗里德曼之金融理论比较研究》中指出，凯恩斯和弗里德曼观点的不同主要是由于对货币传导机制认识的不同。在凯恩斯的理论中，货币变动影响利率变动，再影响投资变动，再影响就业和收入变动，然后影响生产成本变动，最后影响物价变动。而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中，货币变动影响公众支出，再影响非货币资产价格，进而影响利率，接着影响投资，最后影响名义收入变化。文章认为，正是基于传导机制的认识不同，导致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分歧，凯恩斯货币是非中性的，而弗里德曼认为长期看货币是中性的；凯恩斯注意市场资产和市场利率，而弗里德曼则考虑广义资产和利率；凯恩斯认为利率是传导机制的中心环节，而弗里德曼则重视收入支出在传导中的作用。

在弗里德曼的政治思想方面，我国学者涉及不多，但是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思想正是对其货币思想的一种保证，只有自由民主的社会环境才能保证货币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遗憾的是，我国学者并没有注意到这里面的关系，对此论述颇少。研究弗里德曼政治学思想的，主要有唐娜2007年的《弗里德曼保守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文章分析了弗里德曼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其实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与20世纪的自由主义强调福利不同，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更强调对政府的制约。此外，在涉及弗里德曼的平等观时，文章也指出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致使他认为，机会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不能通过政府的手段抹杀人之间自然的差异，即基于自然禀赋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本书认为弗里德曼是保守自由主义的说法是欠考虑的，因为与哈耶克乃至米塞斯相比，弗里德曼绝对不是什么保守自由主义，保守自由主义应该指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其实就是自由至上主义，这种思想甚至极端反政府的，是一批无政府主义者。

2006年高芳在《企业的道德责任与社会责任——斯密与弗里德曼观点的比较研究》中对斯密与弗里德曼的企业道德责任做了比较，认为斯密还是要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是弗里德曼认为企业只需在法律条件允许的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他们只需对股东负责。此文的问题在于，是否对亚当·斯密著作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特别是亚当·斯密道德和利欲的冲突有所理解，轻易地认为斯密认为企业要担负社会责任，那么显然弗里德曼与斯密是不一致的。但是对文献的解读可能来自完全不同的路径和方向，如果认为斯密虽然想给道德寻找情感基础，但是最后只能强调利欲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那么弗里德曼和斯密是一致的，事实上，弗里德曼和苏格兰自由主义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2008年林华开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弗里德曼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中对弗里德曼经济伦理思想渊源、哲学基础进行了梳理，并认为经济自由思想贯穿于其理论的方方面面，在这个观点的指引下，弗里德曼构建了自由贸易、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和失业关系的观点，指出其背后的伦理基础，以及这些经济政策的道德合理性，而有限政府干预的思想则是经济自由伦理观点的延伸，最后对弗里德曼批判国家福利制度的思想进行了分析。

除了以上之外，我国学者还对弗里德曼的教育券思想做了分析。特别是曾晓洁（1998）与季萍（2002）的分析，其中曾晓洁的研究对弗里德曼“教育券”思想的市场因素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