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急状态下，信息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由于危机事件发生的突发性、影响的不确定性和后果的破坏性，党政组织和广大民众无法在第一时间掌握全部信息。因此，应急处置的过程往往与应对各种谣言相伴。这一点在重大自然危机和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时尤为明显。重大自然灾害与谣言相伴往往突出地表现在地震灾害发生时。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曾有很多灾民误以为是“苏修”向中国投放了原子弹；1976年是中国农历的龙年，更有流言声称这次地震发生是因为龙年向来是凶年。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仅10分钟后，谣言就开始露头，在上海、北京、江浙等地区，流传得最广的谣言有两个：一是浙江省嘉兴和上海间发生5.7级地震；二是北京局部地区发生2级轻微地震，当天晚上将有2至6级地震。[37]2010年玉树发生7.1级地震后，北京、河北、内蒙古包头等地出现了当地将发生地震的谣言。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同大量不实言论相伴则很大程度上与一些党政部门的信息披露不力有关。在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中，由于当地相关部门对信息披露采取了遮掩态度，诸如鼠疫、霍乱、乙型脑炎大流行等恐怖疾病的谣言很快在上海市民当中传播开来，更离奇的是，有民间言论声称这次染病的甲肝患者将在10年后必死无疑。在2003年“抗非”初期，一些党政部门掩盖事实真相的做法致使各地相继出现“肺炎流行”等漫天谣言，并引发相关药物遭到非正常抢购的反常情形，这都进一步加剧了广大民众的恐慌心理。
不实言论往往止于反应迅速、地位权威的主流媒体的发声。可以说，权威媒体是中国式应急动员的引导力量。针对汶川地震发生后短短10分钟内的大量谣言，权威的新华社在地震发生18分钟后给了人们明确的消息：四川汶川发生7.8级强烈地震，谣言顿时消失。针对西安、江西将发生强烈余震的谣言，国家地震局通过主流的电视、广播、报纸等权威媒体发布新闻，对这些不实说法予以强有力的驳斥。针对玉树地震后一些地区将发生地震的社会谣传，国家地震局和北京、河北、山西以及内蒙古包头等地的地震局均第一时间通过媒体辟谣，通过发布通告或公告的形式，向所辖地区的民众说明真实情况，安定民心。[38]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中，党和政府及时转变信息传播的思维观念，选择公开事实真相的做法成为扭转社会舆论不利局面和成功取得舆论动员的关键。在上海甲肝事件愈演愈烈的境遇下，为了消除社会谣言的不利影响，当地党政部门开始正视并选择公开真实的危机信息。相关部门通过各大媒体机构，告知民众疫情的真实起因在于食用不洁的毛蚶，号召大家在饮食中远离毛蚶、在疫病流行期注意个人卫生，并在宣传报道中大力普及医学知识。上海市的这些做法还得到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国家级主流媒体的大力支持。这些做法都对平息公众的恐慌情绪和战胜疫病灾难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2003年“抗非”斗争的胜利也与后期选择全面开放的媒体动员策略（诸如每日疫情报告制度）不无关系。(www.xing528.com)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应急处置与舆论动员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走向进步，其开放性和透明度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提升。举世公认，中国媒体关于汶川地震后的新闻报道实现了重大突破。此次地震在信息披露方面实现了完全透明和公正开放，应急舆论动员对信息资源的宣传利用也是充足而有效的。这具体表现在：一，媒介的迅速反应保证了报道的时效性和信息透明度。5月12日下午，地震发生的消息第一时间通过电视、广播和网络等媒介传播到全国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媒体记者纷纷涌向灾区。当日开始，媒体每天实时播放地震报道、传播最新救援进展并发布最新伤亡情况。二，权威的信息发布有利于稳定秩序、调节情绪并澄清谣言。针对一些地区出现的地震谣言，主流媒体通过权威途径进行了实时澄清，有力保障了全国各地的社会稳定。三，媒体在联络协调、舆论引导、政策宣传和组织动员等抗灾工作中发挥了作用。诸如动员各地民众捐款救灾，并对救灾物资的分配使用进行舆论监督等。2009年在防控“甲型H1N1流感”过程中，党和政府从一开始便强调“信息公开透明对科学防控至关重要。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发布制度，宣传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在我境内一旦发现病例要立即公布，增强防控工作的透明度。”[39]2010年玉树地震发生后，美国《洛杉矶时报》的报道称，中国国家电视台几乎马上就开始第一时间大量播放部队与民众——其中有些是僧侣——携手援救受害者的画面。[40]震后第三天，青海省政府外宣办主任刘贵有表示：“我们对记者采访包括外国记者的采访不设任何限制。”[41]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媒体动员仍在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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