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观点分析

就人口老龄化，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弊这一问题，学术界观点不一，甚至持有截然相反的意见。总的而言，可以分为悲观派和乐观派，也就是有学者消极地认为人口老龄化将会削弱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劲头，而也有学者积极地认为人口老龄化并不会拖我国经济发展的后腿，前提是只要我们做出正确的产业结构调整、制度匹配完善等相应措施，就能够把人口老龄化变成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具体来看，两个派别的学者们的观点如下。

1.悲观派观点

从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的整体影响来说，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速度与幅度可能会因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而削减，主要理由是老年人口处于生命周期阶段中释放储蓄进行消费的纯粹消费型人群，因此老年人口的增加会使得整个社会的储蓄减少，这对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是不利的（童玉芬、刘广俊，2008；莫龙，2011；张桂莲、王永莲，2010）。但是这一观点本身存在一定的矛盾，以老年人口作为纯粹型消费者群体占据比重越来越多这一情况来看，我国未来消费需求总量并不会萎缩，反而会膨胀。并且，这一观点中所衡量的收入并不考虑居民拥有的资产价值，因为如果考虑资产价值的话，人们在年轻时期与中年时期通过贷款购买固定资产（比如房产），实际上是更大的消费，对整个社会的平均储蓄水平来说是更大的降低。姚从容等则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养老资源所带去的压力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口老龄化意味着社会要为老年人口提供更多的医疗卫生、公共福利、养老保障方面的资源，而我国当前这些方面无论是制度还是实际能力都与发达国家相比远远落后，因而从这一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总体而言是被动的（姚从容、李建民，2007）。当然，如果我们从个人角度来说的话，也有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个人来说的影响是消极的，这种消极性是缘起于人的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个人养老所需的花费占据整个一生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家庭也要为养老支付更多的费用，因此对个人而言是经济上的负担（李军，2006）。

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针对人口老龄化对不同领域的影响进行了具体的研究。比如，袁志刚等利用两期叠代模型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于个人最优储蓄率的影响，认为未来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必将通过利率或代际转移来影响退休后的消费水平，并进而影响其最优储蓄率（袁志刚、宋铮，2000）。袁芳英的研究指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会抑制人均最优消费增长率的增长幅度，并随着老年人口增长率的增加，这种抑制程度也会增加（袁芳英，2009）。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直接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提升，再加上我国人口基数本身庞大，因此，老年人口这一人口群体的数量不容小觑。随之而来的老年人口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将会是对政府、对社会的巨大考验。黄成礼、庞丽华的研究就针对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挑战提出了一些看法，认为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卫生费用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而且高峰期还没有到来，未来老年人口的卫生费用将成为社会卫生总费用中份额最大的一部分。根据黄成礼、庞丽华的预测，到2050年，我国纯粹由人口老龄化而导致的门诊费用相比2000年时增长三成，导致住院费用相比2000 年增长四成（黄成礼，2004；黄成礼、庞丽华，2011）。再比如，也有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同样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王芳等认为，由于老年人口对医疗护理方面需求相比其他年龄人口增多，造成碳排放因这类需求的增多而增多，并指出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呈现为“U 形”特点（王芳、周兴，2012）。

除了针对人口老龄化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也有不少学者专注于人口老龄化对消费领域的影响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采取了一系列量化的手段，就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具体将产生多少影响进行了数量上的测算。王金营等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并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这一变量，证明了人口抚养比的提高，特别是老年人抚养比的提高，将会使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所能牵动的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量越来越小，从而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未来消费的影响是负面的（王金营、付秀彬，2006）。李洪心等通过计算不同年龄段人口数量与不同消费品的消费量之间的关联度，得出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将会增加对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娱乐这三类消费的消费量（李洪心、高威，2008）。李春琦等针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与分析，研究表明，老年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呈现显著的负比例关系（李春琦、张杰平，2009）。刘永平等则认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使得人们对后代的教育投资程度和投资率都增加（刘永平、陆铭，2008）。吴帆等也从人口老龄化对后代的影响角度出发，指出，人口老龄化会使得老年人口自身的储蓄量减少，消费水平增加，通过家庭代际之间的关系影响下一代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吴帆、李建民，2010）。(www.xing528.com)

2.乐观派观点

当然，也有学者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持相反的观点，即认为，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会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绊脚石，相反，如果我们对人口老龄化有科学的认识、积极的态度、前瞻的思路，去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体制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将很快适应一个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状态，也将会很快走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能够将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变成发展的动力，甚至能够从老年人口所带来的资源中找到经济发展的新契机。

在所有持积极乐观态度的学者中，廖廷柏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对老年人口消费问题做出深刻的、前瞻性的认识。他认为，老年人口消费所基于的财富是其自身创造和积累的，并不会给家庭与社会带来额外负担（廖廷柏，1990）。相反，只要产业结构与人口老龄化之间能够符合互相的发展趋势，就能够使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性作用（廖廷柏，1990）。并且，廖廷柏在20多年前就已提出前瞻性的判断，认为既然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口所能发挥的人力资本在时间上的延伸与扩大将会为社会带来巨大的财富，因而不能认为老年人口只是纯粹的消费群体（廖廷柏，1990）。廖廷柏的这些观点与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虽然在1990年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还远未达到如今的程度，这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口老龄化加深程度巨大，而我国从1990年至今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一定是负面的，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口结构老化就会使得整个经济进步速度停滞，而应当从更为全面地、预见性地去理解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在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中，因研究视角与研究对象的不同，有许多不同的发现和结论。比如，曲兆鹏等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是很小的，人口老龄化并不能成为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影响因素（曲兆鹏、赵忠，2008）。再比如，针对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这一问题，学者们普遍采取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水平是否存在正比例关系或负比例来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李文星等利用1989—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老年抚养比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发现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具有显著性，由此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并不能解释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过低（李文星等，2008）。王宇鹏基于对我国2001—2008年城镇居民消费数据的分析，得出老年抚养比与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从而认为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性关联（王宇鹏，2011）。也就是说，在乐观的态度中，李文星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居民消费没有影响，而王宇鹏认为人口老龄化反而对我国居民消费有正效应。可见，尽管都持有乐观态度，其中的观点也有一些小差别。而笔者看来，之所以认为老年抚养比（或者是老年人口结构）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所用的数据属于不同年份的原因。我国从人口学意义上真正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是在2000年，经济发展进入高速阶段是在2005年之后，因此，如果使用2005年之前的数据进行分析，可能会因为数据滞后性而产生一些偏差。因为没有深入研究这一领域，这也仅仅是笔者的一些直观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