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分析及浙江省资本回报率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尽量减少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并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书采取依次交叉加入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的结果如表5.4-6中的方程1—方程3所示。

表5.4-6　回归分析结果

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书继续使用怀特检验方法对方程3进行异方差检验，检验结果显示，chi2（14）的值为72.72，P值为0.27，因此可以认为不存在异方差。另外，本书还采用稳健的标准差进行回归，结果与方程3保持一致，进一步说明了原数据不存在异方差。使用方程3的回归结果对因变量的拟合值进行预测，结果如图5.4-3所示。根据图5.4-3可知，拟合值的变动与真实值吻合度较高，因此可以认为回归方程的效果较好。

图5.4-3　因变量拟合值的预测结果(www.xing528.com)

进一步对方程3进行残差自相关检验，检验结果显示，DW值为1.23，因此数据可能存在着自相关问题。对于自相关问题，可以采用自相关稳健性的标准差对数据进行回归，以克服自相关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使用该方法，首先应判断回归方程的滞后阶数，滞后阶数可使用样本个数的1/4次幂，本书计量分析的样本个数为37，其1/4次幂为2.46，因此采用滞后阶数为3的自相关稳健性的标准差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方程4所示。方程4在克服了自相关问题后，模型和各系数的显著性仍然较高，因此回归结果具有较大的可信性。另外，本书还进一步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和迭代式普莱斯-温斯登估计法进行回归分析，以解决异方差问题，回归结果分别如方程5和方程6所示。两个方程的回归结果显示，DW值均已上升为1.68，比原方程的1.23有了较大提升。但消除自相关会导致模型的显著性和解释能力比原方程略有下降，因此方程5和方程6在系数的显著性方面比方程3略差。

综合方程1—方程6的回归结果以及相关检验结果，可以认为本书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大的稳健性和可信性。根据回归结果，本书对浙江省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具体为：

人力资本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不显著。这与理论预期有着较大差异，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有：首先，浙江省人力资本增长多属于劳动数量增长推动，劳动力质量提升较慢，因此对生产效率的提升帮助不大；其次，浙江还存在较多“政策导向型”的投资，资本受地区优惠政策影响较大，对人力资本的敏感度下降（郑江淮等，2008），因此人力资本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促进作用；最后，浙江作为中国外向经济发展较为成功的省份之一，其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影响较大。但现阶段，对外贸易中的加工贸易和低端贸易还占据较大的比重，但长期从事低端生产，容易陷入“低端锁定”困局（杨君和肖明月，2015），生产的技术水平难以提升，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也以低水平为主，因此人力资本的提升无法带来资本回报率的显著增长。

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资本回报率有着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存在会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因而有利于资本回报率的提升。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溢出效应也属于外部不经济的一种，如果所有企业都不愿意在人力资本上进行投入，而是寄希望于外部人力资本带来的溢出效应，最终就会出现整体人力资本不断下降的局面，资本回报率也会因此出现下降。此外，如果这个社会对技术要求已达到较高程度，溢出效应的作用也会大打折扣。现阶段，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还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浙江还有较多企业愿意进行人力投入，因此人力资本还存在着正向溢出。另外，浙江产业的技术层次可能普遍处于低水平状态，因此对溢出效应还有着较强的敏感度。

资本存量对资本回报率有着显著的阻碍作用。浙江省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投资驱动型”，1978年浙江省资本存量为169亿元，到2014年已增长到22096亿元（1985年价），增长了129倍以上。资本的快速积累会导致资本边际产出的下降，因此不利于资本回报率的提升。浙江省资本回报率在1992年之后一直呈缓慢下降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存在较大弊端。当资本回报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投资会因回报不足而不断下降，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无法维系。

普通劳动者对资本回报率有着促进作用。这与前文对人力资本的分析也较为吻合，即浙江省现阶段还存在大量低水平的组装加工产业，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不高，而是需要大量招揽普通劳动者。即低端产业多通过要素规模扩张来提升利润，因此普通劳动者的增长能够带来资本回报率的上升。另外，普通劳动者的增长还可以降低因资本存量快速增加带来的资本深化问题，进而在一定程度缓解了资本边际产出的下降问题。但普通劳动者的增长不是无限的，最终会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资本深化程度会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不断提升，资本回报率也会因此出现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