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能力越来越高。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经验的积累，人们的智商也越来越高。老子曰：“智慧出、有大伪”[3]。智慧发展后，人们发现了很多可以投机取巧的漏洞，于是造成社会道德水准越来越低下。
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部落首领”也需要参与生产活动。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组织协调的复杂化，“部落首领”开始专职管理，不再参与生产了。随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和生产组织的进一步复杂化，“部落首领”无法一个人完成管理工作，于是就会找几个专职助手帮忙管理，造成社会上脱离具体生产的人越来越多。再后来，那些同“部落首领”关系好的人也可以寻找理由减少劳动付出了。
这些不公平现象，会导致部落中原先“友爱和谐”的社会氛围逐渐消失。既然“部落首领”不公正，既然出力多的不一定能够收获更多的劳动成果。于是参加生产的人也逐渐开始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了。具体方法是：怠工、公然藏匿或私分劳动果实，等等。作为现代人，我们非常容易理解那些“公共生产活动”中的丑陋现象。
（二）
可是对于“洪荒时代”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群体人心涣散，“部落首领”带头破坏部落制度，大家也有样学样跟着混日子。那么生产怎么办？如果极个别人偷奸耍滑，自私自利还无大碍，但是如果大家都这样。则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
智慧有时候是很麻烦的。狮子没有多少智商，狮子甚至不会偷奸耍滑，狮子只要看到猎物就会本能地参与到群体捕猎中去。所以狮群的社会生态是固定的，也是不会解体的。人类就不行了，智慧有了，道德滑坡了。大家都聪明了，但是工作却没人干了。这是一个让人很无语的事情。
聪明人的事情总是比较难办，当大家都变成了“自私的聪明人”的时候，如果社会生产要想继续进行，老办法显然不行了。人们必须找到一个新办法去组织社会生产。
当然一般情况下“部落首领”会是一个更加聪明的人。“部落成员”所能够看得到的弊端，“部落首领”也一定可以看到。“部落成员”能够考虑到的解决办法，“部落首领”一般也能考虑到。而且多数情况下，因为“部落首领”接触的信息最多，看到的情况也更全面，所以“部落首领”的见解会比普通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当原先适应于社会生产力低下情况的“原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在新生产力和私有观念的冲击下逐步解体时。“部落首领”一定会适时召开“部落大会”，让大家充分讨论当前所面临的困境。这个会议甚至会变成一个相互揭发、相互批评的会议。很显然，最终讨论的结果必然是所有人都参与了对原有制度的破坏。
可是，如果一个制度让所有人都参与破坏，则显然就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了。共同生产的老办法是不能实行了，大家都嫌这个老办法麻烦和不公平。于是顺理成章，会议进入制定新制度的议程。
此时，聪明的“部落首领”可能会亮出自己的观点：部落外敌需要共同抵御，部落公共设施需要共同建设，管理这些事情的人员需要专职管理所以需要大家共同供养。最后，聪明的“部落首领”会决定大家应该共同承担这些公共事务的责任。剩下的事情，部落不再干涉了。
于是会议一定会产生如下决议：部落集体生产制度解散，各过各的。谁的孩子谁抱走，谁的老人谁领回家，谁的妻子谁看好，谁的财产谁藏好。以后大家生产的东西，只要交上来一部分用作公共事业基金（税金），剩下的都是大家自己的了。
（三）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会议。会议的结果几家欢乐几家愁，有能力的人拍手称快，偷奸耍滑而又无能力的人忧心忡忡。只有“部落首领”稳坐钓鱼台，依然保持了以前的待遇，甚至比以前更加舒服。毕竟麻烦的生产组织工作甩掉了，伤神的分配方案工作不用做了。无事一身轻又待遇更上一层楼。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辛苦消失了。尧舜辞让天下，而无人肯受的局面不存在了。“部落首领”变成了人人垂涎的美差。会议过后，一个新的时代将要到来。
《礼记》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原始共产主义制度解体了，“大道”就消失了。所以：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家都开始为了自己的小家庭而努力拼搏。最后“部落联盟首领”制定了一种叫做“礼”[4]的制度，用来管理天下。
那么，在旧制度消失后，人们该怎么组织生产呢？此时“部落首领”当了甩手掌柜，只负责收税不管组织生产的事情了。而那些需要众人协作的工作必须要有组织者和指挥者。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的解体的进程，一定是伴随着“定居文明”的出现而同步形成的。
只有当人们不再需要像以前一样组织到一起共同狩猎时，只有当单独的小家庭就足以生产所有“社会价值量标准”中的几乎所有消费品时，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制度才可以解体。如果社会生产依然需要大家共同协作进行，则原始共产主义制度依然不会彻底解体。
例如：当农业种植技术或饲养技术出现后，单个小家庭就足以进行社会生产了。在这种生产方式下，“部落首领”的指导反而显得多余了。每个小家庭就是一个个的生产单元，社会生产由这些小家庭来进行。所以，当旧制度消失后，人们第二天都干劲冲天、各管各地进行社会生产了。
这个过程，其实同新中国“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分田到户、农业“大包干”兴起的过程是完全一致的。例如，公社解体后，干部们或者无所事事，或者乱指挥农业生产而遭到农民抵制。(www.xing528.com)
（四）
30多年前中国社会刚刚分田到户时，人们都干劲十足，在化肥、农药、农机的帮助下，中国农业获得了连续多年的大丰收。那时的中国农户家里，家家粮满仓。笔者小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家家户户都在家里做一个防潮的储藏粮食的水泥池子，或者放着很多的盛放粮食的大缸。农民们看着这些粮食，半夜都能笑醒。
新制度实行之初，大家都从事农牧业生产。此时大家所生产的产品是相同的，人们之间几乎不需要交换产品。
但是因为集体制度解体了，所以生活中所用到的所有消费品都要自己想办法获得。或者自己动手做，或者找亲朋好友帮忙。可是当修房盖屋，制作农具，打制家具，治病教学等需求，无法从亲朋好友那里获得满足时，人们就需要从社会上专业人员手中获得需求的满足。于是“农牧业从业人员”和“专业人员”之间就会出现交换服务或商品的需求。此时真正用于交易的货币开始出现了。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交换的增多，人们逐渐找到了公认的不易腐烂、容易储存、易于分割、便于携带的优良货币，那就是金属货币和纸币。当人们的“社会价值量标准”越来越复杂，单独家庭无力生产其中多数的消费品时，交换就越来越重要了。于是货币时代逐渐到来。
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到来，人们的“社会价值量标准”随之扩张。以前粮食就是一切，现在粮食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了。农民们也不能仅仅靠粮食生活了，因为他们衣食住行都需要从外面买回来。
而农民自己生产的粮食又根本吃不完，存放粮食还要不时地拉出来晾晒以防潮湿霉变。有些聪明的农民干脆只留足自己吃的，剩下的一次性全部卖掉。反正吃不完的粮食早晚都要卖，早卖早省心，还不用费劲晾晒。于是大家有样学样，都纷纷开始在收获的时候就卖粮食了。
再后来，有些农民嫌自己磨小麦、蒸馒头麻烦，干脆一点粮食都不留全部卖掉，直接用钱买馒头吃。于是大家又有样学样，纷纷在田间地头直接销售粮食了。后来农户家庭干脆不再存粮食了。存粮食干什么呢？反正社会上到处有做好的馒头可买，还省时省力呢。
前两年笔者回老家过年，结果看到满街都是原先存粮食的大缸。这些大缸已经空置多年了，原先舍不得扔。现在生活条件更好了，房屋需要装修，那些原先存放粮食的大缸没用了还碍事，送人也没人要，于是都扔大街上了。即使现在，华北农村的街头依然随处可见这些被丢弃的大缸。
社会发展到现在，人们的“社会价值量标准”继续扩张。而当农民都不吃自己所生产的粮食时，那么还有谁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所有消费品呢？很显然，此时任何人都需要从市场上购买所需商品。于是“货币”从自给自足农业时代的边缘地带，逐渐迈进了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的核心地带了。大家都高度依赖货币，都在为获取货币而生产。
以上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解体，产生货币并逐步将货币变成经济生活核心的大致图景。
（五）
远古部落时代是没有“货币”的，而现代社会却又恰恰以“货币”为经济活动的核心。人类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没有货币”到“须臾不可离开货币”的巨大变化。
如果人们的寿命足够长，能够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时代。则一定会被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感到震惊。我们现代人虽然没有经历过那种没有货币的部落时代，但是我们也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概况。仔细品味两个不同社会的巨大变迁，这对于窥探经济学的本质非常有用。
从没有“货币”，到“货币”变成经济运行核心。那么“货币”是怎么介入经济体运行过程中的呢？
在一个“看得见的手”（部落首领）指挥一切的远古部落中，引入“货币”会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很显然，如果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没有达到相应高度，则“货币”根本无法被突兀地引入社会。只有随着技术的进步，人口的增多，“部落首领”无力事无巨细地管理部落事物时，经济管理事务的权限才会下放给部落成员。
此时为了解决“部落首领”缺位所造成的“无法满足多样需求”的困境，人们之间才开始互通有无，这就是交换。当交换在一个部落中间频繁发生后，则人们就会找到一个大家都公认的“一般等价物”。这个“一般等价物”就是货币。于是货币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很显然，货币是通过“交换”介入经济活动的。
自从有了交换，货币到处弥漫，最终充满了经济体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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