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劳资关系模式：和谐共赢的典范

瑞典模式是自由改革主义学派最具代表性的范例。瑞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社会福利国家之一，政府税收几乎占GDP的一半，社会支出占将近40％，其社会福利计划包括：日常的医疗保健体系、l5个月的产假（前12个月照常规工资的80％发放），以及其他相当丰厚的社会福利计划，这些福利计划是其他福利国家望尘莫及的。瑞典在传统上遵循“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临时解雇的工人享有失业福利待遇（相当于失业前收入的80％），主要用于再培训计划，以及再培训之后寻找新工作的补助。不仅降低了失业的社会成本，而且从理论上说，它意味着工人不用再担心失业，从而愿意从事那些缺乏工作保障的职业，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51]。

瑞典工会在国家政策和管理方面比其他国家工会的作用大，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与福利社会有密切的联系，对失业保险体系的管理负有主要责任。1938年工会和雇主协会共同制定了“共同决定法”，对劳动与管理关系、谈判过程和应付冲突的各种措施做出规定。“共同决定法”制定后的相互理解与合作被称为“萨尔雪堡”精神，该协议对以后几十年劳资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集体谈判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结束了传统的集中化集体谈判模式。如今，集体谈判很大程度上是在产业层面上进行，允许有更大的变更，谈判在各部门之间显示出了高度的协调性。集体谈判分三个层级：中央级雇主协会和工会参加由他们各自的下层机构推荐的集体协议会；各地的雇主协会分支会和行业工会的会谈；公司举办的与内部工会的最后细节的会谈。一般讲，如果会谈遇到困难，政府将采取协调办法，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一种防止异议的规定[51-54]。(www.xing528.com)

瑞典的贫富差距和低报酬就业的指标，都是世界上最低的。在瑞典，任何工人团体都可以自由组成工会，其协议自动覆盖该工会所在的企业，工会的这些权利无须像北美那样要获得法定的“承认”程序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