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大卫·达德利·布鲁姆都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1922年9月20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海军服役。有报道称，他在1944年12月的新几内亚战役期间负责指挥“美国自由号”军舰，当时他才22岁，是舰队中最年轻的指挥官。
1945年退伍后他从事过很多工作，在律所当过文员，也在百货公司当过采购员，后来成为小型玩具制造商AMSCO的产品研究总监。或许是因为经历过战争，他力主撤掉军事题材的玩具产品线，并在1950年的一次访谈中这么解释道：“如果教给孩子们战争和犯罪，那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光明的未来了。”
他的第一大创意是“魔法牛奶瓶”：把奶瓶倒过来的时候，牛奶似乎从瓶子里消失了。他还设计了一些日常消费品的微缩版，比如迷你厨房用具等，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在游戏中扮演厨师的角色。
但直到1958年，布鲁姆才找到一个既改变自己人生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好创意。
布鲁姆提前几个月和AMSCO解约，加入了位于宾夕法尼亚埃尔伍德市的“大西洋行李箱公司”，成为产品总监。正是在那里工作期间，他灵光一闪：为什么不能给那些笨重不堪、甚至让自己搬到背痛的手提箱装上轮子？有轮子的话箱子就更容易挪动，这样旅客不仅可以省下昂贵的行李搬运费，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也不用总是考虑什么时候该换一只手提行李了，毕竟到最后，也就是在某只手一直酸痛和两只手交替酸痛中做个选择。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不断迈向交往互通的世界来说，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设计方案吗？
他把自己这件创意产品的设计原型——一个装有脚轮和把手的手提箱——拿到了大西洋行李公司董事长的面前。布鲁姆对产品满怀期待，几乎欣喜若狂。毕竟，这款产品的制造成本不高，与公司现有的设计和分销渠道非常契合，可以算是这一行业历史上毋庸置疑的“稳赚不赔产品”，公司甚至能一举主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全球市场。
董事长的反应如何？他用了“不切实际”“笨重”等形容词，甚至嘲笑说：“谁会想买有轮子的行李箱？”
2010年，英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完成了一次对创新史的开拓性研究。他的研究工作一直以全面透彻著称，这一次，他探索了从公元前1.4万年到今天的历史，仔细列出了人类的每一次重大飞跃及其带来的结果。
这些重大事件不难锁定，比如动物的驯化、宗教的诞生、文字的发明，等等。莫里斯发现：对于“究竟哪一次变革对人类的影响最大”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每个答案的支持者都有他们的一套理由。但莫里斯希望得到一个客观的答案，为此他煞费苦心地对推动社会发展的各种创新突破进行了量化。他将“创新”定义为“一个群体充分利用其物质和智力环境，把事情做成的能力”，这个观点与实现经济增长的逻辑十分一致。[1]
研究结果显示，人们提到过的所有创新突破都曾实实在在地影响过社会发展。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这条曲线平缓地向上延伸。然而只有一次变革真正独领风骚，将曲线从几乎水平拉到近乎垂直，那就是工业革命。莫里斯写道：“西方世界自1800年以来主导的这次革命，是对世界早期历史上所有的所谓‘巨变’的一次嘲弄。”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两位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夫森和安德鲁·麦卡菲也深表赞同：“工业革命开创了人类的第一个机器时代，人类的进步第一次由技术创新所推动。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深刻变革。”[2]
但这段曲线上有一个异常现象。当历史学家将这一变革放大，观测曲线的具体细节时，他们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是在19世纪末随着电气化而到来的，这意味着电机可以取代当时陈旧、效率低下的蒸汽机。电机带来了生产力的第二波提升，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但有一件事很奇怪，这波增长实际上是延迟的。电力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而是有一段静止不动的“孕育”时期，直到大概25年后才实现飞跃。或许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美国很多极其成功的公司本来有从电气化中获益的绝佳机会，却完全没有迈出这一步。相反，很多公司在这个时期破产了。他们与胜利相逢，却生生擦肩而过。
值得注意的是，电力所带来的巨大红利不仅仅在于它提供的动能，还在于对整个生产流程的重塑。在一家传统工厂，机器先是被安装在水源边上，后来是在蒸汽机旁。将整个生产流程挂链于一种动力来源，各类机器通过一组精心设计但往往不可靠的滑轮、齿轮和曲轴连接起来，这种扎堆操作的方式效率极低。[3]
电气化的到来给制造流程松了绑。电机的尺寸虽然小，却不会影响效率，机器只需要接上电源即可，这使得整个工厂可以依据最有效的原材料加工过程进行布局。与单一的动能装置（如蒸汽机）不同，电力创造了集体力量，这个优势非常明显，就像是给手提箱装上了轮子一样。正如埃里克·布林约夫森和安德鲁·麦卡菲所说：“如今，你要是换一种其他方式去制造东西，那简直是荒谬。事实上，很多机器甚至在设计中内置了多个电机……显然，电气化让一家工厂的效率获得了无可比拟的提升。”[4]
当时，电气化简直像上帝的礼物，所有主导美国制造业的公司都获得了提高效率的利器。他们有现成的工厂、现成的机器，现在还有了现成的技术——电力。有了电力，他们可以提高产能、精简运营、开辟新的增长渠道。
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很多公司仍然坚持在动力源附近扎堆操作的方式，这让人不禁联想起最早放弃滑轮行李箱的公司，同样不可思议。这些工厂没有精简运营流程，而是在工厂中央丢了一台大型电动机，仿佛电机的作用不过是取代蒸汽机的位置。这种操作方式完全不着要点，显得莫名其妙，最终的结果当然也是灾难性的。经济学家肖·利弗莫尔发现，1888年至1905年成立的工业信托公司，有40%以上在20世纪30年代初倒闭。[5]经济史专家理查德·凯夫斯的一项研究发现，勉强生存下来的公司规模也缩水了三分之一以上。这是工业史上最残酷的时期之一。[6]
这样的“悲剧”在不断重演——拿着一副绝好的牌，却最终输得一败涂地。
后来，一位富有进取心的企业高管伯纳德·萨多又一次将轮式手提箱的概念推向市场，可是市场的二级受益方——百货公司，似乎也决心丢掉这块利润丰厚的蛋糕。萨多是在1970年一次家庭度假时想到这个主意的，他当时在机场艰难地搬着两个沉重的手提箱。他事后回忆说：“（装轮子）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当他把这个想法带到纽约的各大商店，希望为商人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新收益时，却被泼了冷水。这和达德利·布鲁姆的经历完全一样。“所有的大型百货公司听到这个建议，都把我赶了出去，”萨多说道，“他们以为我疯了，竟然要拖着行李箱走……毕竟那时候，男人喜欢彰显男子气概，他们总是要帮妻子提行李。”[7]
最后，他好不容易遇到了梅西百货公司的副总裁杰里·利维，并达成了交易。利维打电话给几周前拒绝采购这款行李箱的采购员杰克·施瓦茨，督促他下单。后来的事实证明，顾客对这项新发明一点儿也不抵触。“人们立即接受了它，”萨多说，“他们可以看到箱子带来的便利。交易额蒸蒸日上，简直棒极了。”
回到电气化的历史，这比轮式行李箱的发展历程更违背逻辑。那些工业信托公司的高管绝不是笨蛋，他们都是早期的职业经理人，因为头脑够精明才脱颖而出。然而，他们却把一个黄金增长机会，生生变成了一场史诗级的灾难。正如埃里克·布林约夫森和安德鲁·麦卡菲所说：“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电气化导致美国制造业几乎全军覆没。”[8]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探究的是多样性如何帮助提升集体智慧，其应用场景覆盖了从问题解决到破解密码的方方面面。在本章中，我们将看到多样性最重要的应用场景——开展创新创造。对促进团队发展而言，这也是最有帮助的行为。
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多样性，考察为什么有些公司和社会组织相对更具创造力，以及我们如何利用多样性来促进经济繁荣。不过首先，我们会关注个人。为什么有些人欢迎变革，而有些人惧怕变化？为什么有些人掌握了不断重塑的艺术，而另一些人总是固守现状？
创新专家通常会区分两种不同的创新类型。一种是通过方向明确、可预见的步骤，逐渐深入到某个给定的问题或领域。比如戴森公司的创始人詹姆斯·戴森，他不断地改进吸尘器的设计，逐步调整和改变他著名的旋风分离器的尺寸，以改良灰尘与空气分离的方法。每诞生一款新产品原型，他对于分离效率的认识就更深入了一层。每迈出一步，他就对这一小小科学领域有了更全面的理解。每一次新的实验，都让他离产品功能的实现越来越近。这种创新有时被称为“渐进式创新”，它是对现有思想的不断修订改进，很清晰地展现了在明确界定的范围内学习知识的进阶过程。
另一种创新方式就是前文中两个例子里所讲到的，所谓“重组式创新”。你可以从不同领域把本来不相关的想法融合在一起，比如轮子和手提箱的结合，发电机和全新生产线布局方式的结合。组合创新总是看起来很有戏剧性，因为它在不同的领域之间架起桥梁，或者完全打破隔阂，创造出全新可能。
这两种创新形式的逻辑和生物进化很相似。我们可以把渐进式创新想成物竞天择，每一代都会发生一些微小的变化；重组式创新更像是有性生殖，两个不同有机体的基因结合在一起。虽然两者都很重要，但科学作家马特·雷德利有力地指出，我们其实长期以来一直低估了重组式创新的威力。他写道：
性是生物不断进化的原因，因为它把不同个体的基因结合在了一起。在一个生物身上发生的变异，可以和另一个生物身上发生的变异相结合……如果微生物没能在几十亿年前交换基因，如果随后的动物也没能通过性来继续这一基因交换，那么所有基因就不可能汇集到一个动物身上，更没法造就腿、神经或大脑……当然进化也可以在无性的状态下发生，但是速度会缓慢很多。
文化也是如此。如果文化的塑造单纯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学习某种习惯，那么文化的发展很快就会僵化。文化要推陈出新，就必须是思想之间的碰撞和繁衍。人们总爱说“思想的交叉融合”，而这正是在无意识间造就思想的繁衍力。分子生物学家弗朗索瓦·雅各布说过“创造就是思想重组”。[9]
雷德利对于重组式创新有一个形象的说法：这是思想与思想的繁衍。
历史上涌现出了大量重组式创新的案例，比如印刷机，它将葡萄酒压榨方法、软金属造模技术和活字印刷等多种技术融合在一起。其实，重组式创新始终都伴随着渐进式创新，不过在最近几年里，这二者的天平发生了剧烈倾斜，重组式创新不仅在科学领域有所作为，在工业、技术及其他多个领域内都是推动创新变革的主导力量。
要感受这种主导力量，可以参考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布莱恩·乌齐教授领衔的一项研究。他查阅了世界上最大的科学知识库——科学网（Web of Science）8700种期刊中的1790万篇文章[10]，目的是弄清楚什么创造了伟大的科学，那些热门创意集中在哪里。
他发现，最具影响力的论文是那些被研究者称为“非典型主题组合”的论文，也就是跨越传统学科边界的论文。这些论文融合了物理学和计算、人类学和网络理论、社会学和进化生物学等，是真正意义上科学领域的“思想繁衍”。这些论文突破了学科主题之间的思想壁垒，创造了新的观念和可能性。
正如乌齐教授所说：“很多这种新型组合的‘部件’，实际上就是各自领域中非常传统的两种观念。你吸纳了优秀的经典想法，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科学上必须这么做。但当你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时，天哪！你突然就有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东西！”[11]行为经济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把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引入经济学领域，让经济学的面貌焕然一新。
然而这不限于科学领域。美国专利商标局有非常广泛的专利类别，比如公共事业专利（灯泡）、设计专利（可乐瓶）和种植专利（杂交玉米）等，涵盖了474种科技品类和16万个专利代码。在19世纪，大部分专利只用一个代码来分类，因为大部分发明都属于一个范畴，通常都是渐进式创新的产物。如今，按单一代码分类的专利数量占比已降至12%，绝大多数专利都跨越了传统的边界和代码范畴。[12]正如密歇根大学教授斯科特·佩奇所说：“这些数据展现了将多种思想组合起来的价值，反映出了以重组作为创新驱动力的明确趋势。”[13]
重组式创新与多样性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重组就是一种“异花授粉”的过程，它跨越整个问题空间，把完全没有关联的想法结合到一起。我们可以称它为“多样化思想的组合”——将旧与新、陌生与熟悉、外在与内在、阴和阳融合在一起。
这一趋势，在拥有庞大互联网络的计算机时代反而得到了加速发展。比如很多人都在用的导航软件Waze就是重组式创新的典型例子，它结合了位置传感器、数据传输设备、全球定位系统和社交网络的功能于一体；再比如研发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公司Waymo，它汇集了内燃机、快速计算、新一代传感器、各类地图和街道信息及其他各类技术。[14]
的确，几乎所有的技术创新都融合和链接了各种不同的想法、思考、概念、技术、数据组等。社交平台脸书也是如此，它将现有的网络基础设施与相关技术结合，使人们能够建立数字化社交网络和共享媒体。照片墙（Instagram）则将脸书的底层概念与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连接起来，提供了让用户使用数字过滤器美化图片的功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重组已经成为数字化创新的主流方式。随着每一种新组合的诞生，更多组合方式开始渐渐出现在生物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所称的“邻近可能性”之中。新的可能性被打开，新的前景开始出现。埃里克·布林约夫森和安德鲁·麦卡菲这样写道：“数字化创新是重组式创新中最纯粹的一种形式，每一项发展都成为未来创新的基石，这样的基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断为未来创造出更多的重组式创新机会。”[15]
但这也留给了我们一个沉重的思考：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抓住重组式创新的机会，而有些人却对机会置若罔闻？比如前文提到的手提箱和电气化的例子，各类技术的最佳组合被最可能从中受益的人拒绝。这反映出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思考模式问题。很多人认为创造变化是很艰难的，但这不是因为重组式创新真的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而是我们拒绝看到由此带来的可能性。人们在内心深处总是认为，创新是有创造力的那类人该做的事，或者是硅谷科学家们该做的事，于是就本能地拒绝了那些本可以让生活和工作更有成效的变化。
但有那么一群人似乎完全没有这样的思维限制，这些人就是我们津津乐道的那些成功故事背后的主人公，他们给所有人上了重要一课。
看看下面这些名字：雅诗·兰黛、亨利·福特、埃隆·马斯克、华特·迪士尼和谢尔盖·布林。你能看出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吗？从表面上看，他们都是著名的企业家，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再深入一点，你会发现他们全部都是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
2017年12月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财富500强中43%的公司都是由移民或移民子女创办或共同创办的。在排名前35的公司中，这一比例升至57%。这些公司为全世界创造了5.3万亿美元的收入，并在全球范围内雇佣了1210万员工，覆盖技术、零售、金融、保险等各个领域。[16]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发现。移民为技术、专利生产和学术科学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经济展望杂志》2016年刊登的一篇文章显示，过去几十年里，生活在美国的研究人员斩获了65%的诺贝尔奖。这些创新者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一半以上出生在海外。[17]
不同的研究结果表明，移民成为企业家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两倍。[18]移民人口占到美国总人口的13%，其中27.5%的人选择自己创业。另一项由哈佛商学院进行的研究显示，移民创办的公司相对成长更快，生存时间也更长。[19]更有一项研究表明，2006年至2012年在美国创办的所有科技和工程公司中，约四分之一的公司至少有一名移民联合创始人。[20]这些数据不仅仅是在探讨进入美国的移民，更是在探讨他们创造的财富。2012年的“全球创业监测”（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简称GEM）数据显示，在接受调查的69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的移民者比本地人参与了更多的创业活动，特别是高增长企业。这些研究本身并没有得出什么共通的结论，但它们所呈现出的共通态势却很具有说服力。
现在，回想上一节讲到的例子。为什么老牌行李箱公司看不到给箱子装轮子的好处？为什么经验丰富的制造企业想不到将电气化融入装配线的流程改造？为什么最直接的受益者却往往会对创新的机会视而不见？是不是因为当你已经习惯于某种范式后，就很难再突破它？想想20世纪50年代美国行李箱公司职员们的状态：他们一直在经营传统行李箱，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和没有轮子的行李箱打交道。他们的生活已经被困在了这种范式当中，这成为他们世界观的一部分，成为他们最基本的参照框架。至于大型工业公司的高管和老板，同理，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和蒸汽机打交道。
特定的范式已经成为这些人思想观念上的“地心引力”，成为他们过滤想法和衡量机会的方式，在他们内定的前提之下，其他所有东西都围绕着那个范式运行。也正是因为对现状的深度熟知，使得这些人很难在心理上打破和重构这种稳定状态。
正如埃里克·布林约夫森和安德鲁·麦卡菲所说：
正是因为现任者如此娴熟和内行，以至于他们陷入了现状的“枷锁”，无法预见未来，也无法看到新技术尚未实现的潜能和可能的演进方向……现有的流程、客户和供应商都在对一些本应显而易见的事情视而不见，例如新技术可以带来的是远远脱离于现状的另一种可能。[21]
这一现象也可以通过实验来证明。曾有研究人员让桥牌游戏的专业选手和新手同桌竞技，不出所料，专业选手们表现得更好，毕竟他们是内行。但是研究人员修改了一些游戏的规则，原本是谁出的牌最大谁赢，现在正好相反。[22]新手对这种变化适应很快，几乎没受到什么影响，但是专业选手们由于对规则早就烂熟于心，再加上有了很多年的游戏经验，这种变化对他们的冲击很大。相对于新手而言，他们更难应对这种颠覆式的改变，游戏表现明显下滑。
这与我们对移民的分析相吻合。移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必然经历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做事方式，所以当看到新国家里的商业理念或者某些技术应用时，他们不会认为这些东西是既定的、不可扭转的；相反，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在本质上是可变更、可变革的，都可以被修订、改编或者重新组合。在不同地方生活的经历，使得移民们在心理上突破了习俗和既存假设的界限。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局外人”。严格意义上来说，移民并非真的站在特定习俗或范式的门外，他们实际上是思想理念上的局外人，因为他们可以重构原定范式的框架。他们用崭新的眼光看待事物，所以有能力突破界限，提出多样化的想法。
移民还有另外一种优势，这种优势与重组式创新的概念密不可分：他们体验了两种文化，所以有更大的空间去接纳各种思维和想法；他们充当沟通的桥梁，成为“思想繁衍”的推动者。这样一来，局外人的视角赋予了他们质疑现状的能力，多样的生活经历则有助于他们找到组合式创新的答案。
多年经验的积累也印证了这样的事实。经济学家彼得·范多领衔了一项研究，专门考查学生们在学期前和学期末提出商业想法的能力。根据研究安排，一半学生这学期去国外生活和学习，另一半留在国内大学，最后，他们提出的想法会接受一位风险资本家的评估。结果发现，在国外学习的学生的商业想法，得分要比国内学生高出17%。也就是说，那些留在国内的学生经过一学期的学习，提出想法的能力至少没有显著增强。[23]
另一个实验测试的是学生的创意联想能力。研究人员给学生们几组单词，每组三个，学生们要想出第四个单词，使已有的三个词和第四个词能拼成词组。
在开始答题前，研究人员要求一半的学生想象自己身处国外，尤其要假想出发生的具体事情、自己的行为、对这件事情的感觉，还有他们在国外生活的这一天里有什么想法，然后用几分钟时间写下这段经历。另一个对照组的学生们则被要求想象在自己的城市里度过了一天。情况如何？那些想象自己在国外生活的人，在创造力、解题力和联想力上都超出对照组75%。[24]
此外的数十项实验在不同的背景条件下，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就好像，假想自己身居国外，可以有助于跨越思维边界。
但这与旅行甚至移民都无关，而是关乎局外人的思维方式。毕竟，换一个崭新的环境并不一定是换一个地理位置。达尔文常常在动物学、心理学、植物学和地质学之间交替进行研究，他的创造力并未因此被削弱，反而是增强了。为什么？因为这让他有机会从外部领域反观手头的研究内容，并让他可以嫁接不同学科分支的观点。一项研究发现：即使最忠于自己研究主题的科学家，平均而言也会在发表的前100篇论文中转换43个话题。[25]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将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同领域的其他科学家做了比较。结果发现：相较于普通科学家，诺奖获得者有2倍的可能性会弹奏某种乐器，有7倍的可能性会画画或雕刻，有12倍的可能性会写诗、写剧本或者写书，有22倍的可能性会参加业余表演、跳舞或者魔术。[26]同样的结果也适用于企业家和发明家。
心理学家常常会谈“思考距离”。当我们沉浸于一个研究主题的时候，会被它的复杂网络所包围。待在这个网络里会很舒适，间或也可以对它的内部构造做一些简单更新。但最后，我们会被囚禁在自己构建的范式当中。只有勇敢走出围墙，才能找到一个新的“制高点”。在那里，我们不会得到新的信息，但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视角。艺术通常被认为具有这样的功能，它不是让你看到一个新的东西，而是让你换一种视角去看待熟悉的东西。这让我们联想到叶芝的诗歌，或者毕加索的绘画和雕塑，这些伟大的作品总是能在观察者的视角与被关注的东西、观众想法与作品主旨之间创造这种概念上的距离。
重组式创新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它的重要性绝对不容小觑。推动未来进步成长的人，一定能突破既定思维边界，在不同领域之间游刃有余地转换思考，能看到人们在学科和思想范式之间竖立的围墙，并认为那些围墙不是不可触碰的，而是可移动甚至可推倒的。
这就是为什么局外人的视角和思考如此珍贵。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内部视角的专家。恰恰相反，我们既需要思考上的深度，也需要思考上的距离。我们需要同时做局内人和局外人，做理念上的“本地人”和跨界组合的“新移民”。我们既要理解现状，也要能质疑现状。回到刚才谈及的移民，他们之所以能够对创新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无疑还有其他原因。可以想见，选择成为移民的那类人肯定敢于冒险。他们常常遇到各种阻碍，所以性格中的韧劲儿也很足。但在这些特质的基础上，最重要的还是他们具备质疑现状和突破常规的能力。
英国企业家凯瑟琳·维恩斯很好地阐述了这点：“要成为一个远见者，你必须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去看待那些被局内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当你换一种视角去对待问题时，机会和可能性就会自然到来。”[27]
2010年，凯瑟琳·维恩斯和伊斯梅尔·艾哈迈德一起创办了一家汇款公司。艾哈迈德是一位移民，于20世纪80年代来到伦敦，亲身感受到了那时收汇款的层层阻碍。于是，他结合自己的早年生活经历，以及在新地方学到的有关数字化解决方案的知识，创办了一家新公司，一家让汇款像发短信一样方便的公司。这就是重组式创新的典范。
杰夫·贝佐斯在2018年致股东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谈到了渐进式创新的重要性，提出应该拓展现有的想法，充分利用其价值。但是他也认识到，如果想展开更有影响力的创新，你就要跳出现有的框架。他的话抓住了局外人思维的作用，他称之为“漫游”。贝佐斯说：
有时候在商业世界里，你很清楚自己要去哪里。当你很清楚的时候，就会很有效率，制订一项计划，然后执行。相反，漫游在商业里则会很影响效率……
但漫游并不意味着漫无目的，而是被直觉、勇气、启发和好奇心所牵引。为了找到出路，在过程中凌乱一些或者偏离轨道也是值得的。商业中的漫游虽会损耗效率，但这是必要的……重大发现——那种“非线性”的发现——极有可能产生于思维漫游的过程。[28]
再来看看重组式创新对教育的影响。劳工专家预测，今天的孩子会在未来拥有多达十几种新工作，其中的大部分在今天甚至尚未出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要掌握的不仅仅是发明的艺术，还要学会如何进行自我革新。
如果连行李箱公司的高管都无力质疑旧式手提箱存在的现实问题，那么普通人想要摆脱日复一日的生活剧本就更难了。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的基本参照框架、我们拥有的技能、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像被设置了一个默认模式。往往最不容易发觉的就是那些我们尚未开发出的技能和尚未考虑到的机会。简而言之，我们要学会将多样化的思想应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当然，有时候能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也是很好的。但是，能够抓住像轮式行李箱或电气化这样的机遇而不轻易错失，这也很不错。那么，我应该把什么样的新想法运用到正在做的事情上，或者运用到做事的方式上？组合创新的潜力究竟在哪里？
多伦多大学基思·斯坦诺维奇领衔的一项研究对局外人思维进行了一次名为“开放心态量表”的评测。研究人员询问被调查者对于“人们总是应该对违背自己一贯认知的证据加以考虑”“一个人总是应该探索新的可能性”之类的观点是否认同。结果表明，即使在认知能力处于同一水平的情况下，在这个量表上得分较高的人普遍更善于提出见解、权衡观点、摒弃偏见和识别假消息。
有很多技巧可以帮助你转换到局外人视角，用崭新的眼光看待熟悉的事物，用新的思想与外界交流。前美国陆军军官迈克尔·米哈尔科现在是创新创造领域的拔尖人才，他主张一种叫作“假设逆转”的做法：你在任何主题或提议中提取一个核心概念，然后把它颠倒过来。比如说，你考虑开一家餐厅，首先的假设可能是“餐厅需要一份菜单”，那么对立的假设就是“餐厅不需要菜单”。这时候你就会有一个灵感，让厨师通知顾客他当天在市场上采购的菜品，然后让顾客个性化选菜。这么做虽然不一定能够带来可行方案，但只要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就能创造出新的联想和主意。
试想，如果这个技巧应用恰当的话，本可以改变工业革命的进程。在进入电气化时代后，如果那些制造业企业的高管们能够颠覆原来的既定假设，把“生产流程必须围绕一个动能组展开”改为“生产流程不必围绕一个动能组展开”，不就能帮助他们打破原先的假设，催生新的想法，摆脱思维的范式了吗？
再举一个例子。假设你考虑成立一家出租车公司，你的第一个假设可能是“出租车公司必须要有车”，然后你反过来说“出租车公司不需要有车”。在二十年前这可能听起来很疯狂，但如今，有史以来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优步（Uber）的确没有自己的车。
现在，让我们从更广的角度来审视创新。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形成多样化的思想？为什么有的时代、有些地方相对更具有创造力？我们对多样性的分析如何融入人类的创新史？我认为，或许思考这些问题的一个关键考量因素是：与实体物品不同，思想和创新不会受到效益递减的影响。比如说，如果你把车借给别人，那你自己就没法使用了；但是如果你提出一个新的想法并分享给其他人，这个想法的潜力反而会增加。这就是所谓的“信息溢出效应”。
正如因创新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罗默所言：“创意的特点就在于它天然就能激发出新的创意。为什么提倡创意分享的地方，会具有更强的生产力和创新能力？因为一旦将某个想法与人分享，这一过程中创造的可能性将不再是简单叠加，而是倍增。”[29]
这里的关键词是“分享”。只有当人们互相联系起来，创意和想法才能产生溢出效应。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是由古希腊数学家、亚历山大港的希罗在公元1世纪发明的，但是这项发明的消息传得太慢，传播的人数也太少，以至于它永远都不可能传到工匠们的耳朵里。作家马特·雷德利指出，这项创新失去了群众基础，人们也失去了对这项创新进行改进或者重新组合的机会。[30]雷德利还提到了托勒密的天文学，相较于过去的研究发现而言，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但这项科学从未被用于航海领域，因为天文学家和水手没有见面交流的机会。由于人们被局限在自己的社会环境、物理环境和道德结构之中，缺少了有效的沟通和互联，所以创新变成了一种孤立的行为，不能形成“异花授粉”，这就损失了我们想要达到的溢出效应。
然而，一旦某个想法被分享，它就不仅仅是被传递给他人，而是会与更多思想形成交融共生。以氧气的发现为例，人们总是说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和卡尔·威廉·谢尔·阿西夫蒂“发明”了氧气，就好像他们凭空造出了某件新东西一样。但要开始这项研究，他们的确需要树立一种新观念，即空气是由不同气体构成的，这一观念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被广泛接受。他们还需要精密的秤去测量质量的细微差异，而在当时这种操作才不过出现了几十年而已。[31]
约瑟夫和阿西夫蒂都很有创造力，也具备挑战现状的局外人思维，但如果无法与更广泛的人群和思维进行链接，他们也很难取得真正的突破。正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网络足够多样性，才使得他们能够重组原本不相干的想法，实现信息溢出和回流，从而激发出新的想法和组合方式。这意味着我们对创新的理解必须改变：创新不是一种把个人推到前台和中心的做法，而是个人与其社会网络之间的复杂互动的结果。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兰德尔·柯林斯在他的《哲学社会学》一书中，记录了有史以来几乎每一位重要思想家的思想发展史。他认为，像孔子、柏拉图和休谟这样的人的确是天才，但他们之所以能够释放天赋，则是因为处于社会网络中的有利节点。比如说苏格拉底，柯林斯还原了他的社会网络，发现他与几乎所有主要思想家都有关联。柯林斯写道：(www.xing528.com)
智力和创造力汇聚于个人所接触的社交链条之上，将情感能量和文化资本一代代传下去。创造力的情感能量集中在社会网络的中心，汇聚于人们面对面交流的社交圈里。那些人类智力生活最火热的时期，那些创新猛增的动荡黄金时代，都发生在某些智力碰擦的场合，尤其当几个立场相悖的社交圈子在若干热议问题上达成共鸣的时候。[32]
创造力的社会情境赋予了我们一个全局视角，让我们看到一个鼓舞人心的事实：创新来自社会网络中每个人大脑的共同创造，而大脑的共同创造又关乎它们的主人所属社交圈的多样性。大脑相互连接的整个网络效应，就是进化学家迈克尔·穆图克里希纳和约瑟夫·亨利克所说的“集体大脑”。他们写道：
对于创新来源的一种普遍看法是“伟人效应”。所谓“伟人”，指的是那些思想家、天才或者伟大的发明家，他们有着远超常人的认知能力，以非凡的、英雄般的思维将人类带到了崭新的高度。他们或许站在过往伟人的肩膀上，但凭借个人的天赋和洞见力可以看得更远。
然而我们认为，这些个体实际上可以看作是集体大脑的产物，是既有的各种单独思想的结晶。[33]
这解释了为什么创新常常会在几乎同一个时间产生于不同人的大脑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提到为什么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会在几乎同一个月提出进化论的观点，为什么莱布尼兹和牛顿几乎同时想到了微积分的概念，人们给出的解释通常是命运或者天意使然。但是历史学家意识到这些所谓的巧合事件并非偶发，而是一种常见现象，命运或天意并不是令人满意的解释。
1611年，生活在4个不同国家里的4位科学家同时发现了太阳黑子。1745年和1746年，德国科学家迪安·冯·克莱斯特和荷兰莱顿的科学家库纽斯分别发明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电池。19世纪40年代末，能量守恒定律被分别提出4次。1899年科辛斯基提出了遗传突变在进化论中的重要性，1901年雨果·德弗里斯再次提出了这一点。X射线对突变率的影响也被两位学者同时在1927年发现。电话、电报、蒸汽机、照片、真空管、收音机——现代生活中几乎每一项重要的技术进步，在它们的起源故事中都有多重线索。[34]
为什么有那么多看似独立的科学发现会同时出现？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这是社会网络作用的必然结果。当人与人、思想与思想连接起来的时候，往往会产生相似的联想和发现。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人群中都看到这样的现象。以人类学家米歇尔·克莱恩和鲍勃·博伊德对多个太平洋岛屿上居民创新能力的研究为例，这些岛屿都被数百英里的海域分割开来，这样就能评测创新与集体大脑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发现，技术创新的复杂程度与人群的大小和相互关联的密切程度高度相关。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创意重组、创意竞争和信息溢出的范围就越大。[35]
以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以南240公里处的塔斯马尼亚岛为例。当欧洲人在18世纪末第一次登上该岛时，岛上的技术发展水平落后得惊人，有些拥有长达4万年历史的古老部落使用的工具都比这个小岛上居民的更先进。塔斯马尼亚人使用简陋的长矛和经常漏水的芦苇筏，尽管鱼类资源丰富，他们却没有捕鱼工具，甚至还用人头骨盛水喝。
他们为何还在使用这样的原始技术，坐困愁城？哈佛大学人类学家约瑟夫·亨利克揭秘说，这是因为1.2万年前，海平面大幅上升淹没了巴斯海峡，切断了塔斯马尼亚与澳大利亚其他地区的联系，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与外界广阔的思想体系完全脱节，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集体大脑。
这个被孤立的小群体中或许会有一个熟练的工匠出现，但很可能他还来不及教一个学徒就去世了，来之不易的创新就这样迅速走向消亡。更重要的是，这个岛与澳大利亚间的联络被中断，所以岛民无法学习、改进、进行重组式创新。实际上在海平面上升之前，塔斯马尼亚人也保持着与周边地区同等的技术发展水平，但之后就一落千丈。[36]
下面这个小实验也说明了相似的问题。每年，约瑟夫·亨利克都会向新生展示4套工具，它们分别来自4个不同族群——18世纪的塔斯马尼亚人、17世纪的澳大利亚土著人、尼安德特人和3万年前的人类，然后让同学们评估一下工具制造者的认知能力水平。每一次同学们都会给出相同的回答，他们认为塔斯马尼亚人和尼安德特人的认知能力比土著人和3万年前的人类要低，因为他们使用的工具不那么复杂。
但这是错误的，你无法根据工具的复杂性来判断使用者认知能力的高低。原因在于，创新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也关乎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回想一下海平面上升前后的塔斯马尼亚人，其实这一族群在本质上没有发生改变，但他们使用的工具的复杂程度却大不相同。[37]
回忆一下前面的章节，行李箱公司的高管之所以没能抓住轮式箱子的机会，是因为他们被困在了既定范式中。环境筑起了一堵观念之墙，这让他们很难抓住重组式创新的巨大机会，而被一种“内部人”的心态束缚住了。
类似的分析逻辑可以运用在各种情境之下。比如，塔斯马尼亚人之所以创新乏力，也是因为他们周围有一堵墙，但这并不是“内部人”思维的作用，而是一场洪灾带来的。他们是在物理上而非心理上与新观念隔离开来。社会网络的切断对创新造成了实实在在的打击。
这种“社交切断”也可能是社会观念导致的。比如说，几个世纪以来，妇女都被排除在思想交流的网络之外。整个社会群体都面临着一道障碍，它不是洪水造成的，而是偏见造成的。直到启蒙运动时期，这一情况仍没有改变。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写道：“启蒙运动时期，女性被禁止接受高等教育和专业培训。”这不仅对妇女不公平，也极大地降低了男性的创造潜能，使得男性失去了来自另一半人口的视角和想法，失去了不同的观点、信息和发现，集体大脑最终被严重削弱。不管如何评价人类历史上的创新步伐，我们都必须认识到，如果创意网络把女性包含在内，创新速度会大大加快。
上述观点可以用简单的数学来证明。约瑟夫·亨利克让大家想象有这样两个部落——天才部落和社交部落，他们都在寻求某一新技术发明，比如弓箭。天才部落的人很聪明，头脑发达；社交部落的人很善于交际，喜欢互动交流。现在，假设天才部落的人仅凭个人努力和想象能力，就可以在每10个生命周期做一次发明创造，而社交部落的人每1000个生命周期才能做出一次创造。所以我们可以说，天才部落要比社交部落聪明100倍。
然而，天才部落的人不是很善于交际，每个天才部落成员的社会网络中只有1个朋友可以学习，但每个社交部落的人都有10个朋友，所以社交部落的社交能力是天才部落的10倍。现在，每个人都试图发明弓箭，每个人每次遇到朋友都有50%的机会学习，那么哪个部落的人创新的概率更高？
答案和我们的直觉相悖。在天才部落中，只有18%的人可以实现创新，其中一半的人是靠自己发明出来；但是社交部落中所有人都会实现创新，其中几乎没有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其余人都是向朋友学习而获益。此外，每一个人还有机会做创新改进，将自己的洞察和理解再反哺给社会网络。[38]
数据、实验和历史案例都能证明这样一个观点，正如约瑟夫·亨利克所说：如果你想发明一项绝妙的科技，社交能力比智商更有用。[39]
128号公路南起诺福克县，蜿蜒穿过波士顿西郊，最后到达格洛斯特的海岸。格洛斯特是一个渔镇，就是英国著名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的作品《勇敢的船长》的发生地。
美国摇滚歌手乔纳森·里奇曼的《路行者》这首歌描述的正是128号公路，它被《滚石》杂志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500首歌曲之一。这条公路曾承载过很多人以为会永续存在的经济奇迹，1975年，这里已经是一个科技中心，雇佣了数万名员工，世界十大科技公司中的六家坐落于此。[40]王安实验室①和通用数据公司②等都是这里的巨头。在鼎盛时期，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EC公司）③拥有14万名员工，是全美第二大雇主。这条路的西段被称为“美洲技术公路”，《时代》杂志则称之为“马萨诸塞州奇迹”。
圣克拉拉山谷是美国西海岸3000英里外的一个农业区，主要从事杏树种植，当地大部分产业都围绕小规模食品加工和分销展开。一位历史学家这么记录道：“当时没什么大事发生过。”的确，甜美多汁的杏子跟芯片和半导体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到了1956年，这里开始发生变化。物理学家、发明家威廉·肖克利结束了在马萨诸塞州雷神公司的一段不太顺利的工作，带着对半导体的浓厚兴趣，搬到了半岛南端的山景镇。随着时间的推移，汇集到这处山谷的公司越来越多。
到了20世纪70年代，圣克拉拉山谷已经孕育出了自己的科技中心——“硅谷”，但当时它还远比不上所谓的“马萨诸塞州奇迹”。马萨诸塞州的公司有传统经济优势，土地和办公场地的费用明显较低，用工成本也低很多。[41]当然，两地之间还有些其他方面的不同：马萨诸塞州的公司中规中矩，员工穿夹克打领带；硅谷员工的风格则休闲很多，喜欢牛仔裤和T恤衫。两地员工的说话方式不同，使用的术语也不一样。
不过这些区别都是表面的，最重要的不同在于社会网络的结构和信息溢出的机制，而这是决定性的差别。
128号公路上的公司都很具规模，依靠自己就能制造芯片、电路板、检测仪和电路架等，甚至能自己制造磁盘驱动器。这种纵向一体化的模式有其经济意义，可以让生产效率大大提升。然而，这种整合也带来了一个无益于公司发展却常被忽视的问题——这些大公司在社会上变得孤立了。DEC公司副总裁戈登·贝尔曾表示自己的公司“是在区域经济中的一个孤立岛屿”，传记作者格伦·里夫金和乔治·哈拉尔曾为DEC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肯·奥尔森写传记，他们将这家公司描述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独立单元，整个世界囊括于一身”。[42]社会学家安娜丽·萨克森在经典著作《区域优势》一书里讲到了科技战争，她写道：“128号公路的公司采用的都是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
随着这些公司的高度自足，它们的所有权意识也越来越强。比如，王安就雇佣了私家侦探来保护自己的创意和财产，很多员工只和自己公司的同事交往。那时候很少有论坛或者会议把工程师聚集到一起。安娜丽·萨克森这样写道：“企业与客户、供应商和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都受到保密机制的支配。”[43]有人这么形容：“墙越砌越厚，越筑越高。”
如果仅从这些公司自身的角度来考虑，它们对保密的需求很好理解，因为所有高层都害怕别家公司来窃取商业机密。但是，这样做也带来了一个难以言表却影响深远的结果：工程师不能融入广泛的社会网络，这在无意中扼杀了不同见解之间相互作用、融合、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向前递进的可能，也就是扼杀了能催生创新的联谊。于是，128号公路形成了社交专家口中的“垂直化动态机制”，思想和观点只在等级化的组织内部上下流转。安娜丽·萨克森这样形容道：“技术信息始终被囚禁在每一家公司的高墙之内，无法传播给本地其他的公司或从业者。”横向的信息交流机会微乎其微。
你甚至可以从高速路上各家公司的物理位置来感受这种社会隔绝的意味，它们似乎是想尽办法相互远离。这些技术公司散布在高速公路沿线，甚至越来越多的公司延伸到了外部地带，互相之间隔着数英里的森林、湖泊和公路。128号公路区域变得极其广阔，DEC公司甚至要用直升机来联络分散在各处的办公地。[44]
从表面上看，硅谷和高新科技并不相称。这个地区不享受税收优惠，无法通过相关优惠来赶超128号公路，它也没有类似于安保开支一类的政府支持。并且如前所说，这里土地、办公场地和人员薪资的成本也都偏高。但是硅谷拥有一种更为强大的、迄今还没有被传统经济学教科书记录在册的力量。你可以阅读下面这段关于硅谷的描述，来感受这种力量：
在“马车轮”“切兹伊冯”“里基”“圆屋”这些地方，高新科技“同业会”的成员——来自半导体行业的年轻从业者们，都会在下班后聚集到一起喝一杯，聊天、吹嘘、分享各种故事，聊得天花乱坠。[45]
在硅谷，人们通过社交让各种想法荟萃在一起，相互碰撞、繁衍，组合和催生出新的想法。这里的信息交流速度非常快。安娜丽·萨克森写道：“这一地区浓厚的社交氛围、公开的用工市场，鼓励了各种商业实验和创业活动……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你找不出流程出了什么问题，就去‘马车轮’问问。”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水平信息流转，信息溢出不断出现，从一位工程师到另一位工程师，不仅在某个公司内部流转，也会在公司与公司之间流转。像“马车轮”这样的场所就是重组式创新的源头，它所营造的大熔炉里满是观点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的人们。在某一主题或技术领域的专家，成为另一主题或技术领域的局外人，反之亦然，直至创造出巨大的思想多样性。
有一个叫“自制电脑俱乐部”的组织值得一提，它由一群爱好者创建，最早一次见面会设在一个车库里，会议的目的在1975年3月发出的电子邮件中陈述得非常明确：“你想造自己的电脑吗？终端？屏幕打字机？I/O设备？或者其他数字化黑魔盒？如果是的话，你一定希望来这里见见志趣相投的人们，和他们交换信息、交流想法、热烈讨论，并一起完成项目……”[46]
那场会议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那里，新鲜想法不断出现，就像可乐从摇过的汽水罐里涌出一样。当时世界上只有几百台个人电脑，但随着交流的白热化，人们甚至想出了电脑在未来家庭中的几十种应用场景，包括文本编辑、存储、游戏、教育用途等。有人还想到使用计算机系统来控制一些家用功能，比如警报、供暖和花园洒水系统等。
其中有一位与会者是个发烧友，他二十几岁，留着大胡子，性格有些腼腆，说话温柔。在人们如火如荼地围绕家用电脑展开讨论时，他静静地听着。他已经造出了自己的处理器，也在摆弄芯片。对于他来说，这场谈话就像是在社会学领域接入了30个新的大脑，每一个都在输出自己的见解、视角、专业信息和思想。
当人们讨论第一台个人电脑Altair8800④时，这个大胡子的兴趣开始升温。这台电脑是以一种自建套件的方式卖给消费者的，他之前从未见过。随后，小组里开始传阅一张由Altair8800制作出的数据表，这时这个大胡子彻底被点燃了，后来他说：“这是一次让我终身为之倾注热情的会议，是我生命中的美妙时刻……我把这张数据表带回家，惊叹地发现这个微处理器已经达到了我在高中时反反复复设计的那种整套处理器的水平。就是那天晚上，苹果第一代电脑的全貌在我脑中浮现出来。”[47]
这位业余爱好者的名字叫史蒂夫·沃兹尼亚克。13个月后，他以那天晚上在头脑里产生的想法为基础，开始创立苹果公司，他的联合创始人是当晚的另一位与会者——史蒂夫·乔布斯。
还有比这更完美的关于多样化和创新的案例吗？
这种用于思想交流的场所——不管是餐馆、咖啡馆还是自发组建的俱乐部，显然与128号公路格格不入。也可以说，128号公路没有这种需求。有位叫杰弗里·卡尔布的工程师，搬到硅谷之前曾在马萨诸塞州的一家计算机公司工作，他说：“我在128号公路上从没听过类似的聚会。可能在哈德逊或万宝路有一个午餐点，但肯定没有硅谷这么大规模的社交场地。”[48]要知道，128号公路上的公司并非蓄意要自我毁灭才放弃这种社交机会的，他们都很聪明，很有创意，只是没有在观念上实现突破。创新不仅仅关乎创造力，也关乎连接和共生。128号公路的精英们有点像前文种提到的天才部落，有独创性，但是缺少社交性。
多样性并非在128号公路完全缺失，但确实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这些公司就像被洪水隔开的群岛一样。正如安娜丽·萨克森所写：“硅谷特有的社交和合作机制从未成为128号公路的主流商业文化，128号公路那种所谓的‘新型管理’和大多数传统企业的模式也没有什么不同。”
1957年，在《路行者》这首歌发行的15年前，128号公路的员工数是硅谷的2倍多，然而到了1987年，这首歌创作的15年后，这样的形势被扭转。如今硅谷雇用的技术人员是128号公路的3倍以上。到2000年，波士顿这处犹如孤岛一般的公司集群彻底消失了，就像太平洋那些群岛上的人类原始技术一样难觅踪迹。
我们需要指出，公司之间（甚至是封闭式企业之间）的竞争，其实是一种在整个系统层面的信息发现。当公司之间互相撕咬时，我们可以看到哪些想法可行，哪些不可行。想法差的公司会破产，成功的公司被模仿，于是整个系统进行了相应调节。运转良好的市场是增长的强大引擎，有助于集体大脑的扩增。然而本章节的分析是为了揭示，如果信息被囚困于公司高墙的内部，这对市场系统和公司本身都会造成危害，市场的发展会受到阻碍，那些公司将很难产生创新。
128号公路沿线的社交断层造成了公司之间的互不接触，而这样的互不接触也使断层越发严重。这是一种危险的协同效应，人们越是往自己的高墙里退缩，就越会把新鲜观点当作威胁而非机会。
莲花公司⑤创始人米奇·卡普尔谈到与DEC公司首席执行官肯·奥尔森的一次离奇会谈，在整个谈话期间，奥尔森似乎始终对个人电脑不得要领。卡普尔说：
可能我最清醒的那些时刻……就是见证了那些家伙如何不得要领，然后葬送自己。奥尔森当时亲自为DEC公司的个人电脑设计了外壳，他敲着外壳，展示给我看是如何坚固。我说这根本无关紧要啊！但是在他的构想中，电脑是放在工厂地板上用的，所以坚固很重要。[49]
但同时，硅谷却在大踏步前进，内外部的人士相互碰撞，各种理念重新组合。地理因素也催化了整个交融的过程，128号公路上各家公司犹如散落的孤岛，而硅谷的公司“簇拥于高度密集的工业区中”，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信息强劲、高速的流转。正如一位高新技术公司高管在1990年的一次重要采访中所说：“今天的集体认知来源于对昨天失败的总结和对未来信息的组合再造，这里形成的是一种独特的、不断自我更迭的氛围。通过这样的信息重组才能学到东西。没有其他地区能像这里一样，可以不受干扰、如此有效地进行创建重组。整个产业结构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了巩固和深化。”[50]
创新就是推倒既有的高墙。当然，有些墙的存在也是必要的。我们大部分人重视隐私，大部分公司都需要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大多数公司需要专业人员并给予这些人足够的私密空间去工作。但我们常常把控不好尺度，逐渐走向孤立，这不是因为不重视那些意见不同的人和想法，而是没有认清其重要程度。这也是造成同质化的另一个原因：我们对于自己的“舒适区”、自己的领域、自己的概念环境过于习惯。
科学研究也逃不过这样的问题。我们经常看到学者与同一学科的其他学者探讨问题，这很好，但必须有一个限度。如果历史学家只和历史学家交谈，经济学家只和经济学家交谈，那么他们对于自己想要解释的现象就很难获得深刻的洞见。有的研究者则具备强有力的外部视角，在跨学科团队工作，自身也有充足的多样性。这样的学者就能够丰富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也受益于他们的成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这样的学者难以在科学期刊上发表文章，因为有的学术领域已经变成了概念孤岛，由自我参照的同行评议小组组成，很难理解范式之外的任何概念。其实大多数伟大的科学都来自重组，成功的科学家不仅仅是那些对自己的领域所知渊博的人，也包括那些有想象力去窥探更广阔天空、寻找有意义的“异花授粉”的人，这就是他们进行思想重组的方式。
社交理论已经成为很多领域的重要考虑因素，其逻辑想法很容易理解，也很便于应用。比如，现在的建筑师在设计时都会打造一些空间，尽可能方便人与人的交流接触。与封闭的隔间和有围墙的办公室不同，这种设计是想让人们远离办公桌，多与其他人交流，有更多偶遇的机会和与外部视角交互的机会。
史蒂夫·乔布斯就是凭直觉抓住其中要领的领导者。他在为皮克斯（他在1986年买下的一家动画公司）设计办公空间的时候，就决定只在中庭建造一处卫生间，这意味着人们都必须从办公楼的各个角落走到一个地方解手。这看上去很没效率，却能迫使人们走出自己的角落，有更多偶遇的契机。“每个人都要在这里巧遇彼此。”乔布斯说。
或者以麻省理工学院20号楼为例。这不算是一栋很漂亮的建筑，有一篇专门写这栋楼的文章说它“是匆匆用胶合板造起来的。漏水，隔音效果差，采光不好，通风不足，夏热冬冷，即使在那里工作多年的人也会觉得通道设计得过于复杂”。[51]然而这栋楼却孕生出令世人震惊的伟大创新——世界上第一个原子钟、现代语言学的突破发展、最早的原子粒子加速器、行动抓拍摄影技术等。认知科学家杰罗姆·莱特文称它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子宫”。
为什么这栋建筑如此利于创新？因为它没有正规的楼房结构，这使得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经常偶遇并由此相识。比如阿马尔·博斯教授经常在写论文的间隙到自己系楼下的声学实验室跟人闲聊，他后来就发明出一种楔形扬声器，并创建了著名的音响品牌——博士（Bose）。
这栋楼的“居民”不仅有声学实验室，还包括黏合剂实验室、语言学家的办公室、导弹项目办公室、照明设计实验室、海军研究办公室、铁路模型俱乐部等。建筑师大卫·沙弗写道：“不同学科的研究员们本不可能共享一处办公场所的——生物学家该在生命科学大楼研究，照明设计师该在建筑大楼里绘制草图。但在这里，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以一种独特的、激动人心的方式互相了解，诞生出无与伦比的跨部门合作。”
20号楼还有一个不寻常的特点——它的墙壁非常轻薄，如果阻碍了有效合作，可以随时被拆掉。工程学教授保罗·彭菲尔德说：“假如你想在两个房间连通电线，根本不用叫物业人员过来，只需要拿一个电钻，把墙打穿。”谁会想到，把电气工程师和铁路模型俱乐部的人放在一起，会创造出黑客和电子游戏呢？[52]
你也可以在文娱机构的历史发展中看到社会网络的力量。[53]足球界一直是重组式创新的孵化器，特别是在战术领域，从阿森纳传奇主教练查普曼的“WM阵型”到意大利的“链式防守”策略都窥见一斑。经济学家拉斐尔·特雷夸蒂尼指出，这些创新都带来了持续的竞争优势。
荷兰足球的发展或许是体育领域最生动的重组式创新案例。过去荷兰足球一直高度孤立，来自足球之外的想法都会被视为威胁而不是机遇，这让很多球迷都想不通。1959年，一位理疗师来到阿贾克斯俱乐部，他看到球队的医疗设施只有一张木制桌子和一条毯子，于是提出要买一张现代化的手术台。球队教练听后回复说：“别毒害这里的氛围，我们这个桌子已经用了50年了。”
后来一位名叫努斯·米歇尔的年轻教练带着他的局外人思维，扭转了这种闭门状态。他不仅引进了比赛之外的其他理念来改革战术和训练，更促进了整个足球界的职业化进程，在他到来之前，几乎所有的球员都在足球之外有一份日常工作，就连荷兰足球巨星约翰·克鲁伊夫也在当地一家印刷厂轮班工作。自此，足球训练变得更富想象力、更集中化，球员们也投入了更多的智力和精力。
作家大卫·温纳在其作品《灿烂的橙色》中，将这些转变归因于当时荷兰社会对新思想持开放态度的总体趋势。“在二十年的平静之后，荷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与国际文化‘异花授粉’的机会……没有哪一个地方像阿姆斯特丹那样，用一种超现实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戏剧化的游戏心态，来激发和鼓励年轻人。”
约翰·克鲁伊夫是这场变革的核心。曾做过教练的卡雷尔·加布勒回忆说：“当时克鲁伊夫常常和人冲突，因为他代表新一代不断提出质疑：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事？”加布勒在阿姆斯特丹旧犹太区的废墟中长大，对那个区域来说，20世纪60年代带来的感觉就如同黑白色的世界突然变成彩色。
记者欧文·斯莱特在自己的《天才实验室》一书中探究了英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成功秘诀。英国运动员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仅获一金，而到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成功斩获29枚金牌。英国体育界当时有一个重要任命，就是让斯科特·德拉威尔担任研发主管，他拥有体育科学博士学位，对新思想很热衷。他当时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跳出体育界，到学术界和产业界去寻找工程师和发明家，希望能在如何让运动员发挥得更好这个问题上获得突破性见解。他的团队一般聚在谢菲尔德的一个会议室里讨论，这里就如同当年硅谷的“马车轮”，各个学科的科学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多元化的社会网络。德拉威尔这么形容说：
这支团队在学术上不一定是最拔尖的，但就创造力而言是最棒的，人们乐于倾听、感到好奇、渴望探索。纯粹与天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当你把有这种思考模式的人置于一个良好的环境之中，就会得到令人惊讶的结果。[54]
组合创新的结果令人瞩目：
用F1赛车技术帮助制造冬奥会雪橇，用英国航空航天技术帮助打造雪橇骨架，这些让埃米·威廉姆斯在温哥华摘得桂冠……为游泳运动员做的感应器，让他们能够在触壁时完美转身……特制的“热裤”让自行车运动员在比赛间隙保持肌肉温暖。皮划艇裙上喷洒的一层防水剂，帮助埃德·麦基夫在伦敦奥运会上夺冠。⑥ [55]
你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相同的模式：人与人之间的障碍被扫除，这推动了有益的互动和创新发展。这样的案例很多，其中最受人瞩目的是18世纪的苏格兰，尽管那时它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停滞状态，还刚刚度过一段政治动荡期，但仍然成为启蒙运动的重心。
到18世纪初，苏格兰创建起了令人惊叹的学校网络，拥有五所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爱丁堡大学、马里沙尔学院、阿伯丁大学和国王学院），而同期的英格兰只有两所。
苏格兰所呈现出的景象也具有高度社交性：“这里的人们不是在乡村庄园里自顾自工作，也不是在学校里与世隔绝、埋头做事。这里的景象让人备受鼓舞。”[56]学者、科学家和商人经常聚在一起，尤其是在当时兴起的俱乐部和社团里。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交融……成为苏格兰最受人瞩目的景象。地质学家与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与化学家、哲学家与外科医生、律师与农民、教会牧师与建筑师交织在一起。”[57]
由此带来的知识盛宴令人惊叹。休谟在道德哲学、政治经济学、植物学和历史学方面都著有佳作，休谟的密友亚当·斯密写出了《国富论》这本经济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詹姆斯·鲍斯韦尔完成了《科西嘉岛记行》，詹姆斯·伯内特创立了现代比较历史语言学，詹姆斯·赫顿成为开拓性的地质学家，约翰·莱斯利爵士进行热实验，约瑟夫·布莱克发现了二氧化碳……
如果我们用孤立的眼光看待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或许会认为知识繁荣源于这个国家所拥有的那么多伟大思想家。其实这个时代之所以能够百花齐放，是因为这些人连接到了真正的集体大脑。正如一位游客所说：“我站在这里，爱丁堡的十字路口，再走几分钟时间，就可以牵到五十位天才的手。”
①编者注：王安实验室（Wang Laboratories）是美籍华人科学家王安于1951年成立的电脑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高峰期，王安实验室年收入为30亿美元，员工人数超过33000名，是当时马萨诸塞州龙头企业之一。
②编者注：通用数据公司（Data General）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第一批小型计算机公司之一，成立于1968年。1969年该公司发布的新产品Nova大获成功，被誉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小型计算机。
③编者注：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是美国著名信息系统公司，成立于1957年，在网络及系统集成方面处于领先地位，1998年被康柏公司收购。
④编者注：Altair8800是世界上第一台微型计算机，于1975年4月由微型仪器与自动测量系统公司(MITS)推出，售价375美元，带有1KB存储器。
⑤编者注：莲花公司（Lotu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是一家美国软件公司，其最著名的软件是Lotus1-2-3试算表软件，曾被称为IBM个人计算机平台上的杀手级应用软件。
⑥英国体育记者蒂姆·维格莫尔发现，体育领域很多技术创新本身都是重组式的。比如，印度板球运动员借鉴网球运动的经验，改进了“反扫”技术；网球名将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从他的滑雪爱好中学到了“滑步”技术；还有跳高运动员迪克·福斯伯里的“翻牌”﹑乒乓球运动员丁宁的“下蹲砍式”发球﹑橄榄球运动员丹尼·西普里亚尼异于常人的“眼神追踪”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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