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本：金融化的新趋势？

但是，我们就能这样定论了吗？我们有没有对新模型进行必要的细心对待，试图将对价值的整体理解整合起来，并始终谨慎对待它？恰恰相反。就像减缓气候变化领域蓬勃发展的补偿行业一样，自然资本核算已经成为私人顾问公司、银行和投资集团的新业务，这主要得益于全球治理的新形式。

200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委托进行了一项研究：估算加勒比海和印度洋的珊瑚礁价值。这两片海域是潜水者重要的旅游景点和渔业的重要来源，为当地经济创造收益。结果就是：珊瑚礁的价值每年在10万~60万美元，红树林的价值则在20万~90万美元。在这些生态系统有助于维护白色沙滩的地区（另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估计每年的价值可以高达100万美元。同年进行的另一项研究认为，各种昆虫（尤其是数量正在下降的蜜蜂）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了至少570亿美元。

2009年，《经济学人》杂志报道了圭亚那中部占地37万公顷的热带雨林伊沃克拉马（Iwokrama）的故事，说该热带雨林刚刚进入了“全球经济系统”。当热带雨林的受托委员会认识到捐助资金不足以维持森林，他们便将其推入了市场。首先，雨林引入了木材开采、生态旅游计划等获利计划，将森林产品进行商业化，比如出售蜂蜜、植物油，在雨林进行生物勘探和林业研究等。然后，它决定出售用于测量和评估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许可证，该许可证由伦敦的一家投资公司树冠资本收购。自那时起，后者便开始营销“生态系统服务证书”，附有十年期可交易债券，将碳上涨成本和再造林项目金融化作为补偿机制REDD（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和REDD+（针对发展中国家的REDD机制）的一部分，这是《京都议定书》引入的两个全球机制。正如树冠资本宣称的那样，那些通过将自然资产货币化来保护森林的国家很可能会将这些资产转化为每年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全球资产：“投资界开始意识到这个机会”。科学家和投资者联合经营的全球林冠项目（The Global Canopy Project）一直引领着全球对热带森林货币化的探求，也为此出版了流行书籍，如《森林金融小手册》和《生物多样性金融小手册》，这些小册子解释了经济回报在自然资本领域看似无止境的可能性。也许这并不奇怪，该项目的受托人董事会是由投资银行家和金融家主导的。2011年，树冠资本举办了一个名为“解锁森林债券”的研讨会，该研讨会得到了世界最大投资银行高盛的资助和支持。与会者一致认为，“发行债券直接解决了时间和规模的问题，使得发行人可以现在就筹集大规模的资金，这些资金会由现有的和预期的未来收入进行偿还。”尽管如此，他们强调了债券发行人在说服投资者时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当如今碳市场变得不太可靠时，要说服投资者相信“计划偿付债券的现金流是足够安全和可预测的”显得有些困难。因此，为了使森林看起来有利可图，他们建议引入“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如水、生物多样性）、可持续木材和农业市场、监管（如税收）和森林友好型贷款（例如贷款给依赖生态系统的中小型企业）”，这需要从政府得到必要的支持，“以确保这些现金流量的实现，使森林保护成为一项具有吸引力的投资。”

“2010绿色发展机制倡议”，最近更名为“绿色发展倡议（Green Development Initiative）”，是一项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支持下用以发展“创新的市场金融机制”。其主要目标是根据认证标准和独立审计指导生物多样性管理中的私人投资，它需要对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进行评估。正如专业性杂志《生态系统市场》（Ecosystem Marketplace）认为的那样，认证的农业和森林产品、私人土地信托、流域和其他环境服务的付费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补偿可能很快就会比肩清洁发展机制下补偿计划产生的数十亿美元。在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银行（也被称为“生物银行”）已经被引入，以保证承诺增强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土地所有者所获得的生物多样性信用额度，这种额度可以出售给开发商以平衡（或补偿）新建筑项目可能带来的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影响。2011年，包括世界上最大的两家消费品公司雀巢和联合利华在内的一些跨国企业加入了一个《自然资本领导契约》，据称这是为了刺激企业对自然产生积极影响。在2012年6月的里约+20峰会上，二十多家跨国公司表示，要通过各种方法来评估经营和投资过程中自然资本的价值，其中包括可口可乐公司、陶氏化学公司和耐克公司等。在他们题为《新业务势在必行：评估自然资本》的报告中，他们确定了从这项举措中可以获得的一系列好处。在同一次峰会中，一些世界领先的私人金融机构签署了《自然资本宣言》，其中承诺将环境核算纳入其投资计划和经营中。用他们的话说，“每一种经济活动都会对自然资本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可能会导致重大财务风险，但也会产生相关的商业机会。”

虽然这些新的治理趋势被视为重要突破，但应该以怀疑态度来看待私人金融集团和企业巨头对自然资本核算和生态系统经济越来越多的介入。对大部分宣称的“绿色”计划的诚实性也要进行慎重考查。首先，由于高盛银行参与到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事件中，更具体地说，由于它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中扮演了可疑角色，帮助该国领导层向欧洲当局掩盖了其实际财务状况，高盛在森林债券新业务中的参与引起了高度关注。参与这些新“交易”的大多数其他商业和投资银行也深深卷入了导致欧元危机的金融产品的市场化。《自然资本宣言》的签署者之一，意大利银行业巨头裕信银行（UniCredit）的业务范围覆盖20个国家，意大利当局以其逃税为由起诉了该银行，且控告该银行将“有毒衍生品”合约主动转移给投资者和消费者以清理账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计划背后的策划者也是德意志银行环球市场部门的主管，德意志银行已经成为欧洲银行业精英集团的标志，也是欧洲债务抵押债券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它已经在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和欧元银行同业拆借利率（Euribor）丑闻中因为涉嫌欺诈、间谍活动、逃税和操纵利率调整接受了调查。在该领域的一些引领参与的公司也存在相似的情况。例如，像雀巢这样的公司，在食品生产和销售方面的记录也有很多疑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的民间社会团体一直在引导对雀巢产品的国际性抵制，因为他们声称该公司在非洲国家进行了强制和不道德的营销，谴责雀巢的母乳代用品（婴儿配方奶粉）导致了非洲儿童的营养不良和死亡。雀巢公司也因为拒绝标注转基因食品遭到了卫生组织的批评，因为从破坏雨林的子公司购买棕榈油遭到了非政府环保组织的批评，因为与缅甸军政府有生意往来遭到了人权捍卫者的批评，以及因为剥削农民和侵犯工人权利遭到了工会的批评。在一部2005年的电影纪录片中，当时雀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彼得·包必达（Peter Brabeck-Letmathe）对有机农业进行了抨击，他为转基因食品的大规模商业化辩护，并直率地指责了非政府组织在捍卫水资源作为公共权利时的极端做法。可口可乐公司在环保领域也无法拥有一份闪光的“履历”。除了在南美因为打击工会备受谴责，这家软饮料巨头还在印度等国建立了寡头垄断的水资源分配控制体系，当地农民指责其设备消耗了他们的可用水资源，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已经对其大规模杀虫剂的使用展开了调查。陶氏化学公司不仅是美国军队在越南使用的橙剂^[3]的主要生产商之一，而且还始终拒绝清理1984年世界上最严重的工业灾难——博帕尔毒气泄漏案造成的污染。这场灾难发生于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属下的一家印度农药厂，陶氏化学于2001年收购了该公司。

全球咨询公司麦肯锡除了与世界上一些最大最强的公司（被《财富》杂志列入全球最具领导力十大公司也令他们引以为傲）合作外，也是为政府在造林和再造林政策上提供咨询服务的先导者。造林和再造林政策作为REDD+计划的一部分，近来一直被卷入一些最引人注目的金融丑闻。能源巨头安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杰夫·斯基林（Jeff Skilling）因犯欺诈和其他联邦重罪而服刑14年（由24年的监禁减刑），安然曾经是麦肯锡的重要合作伙伴。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麦肯锡多年来一直是安然公司的战略顾问，由于安然公司在财务和运营上存在多年舞弊问题，其破产结果（当时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司破产案）也引发了对咨询公司的责任问题的争论。后来，麦肯锡公司卷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内幕交易案——帆船集团（Galleon）丑闻。检察官称，麦肯锡公司的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向帆船集团对冲基金泄漏了麦肯锡客户的内幕信息来非法获利，其中包括麦肯锡的高级合伙人兼董事阿尼尔·库马尔（Anil Kumar），他对共谋和证券欺诈指控表示认罪，并揭露了麦肯锡前首席执行官拉雅·古普塔（Rajat Gupta）在其中的牵连，后者在2012年被判处了两年监禁。

在环境治理方面，由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曲线的广泛采用，麦肯锡已经在该领域拥有了显著地位。这项于2007年设想的成本效益分析概述了逐步减少排放的不同选择，曲线高度代表成本，每部分的宽度表示碳减排的相对量。成本曲线在政策制定者中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因为它更加强调节约成本（花费成本少）的估量方式。但绿色和平环保组织认为，麦肯锡的方法过分简化了事实，且存在着对比较成本不切实际的假设：

如果替代当地自给自足农业的真实成本被低估……比方说忽视了交易成本和更广泛的社会和环境影响，而处理工业采伐的成本被高估（例如夸大伐木的经济价值），并且这些假设被置于成本曲线上，那么基于曲线做出的每一个决策都会更有利于伐木者而不是小型农业生产者。这种结果不仅会造成社会性破坏，而且可能无法实施，在经济上的不合理会导致无法有效减排。(www.xing528.com)

同样令绿色和平组织感到遗憾的是，虽然麦肯锡声称其分析“依靠事实”，但却拒绝透露其计算中依据的数据和模型，并以公司的知识产权为由进行辩解：“外部世界无法知道麦肯锡是如何估计各种减排措施的不同成本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奇怪会在英国自然资本委员会发布的常见问题中，发现这样的疑问：“我们能否相信会计师和经济学家能得出自然的真正价值？” 虽然委员会已经竭尽全力解释评估结果是由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组成的多学科评估组做出的，但金融与企业权力之间的明显联系，以及旨在衡量自然价值的大多数举措，都仍然令人担忧。正如记者克里斯汀·麦克唐纳（Christine MacDonald）在她的书《绿色公司：环保组织内部人士揭露环保事业是如何衰落的》中所说的那样，大多数这些政策只是为某些在环保上存在过失和无视基本权利的臭名昭著的公司提供了一种绿色装饰。

在这样的背景下，绿色发展机制的发起受到全球环境运动的批评并不令人惊讶。该机制将应用《京都议定书》中清洁发展机制的理论基础来支持生物多样性，但许多人怀疑私人投资者支持生物多样性动机的真诚性，他们认为如果在支持生物多样性上能获得切实的公司利益，“起初就不会存在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问题”。名誉、财富和权力被视为对“环境事业”产生新兴趣背后的根本动力。其他人，特别是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则警告说，生物多样性的金融化最终将导致对当地人口财产剥夺、驱逐和暴力的全球性行为，其中包括原住民运动，而他们才是生物多样性真正的守护者。像生态旅游这样表面无害的概念用来在许多地方区域刺激消费欲望，并引入了非当地的生活方式和议程，它们会一直影响原始生态系统的传统均衡。几个世纪以来持续为社区供应食物的自给生产体系也受到了企业因对生物多样性金融化的兴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社会学家迈克尔·戈德曼（Michael Goldman）在他的书《帝国自然》中指出：

在不同寻常的同步性中，可持续发展人群和新自由主义发展人群联合起来，在南方重建自然，将大片由社区管理的非资本化土地转变为用于商业采伐、药物的生物勘探、出口经济作物、动物保护和特色生态旅游的跨国管制区。

由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成为大规模“绿色掠夺”浪潮的托词，有大量土地被用于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碳封存、生物燃料、生态系统服务、生态旅游和排放补偿。这种环境保护的全球热潮由一群新行为者和特别的联盟牵头，其中包括“养老金和风险资本家、商品交易者和顾问、地理信息服务提供商和商业企业家、生态旅游公司和军队、环保人士和焦虑的消费者”。一些国际公约、体制改革和治理协议增加了其合法性，它们宣称其目的是拯救自然和应对气候变化，但最终可能导致全球性的共享空间“封闭”。

环境学者布拉姆·比舍尔（Bram Büscher）、沙恩·沙利文（Sian Sullivan）和他们的同事将企业和金融界的这些趋势描述为“新自由主义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例子，他们将其解读为“意识形态和技术的融合，其前提是只有屈服于资本，在资本条件中进行再评估，自然才能被‘保存’”。在他们看来，这种霸权话语对于当前的资本制度至关重要，因为它打开了投资机会和新的积累领域，同时“巩固了普遍共识的表象”，这种共识实际上建立在非常有争议的价值观和方法上。通过数据、价格、成本曲线和其他衍生工具，这一金融化过程“能将其自身置身于它激发的矛盾领域之外，即使在批评和歪曲这些矛盾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