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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在逆境中 如何应对环境问题

时间:2023-05-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相信了评级、碳交易市场、补偿机制与生物多样性信用的奇思妙想。在这个日渐恶化的地球上,我相信听到最严重的问题——从金融危机到气候变化再到全球贫困都有简单的解决办法,能够让每个人都感到安心。尽管这种授权感非常令人慰藉,但现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

挑战在逆境中 如何应对环境问题

当下的治理模式正通过模糊数据政治来扼杀就损害我们社会的最深刻的不平等现象所进行的理性公共辩论,有些人认为,依据数据进行的治理会“剥夺我们为自己考虑的民主权利”。测量、评级、成本效益分析、标准化评估、投资收益与定价模型的系统应用导致了人们所说的“市场的必然性”。由于我们的概念工具受数据推理影响太大,因此我们的思考也被禁锢于市场的“匣子”内。如果我们对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查尔斯·林德布卢姆(Charles Lindblom)的话加以阐释,我们也许会说市场已经成为“概念监狱”。不论市场失灵多少次,不论我们多少次察觉到市场哲学固有的短期主义,我们似乎都注定要服从于市场对我们都得主宰,不仅对我们的治理系统,也对我们的智力。

我们的想法已经被数据禁锢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甚至会对数据的失败投以更多的信任。在198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社会学家苏珊·夏皮罗(Susan Shapiro)对她所称的“社会对非个人信任的控制”进行了分析,她反思了“谁来保卫我们的守护者”的问题,并且提醒道,社会假定其守护者会“说出真相、良好地履行义务、遵循既定程序并且如同无私的受委托人一样采取行动”。但是当他们辜负了我们,我们却不会重新思考政治、社会机制,而是“在糟糕的投资后又抛出‘好的’钱”:也就是说,我们“保护信任与应对市场失灵的方式是付出更多的信任”。戴维·博伊尔(David Boyle)说过,“现代社会的悖论之一就是,审计失败的解决方式是雇佣更多的审计员。”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是因为,我们作为社会动物除了相信没有其他选择,社会最终是建立在人与人的相互信任上的,而我却对这个答案不满意。事实上,不信任在我们生活世界大行其道:我们用防盗门来保护自己的家;我们很少与邻居往来;我们希望合同都包含责任条款;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会紧紧抓住钱包。但神奇的是,当我们讨论市场治理模型的时候,这些不信任统统蒸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相信了评级、碳交易市场、补偿机制与生物多样性信用的奇思妙想。尽管我们会仔细检查街上的摊贩有没有给我们找对钱,但我们却深信不疑地假定,由经济学家团队操作的成本效益分析或由专家执行的投资社会收益是值得信赖的。

这本书就这一悖论给出的答案是,数据将治理领域变成了技术性过程,这个过程投射出一幅专门技能与专业主义的景象,而且,数据将治理过程变成了可以依靠适当技术管理的任务。的确,这个想法让人感到慰藉,它将世界简单化了,暗示这个世界上对应分散的问题存在分散的解决办法,最重要的是,它显示只要依据正确的公式,我们就可以做出惠及每个人的决定:你和我、穷人和富人、污染者和地球母亲。在这个日渐恶化的地球上,我相信听到最严重的问题——从金融危机到气候变化再到全球贫困都有简单的解决办法,能够让每个人都感到安心。我们将挽救世界的任务授予那些数据的主人,这样一来,我们的终极目标似乎就变成了享受每一天被剥夺权力后的轻松。(www.xing528.com)

尽管这种授权感非常令人慰藉,但现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虽然数据对于人类发展十分重要,但它却是一把双刃剑,它会不知不觉地降低社会现象的复杂程度,最终将我们带向错误的方向。就像一位尽职尽责的母亲绝不会将她的角色总结成一道公式,我们也不应该期望经济测量模型能够自动地操纵治理系统。治理是一项公共福利:最重要的公共福利。不仅人类的未来,而且整个地球的未来都取决于我们从全球到地方的各个方面的治理承诺。公共空间在市场理性主义逐渐增加的压力下收缩得越多,我们越难恢复控制民主制度的能力。更危险的是,由于市场机制排挤掉了其他形式的社会交互,我们也会彻底消灭其他替代形式的社会化,因为它们无法在传统角度下被测量。礼物经济、社区互惠方案与其他类型的非正式动态在正式市场结构的压力下逐渐消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失去了整个社区与生态系统,也失去了数千年来的知识。

我们吸收着基于测量的“博学的无知”,却抛弃了其他的生活方式。我们变成了单维的人类:越来越符合应用于他们身上的数据模型的效用唯上者。2009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凭借她关于公共资源管理的著作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她接受了作为政治科学家的训练,有勇气反抗数个世纪来的传统经济学知识,她认为治理的道路不止一种,私有化与商品化,或是自上而下的监管,都并非人类管理公共资源的唯一途径。她周游世界,从日本到瑞士、从加利福尼亚到菲律宾、从加拿大到土耳其,向人们阐述着自下而上的集体治理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公民们建立起共享的制度与集体的合作性机制,不仅为了实现更好的,也是更坚韧、更平衡与更持久的治理成果,这就是为什么公共空间如此重要。全部的这些社会生活软因素,从互相尊重到团结一致,都无法被系统地测量,但最终都比那些被纳入推动当代治理的数据模型中的因素更加重要。诚然,参与也许是一项惨痛的经验,交互、辩论、妥协与思考也许令人疲惫沮丧,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我们都是社会动物,生活在深刻交互的世界里,拉杰·帕特尔(Raj Patel)评论道,我们无法从市场社会中找到解决方法,它只存在于“共同生存与参与使我们珍惜共同未来的民主政治的自由当中”。数据无法拯救我们,我们只能依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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