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看，自由主义是这一时期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观念，但是在进一步的审视下，不同分期之间的理念差异清晰可见。20世纪80年代之前，“内嵌的自由主义”主导着体系内各主要国家的国际经济互动与国内政策制定。该理念将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视为不可分割、互为前提的两大目标。[21]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端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迅即席卷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治理思路成为正统理念。这一时期，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如IMF、世界银行以及WTO致力于削弱各国干预商品与资本自由流动的能力。[22]诸如结构调整、贷款附加条件等政策方案及其体现的主流发展观念，令众多发展中国家深受影响，其国家自主性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和削弱。
Eric Helleiner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创刊十周年的专辑中撰文指出：内嵌的自由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逐渐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该理念的支持者相信，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应当与民族国家对凯恩斯主义及福利政策的追求相一致。内嵌的自由主义成为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基调，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间主导了西方世界决策者的施政思路。[23]Mark Blyth与Hendrik Spruyt也在同一期专辑中区分了两种“华盛顿共识”：其一，以凯恩斯主义理念为基础；其二，以新古典理念为基础。战后数十年间，内嵌的自由主义秩序在国际层面的物质表现是GATT与布雷顿森林协定，在国内层面的物质表现是奉行该理念的福利国家。除此之外，与物质表现同等重要的是该秩序在观念层面的体现，即对该秩序的理论解释，后者不仅赋予了秩序以正当性，还为相应的机制与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24]他们进一步指出，内嵌的自由主义后来被新自由主义秩序所削弱乃至取代。不过，历史并未终结，国际政治经济的演进变迁带来了新的要素。新自由主义秩序导致了各种不满，也造就了自身的敌人——即与自身相竞争的其他观念。[25](www.xing528.com)
正如戴维·赫尔德所言，华盛顿共识的要旨是增强经济自由化，使得从全球至地方层面的公共领域适应以市场为导向的机制。在此进程中，国家行动范围的受限与国家管理能力的削弱，意味着扩大市场作用的范围，并且减少对弱势力量的保护，从而加剧最贫困国家和最弱小国家面临的困境。华盛顿共识破坏了各层面行政当局提供亟需公共产品的能力。以社会公正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经济自由，从长期来看是得不偿失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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