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记染色工厂的前身是一家从事商业的商号，但是与同和和恩记一样，它依赖于掌握新技术的而成功。合记工厂建立于1919年，由李仲良、李叔良（1883—1954）兄弟及另外两个朋友杨爱卿、孙月奇合伙组建。李氏兄弟靠做颜料批发而起家，是合记工厂前身的重要人物。1913年，一家显著的德国颜料批发商行的代表来高阳推销德国的化学颜料，李氏兄弟成为德国洋行在高阳的唯一代理商。李仲良还在高阳建立了一家使用德国颜料的小染坊（即合记染坊——译者注）。[128]
1915年，由于欧洲战事的加深，德国颜料的供给来源被切断，李氏兄弟所存的德国颜料价格大涨。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化学颜料工业，因此颜料只能依靠进口。当战争还会持续下去这一形势明朗后，需求者纷购库存颜料。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库存颜料的价值从原来的3000—4000元上升至20万元以上。这些意外之财为合记染色工厂的建立提供了资金。1919年，合记染坊在高阳南关买地建立一家工厂。1923年，合记工厂的合伙人决定实行机械化，这在高阳首开先河。合记从德国购买染色和轧光设备；德国技师来厂指导组装这些设备。到1937年，合记已有200名工人，成为高阳地区最成功的染色工厂之一。
合记与李恩波的恩记、苏家的同和一样，都是作为专注于生产的企业而起步——合记集中于染色和轧光——然后又扩大他们的活动，本身开始兼营撒机收布。在抗日战争前夕，合记已撒机近300张，不仅为布线庄加工染整布料，同时也自行收购布匹加工后出售。
1926年，合记的一个合伙人——李叔良投资建立了合记碱厂，为染色工业生产碱产品。当时，高阳地区有一百多家染坊，它们都使用碱料。在此之前，所有的工厂都从永利碱厂进货，这个碱厂是由北京政府财政部1915年建立的，政府给予它特别税收优惠以及垄断工厂周围百里范围的碱的销售权。[129]合记碱厂1926年建厂时列出的投资仅有1万元，第二年他的资本增加到3.3万元，1934年进一步扩大生产，列出的资本增加为20万元。李叔良是合记碱厂的总经理，他的合伙人包括枣强的王采臣、任邱的郝德钦以及高阳的常幕儒、董新湘、邓生三和冯德明等。[130]李叔良的新工厂设立在海边盐碱地附近的汉沽。不久，合记生产的红象牌碱产品开始向永利挑战。永利将合记告上法庭，理由是它拥有在天津地区销售碱产品的专利权。这个案子引起了南京政府的注意。李石曾，南京国民政府元老，与李叔良是同乡同族，在他的帮助下，合记赢了这场官司。永利在败诉后决定打价格战，降低碱的价格，从每桶9元降到5.6元。李叔良再次得到李石曾的帮助，李石曾劝说实业银行贷款支持合记，使得合记没有被价格战打垮，且一直生存下去。[131](www.xing528.com)
尽管合记的合伙人中没有一个是技术学校毕业的，但是他们努力招收那些具有先进技能的雇员。所有合记染厂的部门主管都是技术学校毕业的人才。合记还竭力邀请德国技师到工厂指导新染料的使用和染色过程。因此，尽管合记的投资者起初是做布匹和颜料生意的，但是它的发展模式可以与同和、恩记归为一类，即它的成长也是建立在新技术的采用之上。
当我们思考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时，我们往往认为城市工业所采用的技术一定比乡村工业使用的技术更先进。这种想法自然是来自于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这个理论已成为研究后进国家经济史的框架。高阳纺织和染色企业的历史向这些公式提出了挑战。尽管并不是所有的织布、染色、轧光和印花企业与上述企业一样先进，但是在20世纪20和30年代，高阳在和天津同业的竞争中声誉卓著。在20年代中期，天津成为大型纺织厂的集中地，然而，染色和织布行业仍然由小商号占主导地位。[132]天津生产提花布的企业抱怨高阳诸如同和这样的商号占据种种优势：不仅生产成本低，而且不负担任何工厂税（factory taxes），而这种税，天津的企业不论规模大小都要缴纳。[133]
高阳染色企业不仅拥有生产成本低的优势，而且享有技术方面的优势。天津的小企业很少雇用掌握各种技术的技师，而这在高阳却很常见。正是这种技术优势使得30年代的高阳布声名鹊起。随着高阳生产的产品向高端市场靠近，染色、轧光和整理技术变得尤为重要，正是由于同和、恩记、合记以及大批的竞争性企业和效仿类企业的存在，推动了高阳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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