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

绝对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使用强迫的手段，让劳动者延长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比如，资本家在市场上付出的劳动力价值为80元。如果劳动力每小时创造的价值为10元，劳动者只要在工厂劳动够8个小时，就可以创造出80元的劳动力价值。但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强迫劳动者劳动10小时。那么，劳动者多劳动2个小时创造的20元价值，就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这便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工厂的普遍现象。人们把这个时代称为资本主义血汗工厂时期。在这个时期，资本不知疲倦地压迫和剥削工人。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用了整整一章写了工作日的问题。

什么是工作日？工作日就是工人在一天内需要工作的时间。工作日有两个界限，一个是最低界限，一个是最高界限。最低界限是工人为平均一天的生活资料所进行生产的时间。比如，如果工人平均一天生活资料的生产时间是6小时，那么工人平均每天需要劳动6小时来逐日生产他的劳动力，即他需要6小时再生产出他出卖劳动力得到的价值，6小时就是他的工作日的最低界限，马克思称之为工作日的必要部分。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一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也就是一个人在24小时内能支出的除维持生命力时间之外的时间，也就是除去吃饭、睡觉、盥洗、穿衣等时间之外的最大量时间。二是工作日的道德界限，即工人支出的除吃饭、睡觉等时间之外，还有除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之外的最大量时间。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的时间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

对于工作日到底应该有多长，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有不同的认识，他们围绕着价值规律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资本家以商品等价交换规律作依据，认为他们按照劳动力的日价值购买了劳动力，劳动力在一个工作日内的使用价值归他所有，所以，他有权要求工人在一日之内不停地为他做工。一个工作日当然比一个自然的生活日短。但是，短多少呢？马克思说：“关于这个极限，即工作日的必要界限，资本家有他自己的看法。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的劳动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如果工人利用他的可供支配的时间来为自己做事，那他就是偷窃了资本家。”^[20]可见，资本家是以商品交换规律作依据的。

而工人则认为，资本家购买了自己的劳动力，只能在他的正常耐力和健康发展所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它，使它运动，转变为劳动，不能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日，不能在一天内使用掉三天还恢复不过来的劳动力的量。如果使用了三天的劳动力的量，而只给一天的劳动力的代价，是违反契约精神和商品交换规律的。

于是，资本家所主张的权利与工人所主张的权利相对抗。马克思说：“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21]这种斗争惊心动魄，持续了很长时间。

追求剩余劳动并不是资本所特有的。马克思说：“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22]无论是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都必须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创造超过自身需要的剩余产品。不过，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其他剥削方式不同。一是其他剥削者比如奴隶主和封建主虽然野蛮地对待劳动者，把他们当成牲畜看待，但他们追求的是物质财富，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本身的性质，限制了可享受的财富的量，也限制了他们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需求。而资本主义则不同。资本家追求的是财富的一般性——价值，价值的代表是货币，货币可以化为任何财富，所以，他们对剩余劳动有无限的贪婪。二是在其他剥削形式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空间上是分开的，可以感觉到。比如，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如果风调雨顺，粮食丰收了，他交够地主的地租，剩余下的粮食是自己的。如果粮食减产，则他们的生活无着。此外，农民还需给地主服一定时间的徭役。这些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剥削。而资本主义生产则不同，劳动者在工厂里做工，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黏合在一起，剥削非常隐蔽，工人分不清他到底应该为自己劳动多长时间，资本家到底剥削了他们多少剩余劳动。如果不是马克思以他的《资本论》层层剥茧式地论证了资本家的剥削，人们对资本家剥削的秘密可能至今还难以理清。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的劳动仍然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即为自己生活所必需的劳动和超出自身需要的劳动。但是，由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又是公有的，所以，人们通过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财富，都为人民所享有，不存在剥削。如果有人利用职权贪污盗窃人民的财富、金钱、价值，那是封建特权式的掠夺。苏联解体前，其许多共产党官员，利用特权通过私有化改革，把国有企业据为己有，从共产党的官员蛹化成了非驴非马的社会官僚资本家，对我们是一种警醒和教训。因而，从严治党，在新时代始终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说：“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23]现在的8小时工作制，如果从第一个劳工法颁布算起，则是工人与资本家斗争了537年的结果，实际斗争的时间更长。马克思领导工人阶级为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费尽了心血。

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剩余价值。所以资本家认为，他既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那么，工人理应24小时地劳动，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礼拜日的时间，与他无关。马克思说：“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竭的有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维持正常状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可能达到最大量的耗费（不论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24]

在资本主义生产早期，资本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延长工作日。资本家不仅残酷地剥削成年工人，他们还利用机器生产可以代替技术工人生产的特点，大量使用更加廉价弱势的童工和女工，加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他们认为6岁的儿童就是有劳动能力的人，甚至雇佣4岁的儿童做工。

马克思引用了英国工厂主约·菲尔登于1836年出版的《工厂制度的祸害》中对延长劳动时间的原因分析：“很明显，劳动时间长，是因为从全国各地获得了大量无家可归的儿童，这使工厂主可以不依赖于工人。工厂主就是靠这样搜罗来的可怜的人身材料延长劳动时间。一旦长时间劳动成为习惯，他们也就能更加容易地把这种长时间劳动强加在他们邻人的身上。”^[25]马克思还引述了工厂视察员桑德斯在1843年的工厂报告中的话说明工厂主如何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对女工的剥削。桑德斯说：“在女工中，有些人接连好多星期，除了少数几天外，都是从早晨6点干到深夜12点，中间只有不到2小时的吃饭时间。因此，一星期当中有5天，都是每天24小时中只剩下6小时给她们上下班和睡觉。”^[26]

由于资本疯狂地压榨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致使工人大量死亡，资本家难以雇佣到一定数量的工人，于是，爱德华三世于1349年颁布英国第一个劳工法，1496年亨利七世时期的法令重申，所有手艺人和农业工人的工作日，3—9月，每天是14～15小时，其中吃饭时间是3小时，冬季是从早上5点干到天黑，中间的吃饭时间不变。1562年的伊丽莎白法令，工人的工作日长度不变，但吃饭的时间夏季减少了半小时，冬季减少了1小时。1833年，英国议会颁布了有关棉、毛、麻、丝工厂的工厂法，规定工厂的普通工作日是15小时，每人每天的吃饭时间应少于1个半小时；除某些特殊情况外，在白天的任何时间都可使用13～18岁的少年劳动，时间不超过12小时，9～13岁的儿童每天劳动时间为8小时，禁止雇佣9岁以下的儿童。1844年，补充工厂法规定，女工的劳动时间为12小时。尽管如此，资产阶级国家制定的法律也是一纸空文，资本家根本不管什么法律，国家也没有对法律的监督。工厂主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认为这样的法律对他们太不利，在他们的敦促下，在补充工厂法中规定，对童工的认定年龄从9岁降低到8岁。(www.xing528.com)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资本家不遵守国家的法律随意延长劳动时间寻找理论依据。他们谬论的核心是“人天生就是好逸恶劳的”，不采用饥饿的方法，工人就不会好好工作。比如，英国经济学家约·肯宁安在《论手工业和商业》一书中就说：“人一般说来天生是好逸恶劳的，我们从我国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行为就不幸地体验到这一点。除非生活资料涨价，不然他们每周平均顶多干4天活……假定1蒲式耳小麦代表一个工人的全部生活资料，价格为5先令，工人干一天活挣1先令，这样，他一周只需要劳动5天；如果1蒲式耳小麦为4先令，他就只需要劳动4天……但是本王国的工资比生产资料的价格高得多，因此工场手工业工人劳动4天，就可以有余钱维持一周其余几天的闲适生活……我希望，我说的这些已足以表明，一周进行6天适度的劳动并不是什么奴隶制。我国农业工人就是一周干6天活的，看来他们是工人中最幸福的人；荷兰人在手工工场每周也是劳动这么多天，而且看来是一个很幸福的民族。法国人也是这样劳动，只要不是中间插了许多假日的话……工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认为自己可以不依靠自己的上司而独立……在我们这样一个大概占总人口7/8的人只有一点财产或没有财产的商业国家里，怂恿不良分子是非常危险的……只有我们的工业贫民情愿做6天工而依旧领取现在做4天工所得的工资，情况才能根本好转。”^[27]忠于资本的埃尔卡特提出“为了根除懒惰、放荡和对自由的奢望”，也为了“减轻济贫税、鼓励勤勉精神和压低手工工场的劳动价格”，把需要救济的贫民关进“理想的习艺所”，“这种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在恐怖之所里每天应当劳动14小时，除过吃饭时间，净劳动时间应该是整整12小时。^[28]

工人为实现正常工作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刚开始工人们认为是机器抢了他们的饭碗，他们捣毁机器。后来逐渐对资本的贪婪有所认识，1836年，英国爆发了宪章运动，提出了普选权的政治诉求。1838年以后，工人把10小时工作日当作自己的经济上的竞选口号。在工人的斗争下，1844—1847年，工厂普遍实行12小时工作制。1848年5月1日，英国议会通过的10小时工作法案生效。但是，资本家仍然不理会法律规定。他们对工人的斗争进行反扑，克扣工人的工资，不改善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环境，很多工人因此而累死，或患上了职业病。马克思说：“被生产的隆隆声震晕了的工人阶级一旦稍稍清醒过来，就开始进行反抗，首先是在大工业的诞生地英国。但是30年来，工人所争得的让步完全是有名无实的。从1802年到1833年，议会颁布了5个劳动法，但是议会非常狡猾，它没有批准一文钱用于强制地实施这些法令，用于维持必要的官员等等。这些法令只是一纸空文。”^[29]此后的几十年，法律仍然没有得到贯彻实行。马克思根据1860—1863年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和《公共卫生报告》中的资料，列举了工人患职业病和因长时间工作累死的悲惨状况。调查员和医生指出了陶器业的工人阶级状况。在陶器业，童工占60%～70%。北斯塔福德郡医院主任医生阿利奇说：“陶工作为一个阶级，不分男女……代表着身体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他们一般都是身材矮小，发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形的。他们未老先衰，寿命不长，迟钝而又贫血；他们常患消化不良症、肝脏病、肾脏病和风湿症，表明体质十分虚弱。但他们最常患的是胸腔病：肺炎、肺结核、支气管炎和哮喘病。有一种哮喘病是陶工特有的，通称陶工哮喘病或陶工肺结核。还有侵及腺、骨骼和身体其他部分的瘰疬病，患这种病的陶工占2/3以上。”^[30]童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记载：威廉·伍德，9岁，从7岁开始做工，每天劳动15小时；约·默里，12岁，经常通宵干活，但不能多得一分钱；弗尼霍夫，10岁，吃饭时间往往只有半小时。

马克思根据童工委员会1863年的调查报告叙述了火柴制造业工人的悲惨状况：“火柴制造业是从1833年发明用木梗涂磷的办法之后出现的。自1845年起，它在英国迅速地发展起来，并由伦敦人口稠密的地区传到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布里斯托尔、诺里奇、纽卡斯尔、格拉斯哥等地，它同时也使牙关锁闭症蔓延到各地。维也纳的一位医生还在1845年就发现这种病是火柴工人的职业病。工人中有一半是13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18岁的少年。谁都知道，这种制造业有害健康，令人生厌，所以只有工人阶级中那些最不幸的人，饿得半死的寡妇等等，才肯把‘衣衫褴褛、饿得半死、无人照管、未受教育的孩子’（马克思引用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的原话——本书作者注）送去干这种活。在委员怀特1863年询问过的证人当中，有270人不满18岁，40人不满10岁，10人只有8岁，5人只有6岁。工作日从12到14或15小时不等，此外还有夜间劳动，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而且多半是在充满磷毒的工作室里吃饭。如果但丁还在，他会发现，他所想象的最残酷的地狱也赶不上这种制造业中的情景。”^[31]

马克思引用当时的报纸新闻讲述了劳动者由于过度劳动所遭遇的苦难：“1863年6月下旬，伦敦所有的日报都用《活活累死》这一‘耸人听闻’的标题登载着一条消息，报道20岁的女时装工玛丽·安·沃克利是怎样死的。她在一家很有名的宫廷时装店里做工，受一位芳名爱利莎的老板娘的剥削。这里又碰到我们常常讲的那一类老故事了。店里的少女平均每天劳动小时，在忙季，她们往往要一连劳动30小时，要不时靠喝雪莉酒、波尔图葡萄酒或咖啡来维持她们已经不听使唤的‘劳动力’。当时正是忙季的最高潮。为了迎贺刚从国外进口的威尔士亲王夫人，少女们要为高贵的夫人小姐在转眼之间就变出参加舞会的华丽服装来。玛丽·安·沃克利同其他60个少女一起连续干了26小时，每30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空气少到还不及需要量的1/3，夜里睡在用木板隔成的一间间不透气的小屋里，每两人一张床。这还是伦敦一家较好的时装店。玛丽·安·沃克利星期五得病，星期日就死了，而使老板娘爱利莎大为吃惊的是，她竟没有来得及把最后一件礼服做好。”^[32]

只要劳动者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榨取，资本这个吸血鬼就决不罢休。比如铁路员工的劳动时间每天长达20小时，在旅行季节，他们往往连续劳动40～50小时。^[33]工厂主在工作时间内不给工人吃饭的时间，他们认为，工人必须干够法律规定的时间，吃饭喝水是工人自己的事。法律规定工作日缩短，资本家就相应地按原来的工作日长度按比例减少工资，使工人生活不下去，然后逼迫工人签请愿书，要求主动加班加点。他们发明了换班制度，同一批儿童和少年时而由纺纱车间调到织布车间，时而在15小时之内由这个工厂调到那个工厂，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工人阶级为缩短工作日与资本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马克思以他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所阐述的原理，对工人宣讲资本家延长工作日的目的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工人阶级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展开了与资本家的长期斗争。马克思说：“因此，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斗争是在现代工业范围内开始的，所以它最先发生在现代工业的发源地英国。英国的工厂工人不仅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而且是整个现代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最先向资本的理论挑战的也正是他们的理论家。”^[34]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理论家是指欧文。欧文不仅在理论上主张限制工作日的必要性，而且于1819年在自己新拉纳克的工厂内实行了10小时工作日。

1848年工人争取到了10小时劳动时间法案的通过。虽然工厂主根本就没有实行它，但这样的法案还是被1850年英国最高法院的财务法庭的判决取消了，他们宣布破坏法律的工厂主无罪。恩格斯为此写了《10小时工作制问题》的评论。他说：“多年来为宣传10小时工作日法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直接的结果，但是也并没白费。在这种宣传中，工人阶级得到了一个有效的办法来相互了解，认清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把自己组织起来，懂得自己力量之所在。工人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和从前不一样了；整个工人阶级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在力量、知识和组织方面比起初强过百倍。”^[35]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要实行比8小时工作制更彻底得多的措施。

马克思不但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理论家，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活动家，他不仅提出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是工人解放的先决条件，还参加并领导了工人为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成立，马克思被选为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后改称“总委员会”）。马克思是总委员会的灵魂，他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在《成立宣言》中，肯定了工人斗争所取得的成就，其一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经过长期斗争所争得的10小时立法，其二是工人创造的合作社运动，证明没有资产阶级，大规模生产仍照样进行。

美国工人在《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下，不断举行集会和罢工争取8小时工作日。1866年8月在巴尔的摩召开美国工人代表大会，提出：“为了把我国的劳动从资本主义的奴隶制下解放出来，当务之急是颁布一项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为美利坚联邦各州的正常工作日。我们誓以全力争取这一光荣的结果。”^[36]1866年9月，第一国际在日内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在为总委员会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说：“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它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能够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我们建议把工作日在法律上限制为8小时。这种限制是美国工人的普遍要求；代表大会的表决将使它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纲领。”^[37]第一国际通过了决议，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要为争取8小时工作日而斗争，保护女工和童工。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有30多万工人游行示威，5月4日又在芝加哥秣市广场举行群众大会，这次集会遭到了政府的残酷镇压。有数名工人被打死，200多人受伤，多人被捕。在被捕的人中，有4人被无辜判处死刑。美国工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付出了血的代价。

任何权利都不是轻易得来的。尽管工人阶级依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要求8小时工作制，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强力镇压和共产党内小派别的活动，工人运动不断遭到挫折，第一国际的总委员会在欧洲活动困难，只好迁到纽约，停止了实际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1872年第一国际在美国费城召开了最后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国际解散的决议。马克思逝世后，在恩格斯的领导下，1889年在巴黎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这次大会通过决议，为纪念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进行的斗争，把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在这一天，各国工人同时举行游行示威，争取8小时工作制。又经过了30年，美国官方于1916年承认了8小时工作制。1917年，俄国苏维埃政府在第一批法令中规定了8小时工作制。此后，8小时工作制在世界各国实行。

马克思的绝对剩余价值理论为工人阶级争取缩短劳动时间提供了理论依据，它对工人阶级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视为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样就肯定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主人翁地位，对于提高工人阶级的自信心有巨大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超出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时间，表现为剩余价值，物化为剩余产品，从而保证了其他人有充裕的自由时间从事其他工作。他说：“并且这种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同时，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给不劳动阶级提供了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在一方产生剩余劳动时间，同时在另一方产生自由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可见，社会的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工人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的产生。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时间。”^[38]剩余产品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前提，社会分工的发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还从资本本身的矛盾分析了资本疯狂追求剩余价值必然引发经济危机。由于资本要求无限制的剩余劳动，因而它就必然要求无限制地缩小工人的必要劳动。所以，一方面必然要无限扩大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剩余产品量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工人的收入相对减少，购买力减弱，因而经常出现经济危机。只有当剩余产品为全体劳动者所享用时，这种危机才会消除。马克思的理论已经为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不断的经济危机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