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因素对资源利益差异性的影响

人类开始经济活动以来，就开启了对自然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与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一样，人们依赖于资源，但是人类通过技术不断深化对自然的认识，对资源的开发广度和利用深度不断扩大，人类经济活动的区域和空间也在不断拓展。劳承玉（2010）在《自然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一书中按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特点和方式，将自然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即自然资源的原始利用阶段、产业革命对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阶段和现代工业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阶段。^[2]

从技术因子对资源时间利益的作用来看，在资源的原始利用阶段，人们更多偏重于考虑自身所需，加之技术水平的局限性，原始利用阶段停留在小规模和低水平的利用阶段，在这一时期，人们从自然资源中所获取的利益比较少。而15世纪发生了以技术为先导的产业革命，人们对资源的开发方式和利用程度也随之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从哥伦布的四次航海探险到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地理大发现所引起的观念改变，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欧洲资源基础不断雄厚起来。美国经济学家阿兰·兰德尔（1989）认为，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繁荣正是从欧洲工业革命后展开，至今约有400—500年，这种繁荣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建立在利用先进技术开采全世界资源的基础上；二是建立在开采不可再生资源基础之上，保护观念薄弱，但是资源量是有限的，因此这种繁荣不能持久；三是这种繁荣在一定程度是以生态的不可逆转性破坏为代价的。^[3]在产业革命这一大规模利用资源阶段，人们毫无节制地享受着资源利益，与前一阶段差异甚大。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步入了现代社会，这一时期社会发展表现为大规模开发利用化石燃料资源，人类经济活动在这一阶段所获取的资源利益可谓是史无前例地扩大。伴随着开采和冶炼技术的大规模运用，各种化石燃料成了工业文明的核心资源。1970年世界能源使用量仅有5 504 676.05千吨石油当量，而2011年这一数值跃升为12 715 769.5千吨石油当量，仅40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然而，若按照资源储采比这一指标来衡量，以石油、煤炭为代表的重要化石能源在未来不到200年的时间内将被用尽。^[4]

当然，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资源技术因子的内涵得到了拓展，人类资源技术的开发不仅局限于不可再生资源，也开始向可再生资源和核能拓展，同时展开了对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风能和生物能等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如图6.2所示，尽管从全球来看，可替代性能源和核能占能源使用总量的比例近些年来仅维持在9%左右，但是相比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2%—3%已经有了大的提升。

图6.2　可替代性能源和核能占能源使用总量的比例国际比较

由此可见，技术因子所引致的不可再生能源的资源时间利益差异性呈现扩大趋势，在原始利用阶段，人们获得的资源利益较少，产业革命较原始利用阶段有较大提升，而现代工业文明远远超越了前面两个时期，考虑到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约束，子孙后代所能获取的不可再生资源利益可能会变少。但是随着开发、利用和保护技术的不断提升，人们将会从可再生资源中获取更多的资源利益。(www.xing528.com)

图6.3　GDP单位能源损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国际比较

从资源空间差异性来看，技术因子作用的强弱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利益差异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GDP单位能源消耗（2005年不变价购买力平价美元／千克石油当量）^[5]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6]是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按照统一口径测量的环境能源类变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资源利用和保护技术指标的代表。由图6.3明显可以看出，无论是GDP单位能源损耗还是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发达国家都明显优于发展中国家。由图6.2我们也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可替代性能源与核能占总能源使用量的比例也较发展中国家高出许多，2011年，法国的可替代性能源与核能占总能源使用量之比约为48%，而我国仅约4%，相差12倍之多，差距悬殊。可见发达国家对资源的开发广度和利用深度都高于发展中国家，Linden（2004）经研究认为，在已经过去的50多年里，只占世界约20%人口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西欧、北美、日本和俄罗斯）消耗了世界约80%的矿产资源。^[7]尽管由图6.4我们发现发展中国家现阶段的能源使用量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但是早期发达国家已经享受了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利益，现今又凭借先进的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技术获得更多的不可再生资源利益。技术因子无疑在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利益差异性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图6.4　能源使用量国际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