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与城市间的跳板：我的落脚城市

我们必须对这些地区投注远比目前更多的注意力，因为这些地区不但潜藏着发生暴力冲突的危险，也是贫困人口迁入富庶生活的过渡地区，明日的中产阶级诞生于此，下一代的梦想、社会运动与政府也都在此打造而成。

——道格·桑德斯《落脚城市》

唐　家　岭

一个新名词“蚁族”在2009年迅速走红，登上了各大媒体的热点版面，这个来自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的新书《蚁族》^[1]的同名词汇，是对“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一个形象概括。同年年底，《南方周末》年度“传媒致敬”把《蚁族》一书作为特别致敬，致敬贺词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一个新的弱势群体——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在《蚁族》出版后不久，作为中国社会中的一极，正式登上了中国的话语舞台。”^[2]

蚁族被认为是继农民、农民工，还有下岗职工之后新的弱势群体，廉思在书里这样总结蚁族的一般特征： 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的月收入一般低于2 000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年龄大都集中在22—29岁之间，大部分属于“80后”一代，他们和农民工群体一样，主要聚居于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从而形成独特的“聚居村”。^[3]

《蚁族》一书把唐家岭——北京西北五环外的一个普通小村庄推向了舆论的前沿。唐家岭放在哪里都不甚起眼，有着北京城乡接合部的普遍特点，狭窄的街道、简易的租屋、脏乱的环境，还有三教九流混杂其中的各式外来人群。由于房租便宜，加上临近中关村软件园，唐家岭成为吸引城市低收入人口的天然港湾。2009年冬天的唐家岭，北风瑟瑟，异常寒冷，但街道上人流涌动，这个小小的村庄聚集了5万多外来人口，其中包括1.7万大学生和3万多外来农民工，这个小世界杂乱、拥挤但充满活力与希望，因为身处这个独特世界的人们都怀揣着同样的一个梦想。

湖北女孩何易是北京一家小公司的财务，唐家岭普通的一个蚁族，她毕业于北京的一所普通民办高校，已经在唐家岭住了两年，在被问到为什么要来北京时，她笑着说，就是为了出人头地。何易素面朝天，但充满了朝气与自信，她说北京有更多的机会，只要我努力，肯定能做出一番事业。不管是从高校走出的毕业生，还是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农民工，他们和何易一样，在被光鲜亮丽的国际大都市接纳之前，都会选择唐家岭这样的城乡接合部村庄作为落脚点。虽然这里杂乱、无序，谈不上生活品质，但低廉的房租至少能保障他们生存下来，正如何易所说，在获得生活之前，她必须首先生存下来。

被誉为加拿大最好的专栏作家的道格·桑德斯在采访完简·雅各布斯之后，突然萌生出撰写一部记录农村人口到大城市迁徙的著作，桑德斯显然受到了雅各布斯的影响，后者在城市规划思想家排名中名列第一，她的伟大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更是改变了战后北美城市规划的走向，他们都将关注点转向了城市中活生生的人，而非冷冰冰的空间和数字。

2012年，桑德斯的《落脚城市》出版，引起了轰动与广泛关注，英国《卫报》称赞它是50年来首部足以媲美《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巨著。从2007年开始，桑德斯进行了一场深入的全球之旅，他的目的地非常特殊，就是围绕世界各大巨型城市的城乡接合部村落。这些村落和唐家岭一样，是乡村移民进入城市的跳板，是伟大的城镇化源源不断的动力所在，但这些隐秘的角落无一例外地饱受着漠视与误解，甚至遭受着暴力与死亡的威胁，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它们普遍充满了希望与朝气，蕴藏着城市活力的星星火种。桑德斯形象地将这些村落称为“落脚城市”，象征着乡村移民进入城市的落脚点与第一站。他呼吁城市政策制定者关注这些“落脚城市”、关心这些“落脚城市”中的新移民。

如果我们认为这种人口的大迁徙无关紧要，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杂音，或是其他人面临的命运，和我们自己的国家无关，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遭遇更严重的暴乱和冲突。这项大迁徙的若干影响早已出现在我们面前，外来移民在美国、欧洲与澳洲引起的社会紧张，伊朗、委内瑞拉、孟买、阿姆斯特丹与巴黎市郊出现的政治冲突。^[4]

桑德斯为这些“落脚城市”大声疾呼，试图改变这些隐秘的角落长期在城市政策制定者眼中形成的偏见——这类城乡过渡地带，充满了贫穷与混乱，滋生出罪恶，是酝酿暴力与犯罪的温床，它们是城市的毒瘤。事实证明，在亚洲、非洲与南非洲，大量的莽撞的“落脚城市”(贫民窟)的拆除计划，已经摧毁了数以万计的乡村移民的生活与未来，因为他们无法在昂贵的城市拥有一席之地，更难以回归田园，最终只能成为悲惨的无根之人。桑德斯呼吁“落脚城市”应该在都市体制中拥有一席之地，“落脚城市，可能是一下波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暴力冲突的爆发地，究竟走上哪条路，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5]清华大学教授秦晖长期关注都市新移民，他和桑德斯拥有一致的观点：“在民主时代，或许允许贫民自由解决住房而容忍贫民窟，或者以福利国家方式消除贫民窟，成为两种基本选择，而普遍趋势是自由与福利兼有。今天的共识是，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的做法已为人道的底线所不容。”^[6]秦晖把矛头指向了国内的城中村改造，他批评整顿城中村给了原来的户籍人口补偿，但忽略了租户即外来移民的利益，挤出了这些潜在的弱势群体，这种做法负面作用很大，中国应该警惕这种拉美化做法。秦晖的批评适用于大多数“落脚城市”，但他的批评声显然一时难以见效。

后来的唐家岭成了网红，前去调研考察的官员络绎不绝，甚至有政协委员流下了泪水，然而唐家岭还是避免不了被拆迁的命运。如今的唐家岭已翻天覆地，昔日的城乡接合部，正成为围绕北京中关村的“绿肺”——一个崭新的森林公园，而唐家岭村摇身一变成了“唐家岭新城”，低矮的农民自建房换成了崭新的商品房，还配套了风情街、文化广场、小学和幼儿园，唐家岭的原住民上了楼成为让人艳羡的“拆二代”，而1.7万蚁族还有3万多农民工则被无情地挤出，散落漂泊到更为偏僻遥远的京郊村落里去了。

深 圳 城 中 村

相比较唐家岭所在的北京，深圳也许在“落脚城市”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改革开放40年以来，深圳已经从一个小渔村变身国际大都市，今日的深圳以创新之城为傲，然而野蛮生长的城市力量并没有完全灭绝深圳原始的村落基因。2017年，深圳依然拥有庞大数量的城中村，1 200多万人住在超过1 000个“落脚城市”中，这个比例是深圳总人口的60%，数据还显示，深圳城中村租赁住房占到了全市总租赁住房的70%。

“城中有村，村外是城”构成了深圳独特的空间景观与城市肌理，城中村是深圳的特色，更是深圳的文化与精神，万科董事会前名誉主席王石曾动情地说：“深圳1 044个城中村里居住了60%的城市人口，为四面八方来深圳追求梦想的人提供了第一落脚点，他们是特区活力与竞争力的基石。”^[7]也有人说城中村是深圳包容精神的象征，没有城中村，就不会有深圳精神。

城中村之于深圳的重要性，使得深圳在处理城中村更新时不得不谨慎地采用多重模式。拆除重建和综合整治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拆除重建利润高，商品房一次性销售完毕资金快速回流，更受企业青睐；而综合整治收益相对低和慢，还需要长时间的运营与维护，综合效益要低得多。但这些年深圳房价的高企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央对房价的遏制使得前一种模式逐渐式微，综合整治模式逐步成为城中村更新的主要模式。

2017年8月，深圳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实施意见》，其中强调应着力推进城中村综合治理工作并开展规模化租赁改造试点，以万科为代表的房企快速作出反应。同年，万科推出“万村复苏计划”，短短半年就把城中村综合整治及统租运营业务扩张到了深圳7个片区33个城中村。万科“万村复苏计划”的商业模式非常清晰： 从原住民手中租房子，然后改造提升，再对外出租，赚取差价。为此万科大张旗鼓地发布了“泊寓”品牌，王石为计划站台，“期待未来万村复苏计划能成为深圳持续辉煌的基石”。其实在万科之前，金地集团已抢先一步进入了城中村改造领域，并拥有了自己的长租公寓品牌“草莓公寓”。像万科、金地这样的传统房地产开发商进入城中村市场，被普遍解读为房地产行业式微、国家宏观调控加强背景下的“偏被动选择”，房地产行业对未来普遍预期不足，万科甚至抛出了“活下去”的悲观论调。而进军长租公寓，虽然是“赚小钱”的生意，但也是在为未来进行战略布局。对于政府来说，调动市场力量推进城中村改造可以解决一些疑难杂症，比如说城中村小产权房法律定性问题，政府一旦高调地介入城中村整改，可能会让外界误读政府要给小产权房合法化，而通过企业的导入，无疑将这种历史遗留建筑的定性风险转嫁给了企业。此外，社会资本的导入可以较好改善城中村的基础设施、消防安全等问题，一举多得。然而，对于普通租客、大多数“落脚城市”的新移民来说，这个结果可能并不那么乐观。

根据乐居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城中村并不需要改造。住在清湖新村的田小姐说：“为什么要改造？人都是适应环境生存的，我们住城中村的人租房的时候就已经接受居住环境的预设了，改造完租房成本高了，水果也买不起了，对于我们来说生活品质反而下降了。城中村并不像外界以为的那么脏乱差，有时候我觉得是外界对城中村的看法需要改造。”^[8]在相当一部分租客来看，泊寓、草莓、魔方等公寓带来的租房品质的提升，并非租客真正想要的品质，在城中村这个“折叠城市”的空间里，能享受到低成本的生活反而是生活品质的保障。位于清湖新村的富士康内部的一封公开信则把这个争议推向了高潮，这封发自一个富士康普通员工的公开信把矛头对准了万科——对于收入微薄的工薪族而言，改造前单房租金900元还能接受，而改造后这个价格可能要翻番，信里列举出金地集团草莓公寓的收费标准，单间的起步价都在1 800元以上。这名普通员工的焦虑显而易见，万科的城中村改造将倒逼租金上涨，赶走他们这样的栖身城中村的穷人。

赶走了这些收入低下的农村移民，这些装修漂亮的公寓又租给谁呢？金地集团草莓公寓的客户数据就能说明情况，1 880元的房租对于富士康的工人来说是贵的，但对比罗湖、福田的房租来说，就算是便宜的。随着地铁交通的便捷化，核心区的白领租户开始外溢，这些被本地人称为“抱狗的”“90后”新白领开始陆续进入城中村，而城中村原有的住房条件显然满足不了他们的居住要求。装修一新、设施齐全的公寓房开始走俏，草莓、泊寓等公寓项目一经开张，很快就被租赁一空。这反过来加速了更多的开发商加入城中村改造的大军，包括碧桂园、华润等也跃跃欲试。一个社区被一家开发商拿下或者好几家开发商争抢，又刺激了房屋原始租金的快速攀升，最终的租金自然是水涨船高。55岁的老肖是最早的一批深漂，干过保安、保洁和绿化等低端工作，因为万科进村，收入只有3 000多元的他正琢磨着回老家，“改造可以，问题是我们住到哪里去？小区房子都很贵，我们承受不起。就怕万科打个旗号随便搞搞，一下子涨好多钱。”^[9]老肖只是庞大的深漂大军的一个小小缩影，承受不起租金涨价的人，正陆续选择离开或者计划离开。(https://www.xing528.com)

深圳城中村改造引发的低收入人群挤出效应在城市规划学中被称为“绅士化”现象(Gentrification)，指的是一个旧区从原本集聚低收入人士，到重建后地价及租金上升，引致较高收入人士迁入，并取代原有低收入者，而原有低收入人群不得不迁往更偏远或者条件更差的地区以维持生活的现象。

有人为深圳城中村的“绅士化”辩护，认为这是深圳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经阶段，深圳这些年正经历传统制造业外溢，含金量更高的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崛起的经济结构优化过程，劳动力的结构自然应相应调整，具有高知识、高技能的“80后”“90后”群体将成为主力。同时随着新一代中产阶级的消费升级，城中村作为深圳劳动力最大的栖息地，不应该长期静止不变，长租公寓的火爆是市场化的正面良性反应，应该得到鼓励。

深圳城市更新的“十三五规划”计划在5年内拆改20个城中村，让50万人住上新房子，改造出20多万套房子，还将通过收购、租赁、改建等方式收储不低于100万套村民自建房或者村集体自有物业。深圳的城中村改造手笔不可谓不大，然而，这么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背后隐藏的却是庞大的不同收入群体的替代，尤其是城市融入能力低的农民工群体正被驱逐出去。

美国《时代周刊》曾破天荒地把2009年的年度人物颁给了中国农民工这个群体，《时代周刊》这样写道：“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能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诚如斯言，农民工是中国融入全球产业链条的核心比较优势所在，是改革开放40年来创造财富最大的一个群体，然而它也是分享发展成果最少的一个群体。2017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8.52%，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2.35%，这其中的差距就是2亿多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在城乡之间奔波往返，却很少能享受到与城市市民同等的福利。2017年11月，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的一场大火，以及随之而来的“全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将外来的低收入人群放置在了尴尬的境地。近些年，随着“大城市病”的集中爆发，一线城市纷纷开出了人口控制和疏解的药方，而其中低收入人群首当其冲。有网友直言：“外来务工人员把整个青春都奉献给了这些光鲜的大城市，可到头来，大城市却将这些人统统归类为‘低端人口’，弃如敝履，大城市的无情可见一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曾说：“有的城市驱离所谓‘低端人口’，将推高低端人口的雇用成本，导致城市的竞争力降低甚至城市的衰落。”^[10]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城市长远的平衡性发展的角度来看，低收入人群都不应得到兔死狗烹的下场。

越来越深的共识认为，中国农民的收入要想提高，归根结底还在于农民人口数量的减少，在于相当一部分农民能转化为城市居民。因此中国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城镇落户条件，加快2.8亿农民工的市民化。城市是中国现代化的高速推进器，而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庞大劳动力的蓄水池。执政者首先要保障劳动力在城市农村之间能自由流动，进得了城，回得了乡，加强对农村蓄水池的修复，在发生大的城市危机时，劳动力能自然回流，避免城市危机的硬着陆，还要加强城市的农民工吸纳能力。真正将农民转化为市民，就更要关注那些数量庞大的“落脚城市”。

正如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对这些地区投注远比目前更多的注意力，因为这些地区不但潜藏着发生暴力冲突的危险，也是贫困人口迁入富庶生活的过渡地区，明日的中产阶级诞生于此，下一代的梦想、社会运动与政府也都在此打造而成。”^[11]

【注释】

[1]廉思： 《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参见何忠洲： 《蚁族： 大学生为看不见的未来聚集唐家岭》，中国新闻周刊网2013年2月23日。

[3]廉思： 《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4]道格·桑德斯： 《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徙与我们的未来》，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自序部分第2页。

[5]同上，自序部分第3页。

[6]秦晖： 《城市化： 容忍贫民窟与贫民权利》，《中国市场》2008年24期。

[7]参见《万科金地城中村改造惹争议》，凤凰网2018年6月21日。

[8]参见《万科进村后： 6个城中村62位受访者的4种命运》，乐居财经网2018年6月19日。

[9]参见《万科进村后： 6个城中村62位受访者的4种命运》，乐居财经网2018年6月19日。

[10]参见《智囊： 有的城市驱离所谓低端人口，会导致城市走向衰落》，凤凰财经网2017年8月30日。文章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博智宏观论坛第十九次月度例会上的演讲。

[11]道格·桑德斯： 《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徙与我们的未来》，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自序部分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