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几天的暴风雪让莫斯科的气温降到了零下20多摄氏度，整个城市到处冰封雪盖、银装素裹。虽然莫斯科天寒地冻，但雅罗斯拉夫车站大厅内却热气腾腾，挤满了人，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除了斯大林外，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都集中在大厅内。这些人不是来搭乘火车的，而是聚集在这里等候一位来自远方的尊贵客人。这位尊贵的客人是谁呢？
雅罗斯拉夫车站站台上，苏联红军仪仗队军容严整，枪刺上闪耀着寒光。身材魁梧的战士们排成整齐的迎宾队列，在严寒中一动不动，如同一组雕像。
莫斯科时间12时整，一辆机车喷吐着白色的烟雾拉着一列车厢缓缓进站，新中国首任国家主席毛泽东的专列在雅罗斯拉夫车站的站台边稳稳停下。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以及其他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起来到车厢门口迎接远道而来的毛泽东。身穿深咖啡色外套、头戴皮帽的毛泽东面带笑容走下车来，与前来迎候的莫洛托夫等苏共中央领导一一握手问候。在高亢的“乌拉”欢呼声中，毛泽东检阅了苏军仪仗队，紧接着又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一行立即驱车前往位于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根据苏方的安排，毛泽东访苏期间便下榻于此。当日下午6时，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中苏两国领袖开始了历史性的会晤。
1950年2月14日，作为毛泽东这次出访的成果，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通过这些协定，中苏双方商定了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项目。
其实，中苏之间关于经济援助的问题早在1949年年初就开始商议了，只是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
如何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国经济建设的蓝图开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尤其是在毛泽东主席的脑海中酝酿。根据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完全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在经济建设上，中国寻求援助的目光自然是投向北方邻国苏联。
受斯大林的委派，1949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与苏联铁道部部长科瓦廖夫一起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谈。会谈时间长达6天，讨论的内容非常广。在谈到中国军事工业及经济建设问题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们提出：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希望苏联帮助开发东北的工业，向中国派遣经济建设专家并提供包括汽车在内的各种重要物资援助。毛泽东专门强调，我们也不是白要你们的援助，我们将在几年后用物资偿还这笔贷款。
米高扬回去后向斯大林做了详细汇报，斯大林决定，请中国同志到苏联来具体商定。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千军万马渡过长江，摧枯拉朽，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南京城升起鲜艳的红旗。南京的陷落意味着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失败。毛泽东兴奋地赋诗“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随着解放大军南下西进，全国各地红旗飘扬，全国解放形势大定。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的经济建设成为日益紧迫的现实问题。
战争虽然打胜了，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却是一个残破凋零的烂摊子。
由于长期战乱，大量厂矿倒闭，耕地荒芜，生产凋敝，国内经济一派萧条。以铁路运输为例，全国当时有上万千米的铁路线路、3200多座桥梁和200多座隧道被毁，连通东南西北的津浦、京汉、粤汉、陇海、浙赣等主要铁路干线没有一条能全线通车，1/3的机车因破损严重而无法投入运营。
厂矿倒闭导致工人大量失业。1949年，全国失业工人多达400万，几乎占全国职工总数的一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又使得物价以天文数字飞涨。在刚刚解放的地区，投机资本家操纵金融黑市，套购粮食、棉纱、燃料等重要生活物资，哄抬物价、扰乱市场，一些地方出现恶性通货膨胀。1949年11月，上海刚解放不久，城市里的粮食、棉纱、五金、化工产品等每天上涨20%～30%，造成社会动荡、人心惶惶。
为了消灭残余的国民党军队，继续解放中南、西南、西北等大片国土，新中国政府还要支付庞大的军政费用，1949年，军费开支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0%以上。随着新解放地区的扩大，管理机构和行政人员也相应增加。1949年，全国支出的各项费用折合小米283.5亿公斤，而当年的收入只有151.5亿公斤，赤字达132亿公斤。残破的经济现状使得1949年的中国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仅700亿元，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远远低于当时整个亚洲44美元的人均收入。面对这样一副“家底”，经济建设自然成为新中国的头等大事。在谈到恢复经济建设时，毛泽东扳着指头说道：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1949年6月21日，受毛泽东的指派，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联。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贷款协定。8月4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等，鉴于中国国内现状，希望斯大林同意先派人来华组织“中苏共同委员会”，最好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共同来商定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项目。苏共中央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柯瓦廖夫具体负责此事。8月14日，刘少奇与科瓦廖夫及第一批苏联专家220人一起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此后，中苏两国专家初步商定了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具体项目。虽然有了商定的意见，但这些都需要中苏两党领袖的最后敲定。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宣告成立，领导人们宵衣旰食，极为忙碌，他们既要指挥消灭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又要组建新的国家机构，还要考虑新中国成立后的内政外交，所以毛泽东主席一直无法抽身到苏联去与斯大林会谈，直到1949年即将结束，毛泽东主席才得以动身赴苏联访问。
由于要谈的问题太多，所以毛泽东主席在苏联停留了两个多月。其间，毛泽东主席参观了很多苏联企业。在斯大林汽车厂，看到流水线上鱼贯而出的汽车，毛泽东兴奋地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对随行人员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汽车厂。”此后，毛泽东主席在与斯大林会谈时说，我们要搞一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他的意思是，中苏两国要签订一个有实际内容的援助方案。毛泽东主席去苏联后不久，根据谈判的需要，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便接着率领李富春等一大批负责经济建设的领导人前往苏联，与苏方具体商定苏方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项目。
在商谈工业建设项目时，苏方指出，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几乎什么建设都离不开作为运输工具的汽车，建议中国尽快建设一座像斯大林汽车厂那样的综合性汽车制造厂。苏方还表示，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设备，中国的汽车厂就要有什么样的设备；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水平，中国的汽车厂就要有什么样的水平。除了建设一家汽车厂外，同时再建一家轻型汽车装配厂，以适应短期需要，以后再扩建成制造厂。1950年1月，中方代表团与苏方商定，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家中型载货汽车制造厂。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敲定了一批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重点工业项目，1950年先建设第一批共50项，其中包括一个汽车厂项目。协定签订以后，同年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行14人启程回国。由李富春、王稼祥、叶季壮、刘亚楼、赛福鼎·艾则孜、伍修权组成的新中国政府代表团留在苏联，继续进行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具体项目的谈判。中苏双方关于经济建设的谈判一直持续到了1952年，以后又经过一些反复，最后确定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156个项目提供援助。(www.xing528.com)
我军初创时，没有后方生产基地，所有的装备只有从敌人手里夺过来，这就决定了当时包括汽车在内的我军装备杂、乱、少、旧的特点。我军军车装备的历史起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37年年底，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中央军委用国内外友人赠送的和自购的十几辆汽车组建了我军第1支汽车运输队。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全军陆续缴获各型军车400余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了大量的军车。缴获最多的一次是鲁南战役，华东野战军一举全歼国民党军队第1快速纵队，缴获汽车470辆，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共缴获各种汽车2.2万辆。这一时期，军车的特点是“万国牌”。
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建设需要大量军车，但当时我国没有汽车制造能力，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我军的军车主要是从苏联购买。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0月志愿军出国作战，全军共有汽车1300余辆（3个汽车团有700多辆，4个军各100余辆），仅第一个星期就被敌机打坏217辆。从志愿军1950年10月19日夜出国到12月底的72天中，国内给志愿军补充汽车12486辆，损失6646辆，送回国内修理438辆，受损率达60%以上。到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国内共拨给志愿军汽车21728辆，损失7729辆，上交修理8436辆，所剩不足一半。
朝鲜战争开始时，苏联答应在1950年12月15日以前为志愿军提供3000辆汽车，但面对严重的战场损失，为保证前方军需弹药的运输，中方急需增加汽车采购以解燃眉之急。11月5日，周恩来与扎哈罗夫会谈时，催促苏联务必于11月内将中国所购的第一批汽车运到。周恩来表示“现时汽车第一，坦克、大炮都可以放在汽车后”运来。11月17日，周恩来又致电斯大林称，由于敌机轰炸，“车辆不足”，“粮食和冬季服装不能及时运到，部队正在忍饥挨饿”，而中国能够紧急动员的车辆只有200辆。周恩来恳请斯大林下令先借用苏军旅顺基地的500辆旧汽车。斯大林当天便回复立即在满洲里站向中方交付新车，11月20日移交140辆，11月25日至26日移交355辆。此后，苏联的汽车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朝鲜前线，1950年共交付5000辆。但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满足前线需要。1951年，中方又购买了12000辆。到战争结束时，全军拥有各种汽车71000余辆，在中国能够自产汽车之前，军车主要是购自苏联。
自1951年起，国家每年进口汽车1万多辆。到1957年底，全军的汽车装备总数已达9.2万余辆，其中苏式汽车5.5万余辆；西方各国汽车2.2万余辆；东欧各国家汽车近3000辆。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工业建设成为中国工业建设效仿的榜样，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是当时喊得最响亮的口号。老大哥要援助中国建设汽车厂，那么老大哥自身的汽车工业如何呢？
在沙皇俄国时代，俄罗斯的机械工业非常落后。1910年，沙俄在德、法、美等国后也生产出了自己的汽车，但由于基础工业落后，以敲敲打打的手工方式生产出来的汽车无法形成规模。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国内只有几家手工的汽车装配厂和维修作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汽车厂。1929年，苏联的汽车年产量只有2000辆，供不应求，所需汽车90%依靠进口。列宁曾经说道：“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汽车，更需要的是汽车制造技术。”发展汽车工业因而成为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鉴于苏联国内的工业基础薄弱，自己制造力不从心，所以开始积极寻找快速发展汽车制造业的技术。根据苏联当时的经济和工业实力，摆在苏联面前的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大批量地从国外购买汽车，然后仿制；二是向西方购买成型的汽车工厂由本国自己生产。
第一个方案可以快速得到制造汽车的技术，但始终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照抄，且需要相当大的外汇开支。第二个方案较为复杂，需要大力培养专业知识分子、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工人，同时也需要提高围绕汽车发展的冶金、机械等各方面的工业能力。经过比较，苏联政府决定与外国合作，购买一家汽车制造厂回来。1929年3月4日，苏联苏维埃最高委员会颁布了主席令，决定在高尔基市建造一座年产10万辆的汽车制造厂。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的福特和通用两家公司有这样的生产规模，要购买美国的整座汽车工厂，美国政府会同意将这么重要的战略物资卖给苏联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上只有苏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生的苏联以资产阶级为革命对象，是美、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眼中钉、肉中刺，它们对苏联采取包围、封锁和军事干涉等手段，出钱、出枪，甚至直接出人，希望将这个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绞杀掉。它们怎么会支持苏联国内的经济建设，卖成套设备给它呢？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美国受到的冲击最大。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直线下滑，其中汽车产量下降80%，成千上万人失业。经济危机又造成美国政局剧烈动荡，就像落水的人要求生一样，此时谁给他一个救生圈，他都要紧紧抓住不放。斯大林给美国的救生圈是黄金。苏联政府看准机会，提出向美国购买全套的汽车厂。苏联政府用自己的库存黄金换回了福特公司旗下的一家叫“卢吉”的汽车厂。卢吉厂建在伊利湖的支流卢吉河边，是世界上第一家综合性的、大量采用流水线生产的汽车厂。一家卢吉厂包括炼钢、轧钢、轮胎、玻璃、汽车各个总成、总装线在内的十几个专业厂，厂区绵延几千米，规模极其宏大。
1929年，苏联派出代表团前往美国与福特公司就购买汽车厂的事宜进行谈判。福特原先把苏维埃看作“势不两立的敌人”，声称除非苏联的意识形态变得适合他的口味，否则他“不会运一个螺帽去那儿”。但早就与苏联做生意的美国著名石油大王哈默劝他说：“要是这样，你会有太长的时间没法在那里做生意，那里可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福特最终没能挡住经济危机的压力与苏联黄金的诱惑。1929年5月31日，苏联政府与福特汽车公司签署了合同。根据合同，福特公司向苏联提供了Ford-A，Ford-AA和Ford-Timken三种货车的设计图样。从1929年3月到1934年3月，每年都有50名苏联专家以及实习生进入美国的工厂进行学习。苏联买下了卢吉厂的全套图样和生产设备后，自己动手，在伏尔加河畔的高尔基市建设了“高尔基汽车厂”。1931年11月6日，高尔基汽车厂自己生产的第一辆汽车下线。1931年，高尔基汽车厂开始批量生产。其产品就是以后大名鼎鼎的“嘎斯”车。
苏联利用西方迫切需要向外国输出资本、技术以摆脱经济危机的有利时机，大举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技术人员和资金，在各主要工业部门建立了一大批骨干企业，初步奠定了现代工业基础。
1933年，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国际形势紧张，苏联的经济和国防建设急需大量汽车。按当时的要求，仅一个步兵师就需要配558辆汽车，而苏联有数百个师。在供不应求的形势下，1933年8月21日，苏维埃最高委员会决定将高尔基汽车厂进行扩建改造，在另外两个城市新建两座汽车生产工厂，并要求在1938年以前达到年产30万台的规模。到了1941年6月，经过扩建的高尔基汽车厂的产量勉强达到了29万台，但供需缺口仍然不小。
除了高尔基汽车厂外，苏联另一家著名的汽车厂就是斯大林汽车厂。斯大林汽车厂的前身叫“阿莫（AMO）”汽车厂，是沙俄政府从意大利“菲亚特”公司引进货车产品技术，从美国、瑞士等国家购买生产装备建成的一家汽车装配厂。1917年，阿莫汽车厂建成投产时正逢十月革命，沙皇政府倒台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围困封锁，阿莫工厂处于严重瘫痪状态，只能敲敲打打地搞点汽车修理，直到1924年11月1日才生产出第一辆“阿莫15”型汽车。1926年—1927年，“阿莫”汽车厂总共只生产了425辆汽车。
1929年，阿莫工厂被苏联政府列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从资金和物资上给予全面保障。与高尔基汽车厂不同，“阿莫”汽车厂没有从国外全盘购买整个汽车厂，而是采取了更为科学的“点菜”方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分别购买各种设备，然后自己组装成生产线。为了扩建和完善汽车厂，苏联政府动员大量人力物力，在莫斯科市南郊的丛林地带，填平泥沼和水塘，处理空地上森林和荆棘，建起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巨大厂区，整个工厂占地500公顷，职工2.5万人，工厂建成后，年产能力达到2.5万辆。1931年10月21日，新建工厂第一辆汽车下线，产品就是“吉斯”。1931年10月1日，阿莫工厂被命名为斯大林汽车厂。1934年—1937年，斯大林汽车厂又进行了第二次扩建，生产新型的“吉斯5”型载重车。到1937年，斯大林汽车厂的年产量超过6万辆。
此时，全世界战火连天，日本在亚洲、德国在欧洲、意大利在非洲相继发动侵略战争，德、日从东西方向苏联施加压力，苏联处在战争的边缘。
面对日益恶化的欧洲、亚洲局势，苏联开始将部分工业企业迁移到乌拉尔山以东的亚洲部分。但希特勒已经急不可耐，1941年6月，德国突然袭击苏联，苏联陷入战争之中。参战初期，苏军节节败退，苏联在欧洲部分的工业基本上被战争摧毁，而苏联政府在乌拉尔山以东的亚洲部分建设的战备企业尚未开始生产。为了解决苏军装备问题，根据《租借法案》，美国开始向苏联提供战争物资，其中就包括汽车。到了1944年，美国供应苏联的汽车总数达34.5万辆，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万国货车公司生产的万国牌KB系列货车。这种货车是美国以及盟军的主战装备，具有较高的技战术性能。1943年，斯大林汽车厂以万国KB货车为原型进行技术改造。改造后的产品即“吉斯150”。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1946年3月，苏联政府对斯大林汽车厂进行了第三次扩建改造。到1948年年底，吉斯150已达到日产250辆的规模。苏联援建中国的汽车型号就是吉斯150，中国编制的型号为CA10型，包括CA10、CA10B、CA10C等。其中，C是中国的第一个字母，A表示第一，10为货车的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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