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汽第二基地的建设奠定了襄樊的汽车产业基础，为襄樊市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为襄樊争夺二汽合资项目创造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为争夺二汽合资轿车项目，三国古战场烽烟骤起。
二汽将要和法国合资建设轿车厂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得到消息，襄樊市立即预感到，汽车工业大发展的机会来到了。襄樊市政府立即采取对策，专门成立“轿车办公室”，由市委副书记鄂万友负责。襄樊距二汽总部十堰市不过百里之遥，有地利之便，鄂万友立即找到二汽总经理陈清泰，向他核实消息，并提出将轿车厂放到襄樊。陈清泰仅仅证实有这个消息，但称，具体情况“八字还没一撇”。鄂万友立即紧叮一句：“二汽建立轿车厂，襄樊市愿意紧密配合，举全市之力，拿出政策所能给予的最大优惠，此事请陈厂长放在心上。”
陈清泰则回应：“根据国家的安排，我们生产轿车有三分之一要出口，因为出口有一个交通问题，所以，建厂恐怕首先要考虑沿海。”
一句话让鄂万友的心凉了半截，襄樊作为内陆城市，交通条件自然无法与沿海比。但鄂万友的原则是，事情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放弃。他紧跟一句：“不管轿车厂放在那里，二汽是主体，总会有倾向性意见。”
陈清泰笑答：“我是什么主体，国家才是主体，我不过是个打工的。”陈清泰此言不虚，二汽作为计划单列的国家特大型企业，要由国家出资与国外合资建设年产30万辆的轿车厂，决定权当然在国家。
尽管二汽尚没有明白话，但襄樊依然按照自己的思路开始做争取轿车厂落户襄樊的准备。
首先是找依据、摆条件。襄樊已经给了二汽第二基地6500亩土地，二汽的发动机厂、铸造厂、电厂、水厂，以及亚洲第一大的试车场的建设都已经全面铺开，这么扎实的汽车生产基础，对轿车生产极为有利，国家也好，二汽也好，不会不考虑这个最有利的条件。襄樊是交通枢纽，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系统完备，汉江通江连海，具备大规模水运的条件。为了证明襄樊的交通条件完全能够支撑大型轿车厂的物流所需，襄樊市专门请国家计委交通研究所来襄樊调研考察，论证襄樊市的交通条件，最后得出考察报告。襄樊市将这些相关材料送交二汽，但“剃头挑子一头热”，二汽仍然没有表态。
其次，争取省里的支持。襄樊市委市政府给湖北省委省政府写出专题报告，附上自己的理由与条件，请省委省政府支持。但湖北省委省政府也没有明确态度。
第三，积极搜集信息，随时采取对策。襄樊市在北京设立了一个信息搜集小组，专门搜集全国各地对二汽轿车厂建设的反应和动作。
第四，和其他省市争取支持一样，襄樊也利用自身的社会人脉资源，广泛争取支持。
原空军司令员张廷发与襄樊曾有一段历史。张廷发是1933年参加红军的老革命，1947年任桐柏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1948年率部南渡汉水开辟新区，任中共汉南工委书记和汉南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率部参加解放邓县、宛西、宛东、襄樊等战役；1949年任中共襄樊地委书记和襄樊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1951年抗美援朝时离开。1987年夏的一天，襄樊市接到空军司令部的电报，张廷发将军将故地重游，请襄樊市做好接待工作。听说老书记要回来，襄樊市委高规格接待并指定鄂万友全程陪同。
张廷发故地重游兴致很高，对鄂万友说：“我给你们市委市政府带来了一件纪念品。”他提了提手里的一根手杖：“这是当年解放襄樊时我使用过的，跟了我几十年，现在我回来了，这个东西也该物归原主，送给你们吧。”这根手杖现在就保存在襄樊市博物馆。张廷发在襄樊时，鄂万友没跟他提轿车厂建设的事情；张廷发回到北京后，鄂万友为此事专程去北京向他汇报。张廷发听完鄂万友的汇报，表示赞成襄樊的努力。
就在关键时刻，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来到了襄樊。李先念住在襄樊漂亮的南湖宾馆。南湖宾馆位于襄阳羊祜山山麓，园林庭院式建筑依山傍水、环境优雅，有襄樊“钓鱼台”之美誉。
李先念对鄂西北这块土地有着深深的感情。1935年，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区的鄂豫皖根据地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围开始长征。从随州、枣阳一路向西，在襄阳城郊打了一场恶仗。李先念时任红30军政委，他的多少战友倒在了这块英雄的土地上。从襄阳附近渡过汉水后进入郧阳，再从郧阳进入陕西，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红四方面军站住脚，建立了川陕根据地。1946年6月初，蒋介石密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20余万部队将我中原解放区包围压缩，企图一举歼灭我中原军区所部。为打破国民党的图谋，经中央军委批准，6月26日，在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的指挥下，中原军区6万部队分期突围，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开始，解放战争的第一枪由此打响，解放战争的帷幕也由此拉开。在李先念的指挥下，中原军区数万官兵边打边撤，大军锋芒一直向西，沿着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西进路线，再次在汉水之滨、秦巴山区与围困我军的国民党刘峙、胡宗南部展开艰苦卓绝的战斗，多少英雄儿女的鲜血洒在鄂西北的大地上。这也是李先念格外眷念这块英雄土地的原因。
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陪同李先念一起来到襄樊，一天，关广富通知襄樊市委：“先念同志要听市委的工作汇报。”襄樊市委一听喜出望外，这下可有说话的机会了。汇报会上，鄂万友重点汇报二汽轿车厂的建设问题。鄂万友回忆道：
我在汇报时说：“由您亲自批准的二汽第三铸造厂已经在襄樊建成投产，这是我们中国唯一的薄壁铸造厂，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同时，我重点汇报了二汽合资轿车选址、各地对轿车厂选址的激烈竞争以及襄樊努力争取的情况。
李先念说：“二汽建设轿车厂，这事我不知道啊。”
我便详细地介绍了参与竞争的各个城市的情况，也详细介绍了襄樊所具有的优势。我说：“我们想请先念同志向总书记和总理转达襄樊的意见。”先念同志极为爽快地回答：“可得。”我们立即将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材料呈上，先念同志说：“明天早上你们来拿。”第二天上午我去取回材料复印件，先念同志在我们的材料上批示：
紫阳、李鹏，二汽发展轿车我不知道。这一次我到湖北襄樊休息，听省委市委同志们讲厂址至今未定，弄得熙熙攘攘。我的意见，放到襄樊为好。
这封信由先念主席的秘书处理，具体结果我们不清楚，但从以后二汽轿车项目部分到襄樊来看，先念同志的表态明显起到了作用。
陈祖涛在三个省跑了一圈后回到北京向李鹏复命。以后，湖北、湖南、江苏三个省的四个市（武汉、襄樊、镇江、岳阳）为了二汽轿车厂能在自己那里落户，争得不亦乐乎。国务院决定，通知各个省的负责人前来汇报，有什么话都放到桌面上讲。
1988年7月9日，湖北省的武汉和襄樊、江苏省的镇江、湖南省的岳阳这四个市的负责人齐聚北京，各自面陈自己的理由。会议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召开，邹家华主持，陈祖涛、甘子玉及国务院相关部委主要领导参加。(www.xing528.com)
邹家华开场白开门见山：“今天我们开一个‘三国四方会议’，主要讨论二汽轿车厂定点的事。你们地方党委政府很有积极性，你们过去都在暗中使劲、都在搞地下工作，我们在哪里开会你们都派人盯着，今天我们把地下转到地上，专门将你们请来，听听你们的汇报，今天你们可以将自己的想法搬到桌面上来谈。”
襄樊市委副书记鄂万友与邹家华相识。襄樊市区内有多家国防军工企业，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些军工企业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改革开放后，这些军工企业开始转向民品，襄樊市为此做出很多协助工作。鄂万友曾经帮助一家军工企业改制后走出困境，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的邹家华来视察时对襄樊的做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鄂万友由是结识了邹家华。
听邹家华说完，鄂万有立即抢先举手发言。邹家华说：“好啊，请襄樊的老鄂讲。”
为了争取二汽30万辆轿车项目落户襄樊，襄樊市几乎使出了吃奶的劲，对外到处说服各级领导，对内认真准备资料。就在这次开会的前一天，襄樊代表团获悉，当天在邹家华主持的“二汽轿车项目汇报会”上，二汽提出将总装厂放在武汉。听到这个消息，鄂万友分外着急，当天就起草了一份语气急促的“紧急报告”送交邹家华。报告送出后，他几乎一夜未眠，整夜都在考虑明天在会上该怎样说。现在邹家华让他首先发言，他立即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讲稿，着重强调了几点：二汽轿车厂放在襄樊可以充分利用二汽第二基地的所有生产设备，以及电厂、水厂、试车场等后勤供应设施，尤其是先进的铸造三厂，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投资。
鄂万友这次是有备而来，他说：“都说襄樊交通不行，今天我就重点汇报交通问题。襄樊交通便捷，铁路、公路、航空、水运各种手段齐全。襄樊有襄渝、焦枝、汉丹三条铁路线，外加黄河以南最大的铁路编组站；公路交通四通八达，连通河南、陕西、四川、湖南和省会武汉；航空有两个机场；有号称中国多瑙河的汉江，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汉江航道的疏浚工作，明年完工后，500吨的轮船可直接达海通江，而汉江码头改扩建工程，家华同志还专门发来贺电。这样的水、陆、空立体交叉交通网完全能满足轿车厂的生产、后勤和物流需要。”鄂万友将襄樊市委托国家计委交通运输研究所做的《襄樊交通问题调研报告》拿出来：“家华同志，这是您领导的计委交通运输研究所关于襄樊交通运输情况的调研报告。”
鄂万友的发言有一点颇具前瞻性：“交通运输问题主要是针对轿车出口而言，国家要求出口导向是对的，但我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过程。我国没有轿车生产的经验，刚刚开始建设就要出口，我们的产品有国际竞争力吗？法国人与我们合资，是希望他们的产品来占领我们的市场，我们要将它们拿来的零部件组装起来再卖给他们，这样一折腾，价格肯定会高于人家本地的产品。人家会买吗？我们不是反对出口；而是认为，建厂之初距离产品出口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现在不应该将这个问题作为建厂在哪里的唯一决定条件。”
困扰中国多年的轿车出口问题被鄂万友不幸言中，历史发展到今天，二汽决定上轿车项目时所定的“三分之二出口”的目标仍未能实现。不光是二汽，一汽、上汽等国家主要大轿车厂也没能实现批量出口。中国轿车是在特定的环境和背景下与西方大汽车公司合作发展起来的，至今在技术上仍对外有依靠，技术水平与产品质量还整体落后于国际水平，自主之路步履蹒跚，没有竞争力的产品是无力打开国外尤其是欧美市场的。商场如战场，严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市场选择是不以个人的意志，尤其是不以某些领导的意志决定的。
从以后的结果来看，襄樊市的发言对中央关于二汽30万辆轿车究竟放在那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襄樊以后，武汉、镇江、岳阳等市也做了精彩的发言。
大家都讲完了以后，邹家华结合各地争上轿车项目这件事做了重要讲话：
你们的意见我都听清楚了，今天我们不下结论，我们还要向总理汇报，最后才能定。
发展轿车工业是党中央国务院做的重要决策，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大家有发展轿车的积极性是件好事，但轿车工业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轿车项目需要一定的条件，如果你也搞、我也搞，到处铺摊子，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低，浪费了国家的资源，最终轿车也发展不上去。这种局面绝不允许出现。发展轿车一定要从经济批量、经济效益来考虑，中国的轿车工业一定要做到高起点、大批量、专业化。不光是整车厂，零部件厂也一样。上海桑塔纳配套企业定了132家，上海本地有68家，但许多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批量小了，效益肯定不高，这样企业就没有积极性。二汽主机厂定点只能在一个地方，但配套企业还很多，90万只座椅、30万只轮毂、120万条轮胎，还有很多，这些各地都可以干，要发挥横向配套的积极性。配套企业也要走高起点、大批量、专业化的道路。有的地方条件有限，也可以考虑几个地方联合起来投资。联合投资，联合扶持，合理分配利益。要坚决杜绝小农经济、小打小闹、低水平重复的做法。
三个省中，湖北的心态很最好，二汽在湖北，现在又是二汽上轿车项目，这是其他两个省比不了的最有利条件。武汉、襄樊都在湖北省，两个市都有一定的条件，争争没关系，在哪里都可以，反正肉烂了在锅里。时任湖北省常务副省长的李大强说：“武汉、襄樊条件都不错，但有一条，不要因为你们争而把轿车厂弄跑了。国家最后定下来后，省里还要根据你们两个市的优势统筹考虑。”
二汽是轿车合资的主体，轿车厂放到哪里，二汽的意见最为重要。
三省北京会议开过后不久，1988年7月25日，二汽给国家计委写出报告《关于第二汽车制造厂30万辆轿车厂厂址定点的请示》。文件对武汉、襄樊、岳阳、镇江四个城市从地质、运输、动能、城市综合设施，以及建设费用等做了综合评价，最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根据上述厂址方案的综合比较，并经国内有关专家的考察论证，从兼顾国内外两个市场，方便国际交往，建设、经营费用低廉，以及便于发挥二汽母体作用等诸因素考虑，我们建议将30万辆轿车的总装配（含大型冲压与塑料件）部分的厂址放在武汉，将毛坯、发动机加工部分的厂址放在襄樊。这样，整车总装可发挥武汉“九省通衢”地理位置和交通优势，利用长江“黄金水道”和大型铁路枢纽的优越条件，确保整车内销、外销，促进出口导向。在襄樊，与二汽在建的康明斯柴油机厂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毛坯与发动机加工阵地。因此，这是较为适宜的厂址方案。
至此，二汽轿车合资项目的厂址之争已再无悬念。
1988年年底，湖北、江苏、湖南三个省的领导再次来到北京，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李鹏一锤定音：“二汽30万辆轿车项目定在武汉。”
湖北省政府根据二汽的发展和湖北省汽车工业整体布局，决定二汽轿车项目的总装、焊接、涂装、油漆放在武汉沌口，发动机和3万辆SKD总装项目放在襄樊。二汽30万辆轿车项目终于尘埃落定。
经过不懈努力，襄樊终于从二汽轿车这块蛋糕中切下了香喷喷的一块。
国家计委同意武汉、襄樊对二汽轿车厂址的选择，正式下文批准项目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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