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和问题分析

国际建筑协会（CIAM）于1933年制定的“雅典宪章”明确提出，生活、工作、游憩⁽¹⁾和交通是城市的四项基本功能。其中，前三项基本功能（生活、工作和游憩）相对独立，属于城市生活的三个主要方面，交通功能主要起连接作用，使得城市居民能够在生活、工作和游憩之间便捷转换（宋瑞，2012）。随着城市旅游的兴盛与发展，满足人们的休闲需求（包括本地居民的日常游憩需求和外来游客的休闲旅游需求）就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基本功能。因此，包括旅游在内的休闲不仅是居民与游客享受美好生活的发展目的，也是实现建设宜居宜游城市目标的应有之义。因为宜游城市建设既是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吸引高端人才以促进宜业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何建民，2015）。

根据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建设和谐宜居且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重视和完善包括休闲在内的城市功能建设，将能够直接丰富本地居民和间接满足外来旅游者的精神物质生活，进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但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来看，魏小安（2016）认为城市休闲空间严重短缺⁽²⁾，城市休闲街区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与优化了城市休闲空间。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休闲街区建设，休闲街区概念第一次正式出现在政府文件中。可见，休闲街区已从国家层面正式被纳入城市休闲基础设施建设内容。《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的制定不仅有利于增加地方对包括休闲街区在内的休闲设施基础建设的资金投入，更为国民休闲旅游的载体——休闲街区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战略机遇和政策保障。可以预见，城市休闲街区的发展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见附录1）。

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中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占比显著提高，2016年国内游客人次比2015年增长11.2%，居民因私出境人次比2015年增长5.6%（国家统计局，2017）。日趋庞大的休闲旅游规模和不断升级的休闲旅游消费需求将为包括城市休闲街区在内的休闲空间的发展提供市场保障，见表1-1。

表1-1　经济发展水平与休闲空间需求的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迈进“休闲时代”［N］．解放日报，2015-03-18（04）相关内容制作。

从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来看，全年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可供休闲（每年52周，周末104天，再加上国定假日，即元旦1天、春节3天、清明节1天、劳动节1天、端午节1天、中秋节1天和国庆节3天共11天，合计115天），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占比为12.45%（中国统计年鉴，2017），参照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结构中休闲、文化与教育的近15%的占比（国际统计年鉴，2014），预计我国城镇居民的休闲消费能级还有进一步释放的空间。

从国内游客来看，按照旅游目的划分，2015年城镇居民国内游客中观光游览和度假休闲娱乐的人次占比为62.2%，人均每次用于观光游览和度假休闲娱乐的费用为2 089.1元，仅次于商务出差的消费水平（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6）。

从入境游客来看，2016年入境游客中观光休闲游客占比为33.4%，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中，游览、餐饮、商品销售和娱乐总占比为37.5%（中国统计年鉴，2017），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因此，城市居民的休闲娱乐活动需求与国内外游客的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和购物等休闲旅游需求共同为城市休闲街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城市居民和国内外游客的休闲旅游需求结构呈现出不断变化的态势，这就要求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动态适应，以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www.xing528.com)

现代服务业快速增长是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必经之路。经验表明，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无一例外地经历了一场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结构性变革（迟福林，2016）。作为生活性服务业，休闲旅游在服务大众、促进消费、推进经济结构优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就休闲旅游供需而言，并非需求不足，更非缺少供给，消费能力不强，而是供需错配、有效供给不足、供给水平不高。这就致使大量的服务业消费者选择了境外消费（王先庆和文丹枫，2016）。因此，休闲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焦点就在于增加有效供给和提高供给水平，以适应多元化、升级型的休闲旅游市场消费需求。

在零售业面临市场饱和、成本上升和电商冲击的“三重夹击”（陈惟，2014）下，在国务院31号文《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的“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业街区”的政策引导下，传统商业街区积极探索转型发展，比如上海环贸iapm商场等新商业崛起和老商业改造等，同时新型休闲街区近年来不断涌现，比如上海的新天地、成都的宽窄巷子等。然而，王裕强⁽³⁾认为传统商业街区转型并未真正达到预期目标，谢祥德⁽⁴⁾也认为成功休闲街区案例屈指可数，即使成功的休闲街区发展背后亦存在很大成分的偶然因素。以上海为例，一方面，曾几经调整，“捞金”大户南京东路商街正沦为网购族“试衣间”（新民晚报，2013）。根据调查，南京路步行街百货商场进店率不足一成，20名被调查者中仅有5位有在南京路步行街购物的想法，步行街路人百人中仅3人消费（上海政务网，2013），与1995年南京路试行周末步行街时日人流量达170万人次，最高达4 700万元的日营业额（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2004）形成较大的反差。越来越多的商场期望通过传统商业与现代文化元素联姻撬动商业转型。另一方面，上海世博源改变了以零售商户为主的传统模式，其中餐饮美食、休闲娱乐及功能配套商户的比例分别提升为31%、12%和11%（任翀，2014），2014年“五一”游客数超过30万人次（陈惟，2014）。

综上表明，传统商业街区转型与新型休闲街区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相应的理论指导、经验总结和一般规律研究均较为缺乏。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结合我国城市休闲街区发展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照国际著名城市休闲街区，如巴黎香榭丽舍、纽约第五大道、伦敦牛津街等，全国著名商业街专家、商业街国内贸易行业标准主要起草人、中国步行商业街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商旅文产业联盟主任韩健徽（2015）提出“以商业街作为扩大旅游购物消费的重要载体，实现商业、旅游、文化的‘商旅文’产业融合发展”的鲜明观点。上海南京西路商圈主力商厦负责人也认为，面对外部经济形势变化，商业网点结构应动态调整，但绝不能为了短期利益，破坏应有的和谐商业生态（即自身应有的品牌档次与比邻商户的生态互补）（吴卫群，2016）。

作者通过对上海传统商业街区转型和新型城市休闲街区发展的追踪观察，并参与其他城市休闲街区的规划编制，综合政府管理部门、经营主体对传统商业街区成功转型方向的经验判断和自身对城市休闲街区建设发展过程的研究发现，经营管理阶段是城市休闲街区能否实现“商旅文”产业融合发展和能否长期维持和谐商业生态的关键环节之一，并进一步影响了城市休闲街区发展的质量，即创造的价值。就具体表现来看，传统商业街区和新型城市休闲街区发展的现状正是经营模式选择的结果；同时，如何有效化解传统商业街区转型与新型休闲街区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恰恰又是经营模式面临的新一轮的选择。因此，经营模式选择就成为关乎城市休闲街区发展的关键问题，自然成为本书的研究主题。于是，下列问题就需要深入研究：①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的概念与构成要素是什么？②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有哪些类型与特征？③该如何选择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及选择机理又是什么？④该如何评价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创造价值的能力？

基于上述问题，借鉴城市休闲旅游目的地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价值创造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城市休闲街区案例等，本研究提出并剖析了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的概念、构成要素、类型与特征；探讨与论证了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的选择机理；构建了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创造价值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的选择提供分析工具，如图1-1所示。

图1-1　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研究的问题与思路

资料来源：根据本书研究成果绘制。

在图1-1中，创造价值是城市休闲街区发展的最终目标，明确城市休闲街区经营与休闲活动的参与主体类型、作用及相互关系是探讨与评价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的前提和基础。从现实情况来看，城市休闲街区经营与休闲活动的参与主体主要包括经营主体、经营主体的合作伙伴、政府主管部门、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街区内原住居民等。显然，各参与主体的特点不同，价值诉求自然不同，比如经营主体和主要合作伙伴（店铺）重点追求经济回报，政府要考虑街区在城市中整体功能的发挥，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则希望获得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双重满足，等等。可见，参与主体之间会形成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就在于通过研究城市休闲街区经营与休闲活动的参与主体类型、作用及选择，商业网点的类型与结构选择，经营与休闲活动参与主体间交易方式的类型与选择等，探讨与论证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的选择机理，进一步构建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创造价值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为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的选择提供分析工具，反过来指导城市休闲街区创造更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