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采取用事实讲话、以理服人的方法，论辩性很强，澄清是非，旗帜鲜明，还原史实，对读者置疑的问题进行了相应回答。比如，针对“1957年的反右，划了55万右派，毋庸讳言，其中有不少受冤枉的同志，但没有处死一个”的置疑。作者回应，网上说1957年反右中我们处死了某某人，这当然不是事实。其中所举的林×被处死，连置疑者自己都承认，这是在1968年，而不是1957年的反右时。被处死的原因，作者也不知其详，但他相信今后对此会有真实详细的档案披露。20世纪50年代曾任罗瑞卿秘书，后又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陶驷驹告诉作者：“不仅在1957年反右时我们没有处死一个人，而且在1955年肃反时我们也没有处死一个人。这是有档案可查的。”[1]
又比如，针对“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霸权主义利用我国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逼迫我国还债，企图压迫我国屈服”的置疑。作者回应，有人说“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苏联不仅没有对我国逼过债，而且对我国十分友好”，这不是事实。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说明苏联当年曾对我国逼债的过分程度。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有一次，苏联的一个外贸部副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和总理谈判，要我们还钱。总理说，我们现在暂时有困难。谈完后，总理送他出来，他看见门口有一块300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对总理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总理顶他说，你要你就拿走。”[2](www.xing528.com)
再比如，针对“所谓的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3000万，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3000万，这‘两个3000万’地球人都知道。但这‘两个3000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的置疑。作者回应，所谓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3000万，这是连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当局都承认是虚假的“事实”。针对“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3000万的‘事实’”，江苏师范大学孙经先教授先后查阅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县志和其他大量文献，发现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中绝大多数重要的非正常死亡数据都是虚假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3600万人”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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