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游学——经济学到底是什么？

恰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CCER，2008年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20周年院庆，从在这里求学，到回这里教书，转眼竟已续了17年的缘分。从此间少年到渐生华发，众多师长，诸多往事，竟历历在目。

1997年9月，我考进CCER读硕士，是CCER的第二届研究生。说起考CCER，有一段小故事。1997年9月入学的硕士，考试是在1997年1月，报名是在1996年9月底。准备考研的学子，一般前一年的暑假就要开始准备。我本来要考的是法律，因为本科时对于历史、法律比较感兴趣。可是1996年9月的时候，偶然得知新成立了一个CCER，是由一批海外回来的博士成立的，立刻跑到研究生院的招生公告栏去看，居然看到林毅夫、海闻的名字，于是就很快转变主意报考CCER。

当时已经9月下旬，记得离填报志愿只有4天。临时变阵不无风险，但是林、海二人在脑海里的印象深刻，也就义无反顾了。很多年以后才明白，人们的很多决策，其实是源于冲动，是所谓的理性无法解释的。

第一次见到林毅夫，是1994年冬天，在北大破旧的老二教的一次讲座上。当年的老二教如今早已拆得不见踪影，但是我对那一次讲座依然记忆犹新。林毅夫身材高大，思维敏捷，言语幽默，回答问题快速而清楚。那时北大学风很好，每晚上自习都要占座位，还有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林老师的讲座，是我听过的讲座中印象最深的。

当时懵懂，不完全听得懂，比较优势、休克疗法、东欧模式这样的词汇，还很陌生。后来才知道，林老师笔耕不辍，可能是唯一对中国经济变迁提出系统性解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框架的人。

初见海闻，是旁听经济学院的课程。查无可查，记得应该是1995年春季。听学长说这个老师的课讲得好，于是早早在教室占座位。记得是在三教101，三教就在五四球场的边上，现在依然还在。临上课时，突然有几个人进来说他们定了这个教室。海老师刚好进来，说我们也定了，且已经满满一屋子的人，对方只好作罢。海老师便开口笑言，这就是先占领市场的好处，尽显日后海老大的风范。

开始上课之后，海老师才让人见识到他的功力。我第一次见到一个老师，可以用一支粉笔，在黑板上把两国贸易中供给、需求、价格、福利的变化讲解得如此清楚。后来自己也教书，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的含义，自己不理解透彻，是决计不能讲得如此清楚明了的。此后多年，海老师一直是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我一点都不奇怪。

还有一件小事情，促使我义无反顾地报了CCER。得知CCER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以后，就打听CCER在哪里办公，得知是在老地学楼，就在概率系老化学楼的对面，于是立马跑过去看看。本来是要咨询一点招生的事情的，可是跑过去之后，看到拥挤不堪的两间办公室，人来人往地在那里忙碌。因为拥挤，所以大家都是侧着身子过来过去。于是我什么都没有问，默默地在门前站了一会儿，就决定报考CCER了。

报考的时候，还不知道宋国青、周其仁、赵耀辉这些即将对自己产生深远影响的名字。

CCER一年级的课程，是蛮艰深的，有人称作是魔鬼训练营。主要的课程就是“三高”：高级微观、高级宏观、高级计量。高级微观用的是一本被称作“MWG”的教材，“MWG”是三个作者［安德鲁·马斯–克莱尔（Andreu Mas-Colell）、迈克尔·D.温斯顿（Michael D.Whinston）和杰里·R.格林（Jerry R.Green）］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书名叫《微观经济理论》（Microeconomic Theory）。本书第一版的出版时间是1995年，我们1997年上课就用了。此后很多年，这本书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博士项目一年级课程的教科书，后来我毕业后到美国杜克大学读博士，用的也是这本教科书。CCER从成立起，就树立了很高的标准，由此可见一斑。

微观是经济分析的基础，MWG的微观经济学，集微观经济分析之大成，是极好的教材。研二的时候，有机会担任一年级高微的助教，又学习了一遍。助教的工作是跟课，然后上习题课。不知当年给学弟学妹们讲清楚没有，但是自己再学一遍获益良多，倒是真真切切的。

相比微观，宏观要难一些。微观考校的基本就是逻辑推导能力。给定前提，会推导就行了。推导完了，意义也就明了了。虽然谈不上融会贯通，但基本也算是会了。基本“会了”之后，还有功力深浅之分，那就是另一层的境界了。

宏观不一样。宏观考校的不仅是逻辑推导的能力，还需要对经济系统的运行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对现实的情况要有一定的把握能力。不然的话，不知道自己推导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有时明明推出来的东西和现实不符，自己也不知道。错了还不知道，这是最恐怖的。因为这一条，我从不相信数学好的人就一定能学好宏观。

初识宋国青，是1998年春季，也就是一年级第二学期，听他讲授“高宏二”，即一年级第二学期的高级宏观经济学。宋老师用的是卢卡斯的教材，上课就开始讲模型，推公式，从卢卡斯果树模型讲起。记得当年有点被虐的感觉，因为模型前后线条太长，不太好缝上。前提假设说完了就是一大堆，然后开始推，然后还要加假设，然后再推，然后再说假设好不好，哪一个假设如何导致了哪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好在哪里，坏在哪里，怎么换会更合理。逻辑线条长了，头绪多了，就不太容易看清楚，前后不好连上。事后看，宏观讲究一般均衡，头绪自然多一些。

被虐之后，就心甘情愿选了宋国青做导师，有幸一直聆听教诲。此后多年，宋国青常常可以漫不经心地一句话点透你，功力尽显。智力虐待，何尝不是一种精神享受。

整个一年级的时间，同班同学的生活大致都一样，就是看书、上课、做作业。课程之外，还给胡大源老师做过一个学期的助教，课程是商务统计。胡老师做事情极为认真仔细，多年一直如此，CCER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是知道的。特别记得的是，有一次胡老师让我讲一个章节，课后说我讲课还不错，也使我增加了一点日后当老师的信心。

虽然课程重，但是大家都很充实。用现在的话讲，当时的幸福感很高。其实忙碌是CCER文化的一部分，半夜的时候老师们经常都在。据说老师开会都安排在半夜，因为老师们白天忙，开会很难排时间，晚上都来加班，安排开会反而容易了。学生忙，老师更忙，没有人有怨言。

一年级的生活紧张忙碌，风平浪静。

从二年级开始，就要真正开始学习做研究了。上课是走别人走过的路，研究是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其中甘苦，饮水自知。探索没走过的路，方向感、品鉴力就特别重要了。作为CCER的学生和教师，不好评述CCER的路数有多正，但是那几年在朗润园的浸润，铸就了自己对研究方法、方向的理解，定了以后做研究的调子，却是实实在在的。我脑子里的经济学方法论，可用三个关键词概括：“从现象出发”“约束条件”“真实世界”。

林老师的观点一直是“好的理论从重大的现象中来”。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美国先后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重大的经济现象先后围绕英国、美国发生，由此先后在英国、美国孕育了一大批经济分析的大家。现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就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了，许多重要的经济现象，已经开始围绕中国发生。对于林老师来说，脱离这个“最重大现象”的中国经济研究，都有缘木求鱼的危险。

同时，林老师又强调，经济分析不能脱离现实的“约束条件”。比如，“要素禀赋”就是最直接的约束条件，一国要根据自己的资源状况制定发展战略。从这里出发往前，其实就是“比较优势”了。中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当然要优先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20世纪50年代的重工业发展战略，违背了比较优势，因此事倍功半。而“比较优势”往前再走一步，就是“动态比较优势”。一国的要素禀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相应的产业战略也要随之变化，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不断增加，劳动密集的产业相应减少。

大道至简，有用的理论往往并不复杂。多年以后，再仔细回溯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改革以后的发展轨迹，其实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解释。看似简单，实则有用。这样的经济学，或者正应该是我们追求的。

周其仁老师刻在我脑子的，则是“真实世界”这四个字。记得当时周老师有一篇关于科斯（Ronald Coase）论文的读书笔记，题为《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我看的版本，是CCER的工作论文，后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收录在《产权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这篇读书笔记，写得荡气回肠，前后读了很多遍，出国的时候还带着，可惜后来丢掉了。周老师写字的时候一定用了心。用了心的文字，是不一样的。

周老师对于“真实世界”的强调，源于科斯。科斯很强调经济假设的重要性。经济分析中，“假设”（assumption）是避不开的，因为涉及对现实世界的简化，否则分析没法进行下去。好的假设，几乎就是好的研究的一半了。

科斯认为，好的假设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真实，假设真实推出来的结论才可靠，要不然怎么知道推导出来的东西靠不靠谱；二是易于处理，这样才能得出结论，否则分析没法进行。“真实且易于处理”，是科斯对于假设的基本要求。科斯针对的，是经济分析中对于真实世界的忽视。科斯曾说，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他们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来替代。真是惟妙惟肖。

不得不提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实证方法论。弗里德曼认为，只要预测对了就好，至于预测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对不对，并不重要。在经济学日渐量化的今天，弗里德曼的方法论都有大量的拥趸。很多模型，对于假设是否合理并不关注，甚至根本没有明确的假设，而只有量化的公式。不过，这种模型对于“易于处理”的要求，是很高的。本质上，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

但是这种模型对于中长期的分析，往往效果一般。对于政策的分析，就更加无用。“中长期”的意思，是人们的行为方式会发生变化，量化模型难以包含这些变化，效果自然大打折扣。这时候，“真实且易于处理”的假设，就极为重要了。周老师看到了这种量化模型的缺陷，更看到了人们因为短期“实用”就忽视长期风险的倾向，因此更加强调要研究“真实世界”。以周老师的阅历，自然知道这里面的危险。真正的学者，免不了有时要不合时宜地“众人皆醉我独醒”。

与林老师、周老师不同的是，宋老师从未开口谈过方法论。作为宋国青的学生，多年观察的结果是，宋老师惜字如金，不愿多谈，一直忙于在复杂的真实世界里实践这些方法。他脑子里装了无数的现象，不停地考校着约束条件的变化，计算不同情况下的均衡结果。

经常可以隐约看到的情景，是宋老师飞速转动的大脑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嘴巴搏击，隐隐有刀来剑往、火花四溅之势，看得人热血沸腾，叹为观止。超越自己，对于很多人来说或许只是一句心灵鸡汤，对于先生而言，却是多年来的身体力行。

宋老师对于逻辑的严密和精确有近乎宗教的偏好，因此偏爱数理模型。但是他从来不是模型的奴隶。模型只是他的显微镜，是他的工具。模型不适用的时候，他会修正、舍弃。他关注的，是模型能够带来的对真实世界的穿透力。他的出发点和落足点，始终都是实实在在的、重要的问题。对于那些“在约束条件下表现高超智力的经济学研究”（周其仁语），和周老师一样，他亦只是一笑而过。

作为导师的宋国青，教书育人的方式，是把问题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剥开。只是，有时他剥得稍微快了一点，一下子就到芯了。

因为有幸得识CCER的老师们，我从不相信“中国人没有科学精神”这句话。回国教书已好几年，看到一些青年学生依然在科学的路上跌跌撞撞，不时被芒草割伤。

课程的学习，更多是打基础。实际做研究，还是要上手“做”的，否则就是纸上谈兵。CCER的诸多老师，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而我试水上手做研究，要感谢赵耀辉老师提供的机会。

最早接触赵老师，是1998年秋季学期。当时我二年级，给她做一年级高微的助教。赵老师教学一丝不苟，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后来知道，赵老师做什么事情，都一样严谨。对于我自己而言，有机会再学一遍高微，是再难得不过的机会。每周都要把作业再做一遍，然后给大家讲。自己有了讲课的经历，体会到讲清楚比会做题难多了。对老师的尊敬，又多了几分。

助教工作期间，赵老师问我要不要一起做一点研究，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从此开始给赵老师做助研，持续了接近两年。赵老师说一起做研究，其实是客气，我其实就是研究助理，给赵老师打下手，借机接触一些实际问题。赵老师厚道，写文章加我的名字。

当初赵老师带我看过的几个问题，迄今依然记得清楚，现在对养老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的理解，都得益于当初打下的底子。赵老师是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师从著名的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教授，分析问题丝丝入扣。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着眼的角度。芝大一派，讲究分析经济个体的行为，分析人们随着环境和政策的变化而进行理性的选择，这其实是“卢卡斯批判”的实质所在。赵老师时常问，这样做行不行得通，人们在没有约束下会如何选择，加了约束会有什么变化。

与上面分析方法对立的，是可以称之为“经济工程学”的一种分析方法。在“经济工程学”的分析里面，往往为了分析的简化，大笔一挥，人们就按照“经济学家”的指挥棒行事了。

其实简化并不可怕，人们做分析总要简化，简化完了自己要有数。可怕的是，分析完了之后，“经济学家”们会“忘记”自己做过这样那样的假设，以为真实世界就是他们假定的那个样子，忘记了推敲不同假设下的不同结果，忘记推敲不同结果的合理性。更有甚者，把推导出来的东西作为标准，把现实往推导结果上面靠，而不是根据现实修订推导结果，真是让人无语。

当上帝的冲动，看来不仅政客有，经济学家也有。周老师对于“真实世界”的强调，也是因为这样的“经济学家”太多了。怪不得，周老师有时会开玩笑说，“你们经济学家”。

最难忘的，是和赵老师一起改文章的情景。赵老师的办公室很小，改文章的时候一般是她坐在电脑正前方，我坐在边上，主要是她写我看着。印象最深的，是她对每一字句的雕琢，反复问我这么讲意思是否准确、是否到位，话有没有说过头，有没有意思没有表达出来，还有没有更好的表达方法。我时常诧异，原来写作的过程，可以发现很多新东西。本来脑子里有的一些模糊的东西，经过写作的打磨，可以发现其中的错误，推演出本来就在那里，但是自己却没想到的东西。培根（Francis Bacon）说过，写作让人精确，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记忆里，这是我的写作入门课。言传不如身教，多年以后，我也这样改学生的文章。或者，这就是传承的意思。

跟宋老师做助研，则如醍醐灌顶，开启了我对经济的理解之门。身为宋门学生，不好评说自己的老师。一定要说一句的话，不妨借周其仁老师金口：宋国青是中国宏观经济的第一人。宋老师守正出奇，语出惊人的风范，是坊间公认的。之所以奇，是因为想不到。问题是，他总能想到，别人总是想不到，这就奇了。

修习经济学的学生，大都会经历这么一个怀疑的阶段，怀疑自己学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比如，高微的数学这么复杂，那么多看起来不合实际的假设、定理和数学定理一样复杂，怎么和经济现象联系上啊？这样严格的假设能用来分析现实中人们的行为吗？宏观模型就更离谱了，假设条件一大堆，推来推去没完没了，到底有什么用？这种迷雾，是初学者时常困惑的。我也一样。

宋老师带学生的方法，是给你一个有趣的题目，让你去看、去想、去体会。记得让我去看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存货的变化。当时是1998年底的样子，适逢中国已经步入通货紧缩，实际利率上升。企业和家户对实际利率上升的反应，是减少消费、减少投资，特别是减少存货投资。在总需求的各个成分中，存货的波动是最大的。恰逢前几年中国的通胀率很高，这样企业和个人的存货水平其实很高。一里一外，那一轮去存货的过程可用“惨烈”二字形容。1998年我国经济增速很低，“保8”是街头巷尾的谈资，与存货的大调整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银行惜贷。因为实际利率水平高，企业前几年又借了很多钱，这样债务负担就很重。债负重了，经营自然艰难，银行贷款的时候自然就很犹豫。加上当时加了一条“贷款责任终身制”，哪个银行经理还敢往外贷款？企业拿不到钱，通货紧缩当然就来了。朱镕基总理被称为“铁相”，有时确实够“铁”。

在这个简单的例子里，企业、家户、银行、政府都在里面，各方的行为都可以用教科书的分析来解释。对于存货大调整的周期，宋老师用看似简单的分析预见到了，大声疾呼经济下行的风险。因为亲历他的预见力，经济分析的魔力令人不得不服。

当然，宋老师抓住了当时的一个关键变量，就是实际利率的大幅变化，引起各方行为的变化，这就把很多现象都穿在了一起。这种提纲挈领的本事，当然需要很深的功夫。后来，和宋老师的对话中，屡屡能够体会到一剑封喉的功力。而且，在宋老师那里，这些似乎都很简单。从此我认定，世界上最好的分析，一定是很简单的。不能做到简单极致，往往就是没有真正理解。

当年宋老师有好多精彩观点，至今依然记忆犹新。1999年的时候，宋老师就提出，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支柱，是“房、车、路”。回过头来看，何其正确。其实后来问过宋老师，为何看得这么准。他手里仍拿着一支“三五”牌香烟，淡淡地说，还能是什么。

也是在1999年，有一个关于“南水北调”的辩论。宋老师是坚决反对南水北调的，因为经济上不合理，这么费劲调来的水，成本很高，根本没人用得起。替代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北人南移”，放开户籍制度，让人口自由迁徙，人们自然就会向东南沿海迁移，工厂也开到沿海地区，减少华北、西北地区的水资源压力。在此基础上，辅以灌溉技术的改善，在需要的地方加大投资进行喷灌、滴灌，大幅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华北、西北的缺水问题完全可以解决。

事后看，虽然“北人南移”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北人南移”变成了“北人难移”，可是不能掩盖其背后逻辑的正确性。每年几亿农民工浩浩荡荡地向东南沿海的迁移，就是这一逻辑的最好注脚。户籍制度，或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一块硬伤。

宋老师当年有一句话，叫作“预测回头看”，意思是做预测要用事后的事实来检验、修正，否则不如不做。在经济学家的世界里，往往10个人有11种观点，个个都理直气壮，头头是道。多说无益，那就看谁的预测准吧。

CCER聚集了一群学识与品格并重的师长。言传身教的影响，或是不经意之间的。周老师研究电信改革时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两个魔鬼，总好过一个天使”，是我知道的对竞争机制的最清楚的表达。周老师的另一篇文字《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抽丝剥茧，丝丝入扣，成为我日后思考和写作试图模仿的一个典范。个人以为，这篇文章超越了科斯和张五常，是现代经济中对企业理论的最好诠释。周其仁常被称为是“最懂企业”的经济学家，头衔背后，是深厚的经验观察和理论修养。

易纲老师在组会上那一句“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则暗含了“大道至简”“融会贯通”之意，相信很多易门的学生都依然还记得。学生们往往说了很多，但是提炼不出“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易老师会退一步问，“最重要的三点是什么”。古人讲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吧。易老师很尊重别人，总替别人着想，他那一句“你们的时间贵着呢”，至今依然如在耳边。

2000年从CCER硕士毕业以后，到美国杜克大学念博士，算是和CCER暂时离别。杜克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北卡罗来纳州，是南部名校。学校位于一片森林之中，风景宜人。我对“小镇”的喜欢，就是在那里养成的。

在杜克的日子，其实是蛮轻松的。由于有了在CCER打下的基础，一年级的博士课程并不觉得难。当时的高微老师是个牛人，拿着粉笔讲MWG，而且清清楚楚。初到美国英语不好，但是得益于在CCER的基础，在高微课上还是敢发言的。老师是个妙人，你结结巴巴说一句，他就在黑板上加一笔，然后就很清楚了。

杜克是篮球名校，大多数学生都会几下，小伙伴们每周都会在篮球场上聚一聚。我对篮球的热爱，就缘于此。当时还练过网球，可惜以后日久生疏了。即便如此，高微、高宏、高计都轻松过关。一年级结束时的博士资格考试，也轻松过关。

真正犯难的，是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找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周其仁老师早先讲过的果然不假，做研究最难的，一是批评，二是提问，比上课难多了。提出一个好问题，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有了。可是提出好问题，需要很多的积累，很深的功夫。

最后发现，还是CCER期间的积累起了作用。记得曾经问过宋老师这样一个问题，宏观经济模型，往往都假设一个“代表性家户”，即经济体中的居民都是相同的，具有一样的禀赋，面临相同的约束，最后的优化选择也都是相同的。可是，现实中人们都是不同的，代表性家户推导出来的结果会不会有问题？

宋老师的回答一如既往的轻描淡写：由于异质性导致的问题在代表性家户模型里无法研究。言下之意，如果一个现象是由异质性导致的，那么就要引入异质性的考虑。言下还有一层意思，对于代表性家户模型可以解释的问题，如果异质性考虑只有边际上的影响，就不要过于分心考虑，除非这种边际上的考虑对于正在思考的问题非常重要。

那么这种异质性怎么办？抛开不管吗？该管的时候还是要管的。宋老师的回答里面的最后一层意思，就是这个。于是，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人们的异质性信念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2005年博士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香港大学任教。因为运气好，博士论文的第一章得以顺利发表在顶级期刊上，2007年，申请到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任教。加国冰冷，我对红酒的兴趣，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学多年以后，思乡的情绪，越来越强烈了。

2009年5月，在香港大学做一个讲座，其间接到CCER的陈曦代表周其仁和巫和懋老师发来的邮件，问我是否愿意回CCER任教。我当然愿意，然后就回了CCER。

周老师后来有一次在CCER的午餐会上说，劝我回来很费劲。其实他知道，我心早定。当初犹豫的，是回来以后发表会比较难，而发表是获得学术自由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行里的人才会知道，现在“发表”和“研究”其实是两个东西。高校里面的学者，发表完成之后，才能真正开始做研究。你看中国这么多有趣的现象，这么多重要的经济问题，但是高校里青年一代的学者却基本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其实这一代青年学者的基本训练要比前辈好得多，只是忙于发表，没时间接地气。

这一点上，我特别佩服林毅夫老师。林老师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问题，而且能够发表在一流的期刊上，发表和研究都不耽误。林老师一直强调“现象”，强调要关注“重大的现象”，而且身体力行，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吾辈为五斗米折腰，整天忙于没有实际意义的发表，实是难以望其项背。

不过，周其仁的说服能力是一流的。何况，我内心根本不需要说服。人生苦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即便不能完全如意，也不能完全放弃。经济学是社会科学，观察现象是第一位的。观察中国的现象，一定要在国内，感受这13.5亿人的脉搏的跳动。这一百多斤放在哪里，决定一个人能够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周其仁语）。

回来的第一年，受命组织CCER的赛敏讷^[2]，请了好多人来给讲座，平均大概一周两次，好不热闹，自己也借机学到很多。从2000年到2009年，九年间漂流海外，其间所做研究基本与中国的现象无关，其实是退步很多了。正好抓住机会补补课。

组织赛敏讷期间，有两个观察。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确实缺少赛敏讷文化。赛敏讷的本质，是大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一般是主讲人讲自己的研究，然后大家各抒己见，围绕这个研究展开批评、讨论。其中批评是最重要的，是学者交流的关键环节。客气话开头讲一句就可以了，讲多了不好。

赛敏讷的要义，是思维之间碰撞、激发，这样才能发现彼此的弱点、盲点，共同提高。好的经济学家，不是一个一个出的，是一批一批出的，比如芝加哥学派，出了那么多顶尖的好手。究其原因，互相批评，互相促进，是重要的一条。一个人自己想，再天才的人也会想错，会走弯路，甚至钻牛角尖，进死胡同。

CCER的赛敏讷文化传统，算是好的了。记得当年念书的时候，林老师发言总是很积极。有一次杨小凯来做讲座，记得是1999年，讲的是中国式渐进改革和苏东式休克疗法的比较，来了很多人，包括德高望重的茅于轼老师。当时的争论很激烈，林毅夫和杨小凯的观点就不同。不过二人君子之争，后来杨小凯过世，林毅夫专门撰文纪念。君子和而不同，由此可见一斑。

茅老当时话很少，几乎未开口。大家争到激烈处，茅老开口说了一句“中国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定分止争，大家都认。学者们讨论问题，角度不同，各有侧重，但又有谁会异想天开，妄想切断历史？除非是真的不懂。历史如此厚重，乃无数的苦难与智慧凝结而成，而游行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我理解杨小凯无非也是担心发展后力不足，难以持续，而不是对休克疗法的肯定。

我从未参加过芝加哥大学的赛敏讷，据说那里的讲座，主讲人常常在第一页幻灯片就被打住，众人狂问不止，场面时常火爆。坊间传闻，有的主讲人被问哭了。真假不得而知，但是讨论的氛围可见一斑。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打磨出最好的文章，听来不禁令人神往。

学者的荣誉与尊严，在于把问题说清楚、把道理讲透。别人未必同意你的观点，但一定要觉得你有新意、有趣。其他的东西，并不能给真正的学者以尊严。林毅夫常说，“结论不重要”，怎么得出结论才重要，其实也是注重研究本身，包容不同观点的意思。

其次印象深的，是现在学生们的发言已经进步很多了。我念书那时候，学生在赛敏讷上很少发言，包括性格活泼、课下话很多的学生。记得清楚的，是汤弦当时在赛敏讷上比较活跃。可是到了我回来组织赛敏讷，学生时常发言，提问、批评、评论兼而有之，而且质量常常很高。短短10年之间的变化和进步，让人不得不侧目。因为这一点，我是从来不担心人们常说的“80后”“90后”问题的。

回CCER以后，有机会和以前的老师一起工作，继续向他们学习，当然是非常幸运的。卢锋老师主持的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是重温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场所。学习不能白学，有时也做一点打杂的工作。当然也结识了一些新的老师和同事，黄益平老师对我的帮助就很多。

转眼回国已经5年，其间感受最深的，还是追随周老师看土地问题。念书的时候，周老师那篇《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读书笔记，写得荡气回肠，每次重读都有心神荡漾之感。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当年没能和周老师出去调研，心中常常遗憾。回国后终于能够一了心愿，补上观察真实世界这一课。这一补就是5年，估计还要补更长的时间。

研究真实世界，是一句“知易行难”的话。跟着周老师跑了很久，还是不得门道。看着周老师在田间地头和老乡相谈甚欢，我这农家子弟却张口结舌，不得要领，常有“情何以堪”的感觉。参加了无数的座谈会，基本上都是周老师和对方数人对话，有时甚至是舌战群雄，我基本插不上话。看起来，先生多年如一日的坚持、努力和积累，不是看看就能学会的。

回CCER，就像是回家。或者，不仅对学生而言如此，对老师也一样。你看黄益平不是也回来了，林毅夫不是也回来了。

直至今天，依然怀念当年的老二教。老二教是旧式的建筑，有6个200多人的大教室，夏天很凉快，常常去那里上自习。老林的那次讲座，也是在那里上自习顺便听的，之前并不知道林毅夫。然而，就是这么一件偶然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轨迹。

2009年回CCER的时候，老二教早已拆掉了。有一次在新二教附近逡巡，目测新二教应该就建在当年老二教的原址上。(https://www.xing528.com)

拆拆建建是常有的事情，本不奇怪。只是时常觉得，拆掉的不只是老建筑，也不只是我们这些“老人”的怀旧情怀，还有凝聚在建筑里面的历史和文化。建筑宛如雕塑，凝聚了设计者的匠心。屹立的时间久了，见证的风雨多了，建筑也会长出灵魂。立足她面前，凝视她的身姿，你会听到她安静的诉说，或大气磅礴，或沉静睿智，或凄婉哀怨。

机构也一样。创立者的品格和匠心，决定一家机构的文化和底蕴。时间越久，这样的底蕴就会越醇厚，如陈年的佳酿。

CCER就是这样一个机构。创立者和元老们的学识与品格，与古典的北大情怀融合，形成了一种氛围，弥漫在朗润园，浸润一草一木。后人沐浴其中，自然如入芝兰。记得有一位学生说过，CCER是“最北大”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不管走了多远，朗润园都是CCER学子的精神家园。

（本文写于2014年4月14日）

杜克大学坐落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中部的三角公园地区，罗立、教堂山、德姆三镇三足鼎立，各自拥有一个很好的大学，颇有三国争霸的架势。

杜克位于德姆，是三镇中最小的。罗立是三镇中最大的，是北卡州的首府，也是北卡州立大学（NC State University）的所在地。统计专业的人都知道SAS软件包，就是北卡州立大学的作品，实力可见一斑。教堂山是个平缓的小山，似乎应该有座教堂，但我从没注意过。教堂山的大学叫作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UNC Chapel Hill），是北卡系列中最好的，担得起“名校”二字。

三镇坐落在大片的森林中，附近还有大片的湖泊，算是个天造地设的好地方。在森林里砍树、修路、造房子，吸引一些高科技公司入驻，就成了一个科技园区。印象里，微软、IBM和很多制药公司，都在这里有分部，做的主要是研发。这里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远离都市的喧嚣，你会感到每一个细胞都是自由舒张的，很适合科研人员工作。教堂山小镇上，有很好的小学和中学，杜克的医院也是远近闻名的好医院，解决了人们的后顾之忧。吃饭嘛，附近倒是没什么好餐厅。好在，大多数美国人吃饭不讲究。

这地方没多少名人，最著名的可能是篮球之神迈克尔·乔丹，毕业于北卡大学，文森·卡特也毕业于这里。篮球迷们大概还知道格兰特·希尔、肖恩·巴蒂尔、卡洛斯·布泽尔等NBA球星，这些人都毕业于杜克。杜克篮球队的教练，老K先生，功勋卓著，据说已经执教30多年，是杜克最有声望的人，远在校长之上。

还记得到美国的第一年，杜克就夺得了全美大学篮球联赛冠军，全校为之欢腾。庆祝的方式很特别，就是烧一条校园里的大长板凳。这样的板凳到处可见，往往有两三层，颇像小型的移动体育看台，供学生们闲坐聊天用。拖一条这样的板凳到教堂前的大草坪上烧掉，不知从何时开始成为一种庆祝的传统。看起来有点奇怪，其实也无伤大雅。生活需要一点仪式感，只要没什么大损害，为什么不呢？当时刚到美国不到半年，一心想多了解美国，和美国的同学们混得比较熟，记得是和同班的丹尼·韩格曼等人一起庆祝，看着本科生烧板凳。

中国人有瑜亮之争的情结，美国人也一样。杜克和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相距不到20公里，是一对欢喜冤家，大概是因为两所学校的实力相差不远，有的一争。杜克的综合实力强一些，北卡大学也不差，这样争起来才好玩。不管是朋友，还是对手，实力相近才会心有灵犀。对牛弹琴，终究是索然无味，是寂寞到极致才会做的事情。

瑜亮之争，在篮球上体现得特别明显。系里一些老师在杜克教书，但是住在教堂山的漂亮房子里，经常要选边站。在学校选杜克，在家里选北卡的人，估计也不是没有。瑜亮情结，或者是人类基因里的东西。听说，哈佛和麻省理工（MIT），斯坦福和伯克利，都存在这样的情结。

念博士的第一年很轻松，做作业、考试，对中国人来说，向来不是难事。教微观的两位老师都是妙人，第一学期的托马斯·尼克巴（Thomas Nechyba），可以拿一支粉笔把安德鲁·马斯–克莱尔那本厚厚的《微观经济理论》讲清楚，从来不带讲义。当时英语不好，课堂上偶尔提问，也是结结巴巴。好在老师功力深，总能听懂，加一句话，或者在黑板上加一笔，就清楚了。

教博弈论的柯蒂斯·泰勒（Curtis Taylor）教授也是个妙人。由于先天的原因，泰勒教授几乎没有视力，他信任你的方式，是走路时收起盲杖，牵着你的胳膊，但是是他牵着你，不能是你牵着他。尽管没有视力，不影响他用语言把博弈论讲得很清楚。偶尔需要画示意图，就会请一个志愿者上台，根据他的指示画。一年级的博弈论，就是这样讲下来的。泰勒教授学术成就很高，当时担任《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副主编。不时让我想起《阿甘正传》里面的一句台词：把上帝给你的发挥到最好。在自由的国度，的确是有很多人做到了这一点。

轻松过了微观和宏观两门资格考试，真正的研究院生涯开始了。此时，你要选一个导师，找一个有价值的题目，花三四年时间写一篇导师和指导委员会看得上眼的论文。导师一般不会放水，因为对他没什么好处，只会伤害他的声誉。所以，博士论文是真正的研究院生涯。

不过，读博五六年什么都拿不到，也过于残忍。慢慢地，圈子里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你不进入北美和欧洲的主流学术市场，去业界或者主流以外的地方就职，系里会稍微松一点。程度嘛，不好说，有的人很松，留下个“好人”的形象。大牌的教授，则更爱惜羽毛一些，不会轻易放水。其实，这不仅是爱惜自己的羽毛，也是爱惜学生的羽毛。对学生严厉，让他在最好的年龄里读点书，学会思考，是终生受用的事情。没准那些小小的绒毛，能长大、长硬，有朝一日展翅高飞，谁知道呢？

出国前在北大攻读过硕士，师从宋国青教授。两年半耳濡目染，开始对宏观有了感觉，所以一心是想学宏观的。无奈造化弄人，当时杜克的宏观教授几乎走得干净，无师可从。一年级的老师肯特·金伯鲁（Kent Kimbrough）教授师出芝加哥大学，基本功很扎实，可是严谨有余，犀利不足，不对胃口。

人生的际遇，很多时候源于偶然。记得有一次参加系里的师生快乐时光（happy hour）活动，和一个拉美模样的年轻老师相谈甚欢，发现那家伙有很多想法，不像一个被框死的书虫。后来才知道，他就是系里当时最好的宏观教授恩里克·曼多萨（Enrique Mendoza），后来很快去了马里兰。我在杜克做宏观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因此破灭了。其实，曼多萨教授当时也已差不多40岁了，只是潜心学问的人心思单纯，看起来像个年轻的博士生。

从第二年开始，主要的任务是听专业课和讨论班。辗转听了些微观理论、经济思想史、产业组织理论的课程和讨论班，虽然时有感触，但迟迟不得要领。就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还没遇到激发荷尔蒙的那个姑娘。

辗转一年多，最后找到的商学院的皮特·卡尔（Albert Pete Kyle）教授，后来成为我在美国的导师。

第一次见到卡尔教授，就有相见恨晚之感。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卡尔教授直入主题，提了一些值得做博士论文的题目。当时的语境，是如何识别一个人的行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这事关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本假设。传统的理论，都假定人们是理性的，但是没有论证过，是作为“假说”存在的。“假说”的意思，是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暂且提出来，据此进行分析，有待后人去验证。好的假说，往往大大便利了分析，比如理性预期假说（Rational Expectation Hypothesis）、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非经济学的领域，比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假说。

卡尔教授的猜测，是从实证的角度看，我们可能无法识别，因为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产生的实证效果可能在计量上是无法区分的。迄今还记得他当初的问题：人们的行为可能看起来是理性的，但实际上是不理性的；或者人们的行为可能看起来是不理性的，但实际上是理性的，二者导致的数据结果如此相近，以至无法区分。

这两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其实动摇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分析的基础。倘若回答是肯定的，更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卡尔教授是行为金融的实际奠基者之一，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并不奇怪。

这两个问题的负面因素，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很多实证研究。倘若计量不能区分理性和非理性，也就不能区分很多东西，要计量何用？

在计量大行其道的今天，这样的想法几乎是人见人憎的。根本的问题，在于由于统计困难、模型设定等方面的问题，使得计量的“力量”（power）很低，能够给我们带来的确定性知识很少。从这个意义上讲，因为测量的准确度低，经济学的理论是高于实证的。理论功底不深的人做实证，纯粹是瞎掰，生产的噪声远多于信息。

后来在这个问题上花了前后大概一年，做了很多的模拟计算，就是为了得出两套不同的数据生成过程（data generating process,DGS），一个理性，一个非理性，可以产生非常近似的数据结果，无法用反向工程的办法识别。基本的想法，是二者的最大似然函数可能非常相近，因此在计量上难以区分。

迄今为止，我依然相信这个题目是很有意义的。可惜，这个题目在计量组汇报的时候遇到阻力，计量专家们认为缺乏新意。从计量的角度，是寻找区分度大的最大似然函数，而不是区分度小的最大似然函数。计量专家的自然反应是：如果区分度小，去找一个区分度大的。至于现实世界的区分度大还是小，计量专家们是不关心的，这是他们的职业素养和思维导向决定的。

因为这个阻力，后来不得不更换论文题目。尽管如此，我非常喜欢这段经历。这是对经济学的一次深入思考，对计量经济学的仔细玩味，同时加深了对方法论的理解。虽然只留下了电脑里的一堆草稿和程序，却是终生难忘、终身受益的经历。后来的博士论文虽然顺利过关，但是其分量没法和这些草稿相比。

杜克的计量是很强的。发明GARCH模型（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主要用于金融资产收益和风险预测）的缇木·波罗斯莱姆（Tim Bollerslev）之外，计量组的乔治·淘肯（George Tauchen）教授，也是美国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乔治·淘肯教授，也是一支粉笔打天下的主，计量课讲得之清楚，显示了几个甲子的功力。他的口头禅是“假设越多，结果越多”。换句话说，计量的结果，都是“假设”出来的。“假设”的好坏，显示你的功力和品位。

和卡尔教授聊天，是我在杜克最难忘的经历。有大概一年的时间，大约是2002—2003年，每一两周找他一次，每次聊一小时左右。卡尔思路敏捷，语速很快，我当时英语不太好，只能勉强跟得上，每次都觉得很吃力，因为他的话信息量太大了。聊完了，会觉得脑袋很累，就抱着篮球到球馆投篮。杜克有东西两个体育馆，篮球馆都很大，白天经常可以一个人霸占一个篮筐。

一语中的，击穿世界，是真正高手的修为。找一个聪明人被他虐，是年轻学子提高自己的途径。那一年，潜移默化，形成了我对很多金融问题的基本看法。卡尔当时还是金融学的副教授，后来在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拿到了讲席教授的职位，也算是功德圆满。

现在的年轻学者，不一定很熟皮特·卡尔这个名字。早些年，这个名字是很响亮的。据说，每年诺奖评选的季节，这个名字都会被人们提一下，大家都觉得他很厉害。然而，大家又觉得他希望不大，因为他的文章虽然犀利无比，无奈数量太少，要三五年才发一篇。也是因为这个，他虽然少年得志，很早就拿到了终身教职，但是做了很多年的副教授，最终远走马里兰。我不知细节，但是卡尔教授后来应该也不是很开心。

还听说一个故事。说新来的年轻教授喜欢找卡尔教授聊天，把他随口说说的小想法找数据做成论文，发在顶级期刊上。很多人靠这个功成名就，拿到了正教授，可是卡尔教授还是副教授。

卡尔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金融市场微观结构领域，据说他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他于1985年发表在《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上的论文，是经典中的经典，被无数次引用。“反复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这样的评价，大概是为这样的论文量身定做的。后来的很多论文，大都有狗尾续貂的嫌疑。

其实，这篇论文的发表版，并不是卡尔教授的本意。卡尔教授的本意，是看信息的垄断拥有者如何策略性地使用信息，从而在股票市场上获得最大的盈利。“策略性使用”这个词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信息垄断者不能使用固定的规则，而是要玩弄市场。可是，这样的策略既然无法固定，如果不是反常的、异想天开的，至少是随机的。这样一来，显性的均衡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写成论文发表了。

为了发表，卡尔教授不得不修改自己的想法，加上了线性均衡的约束，求解出一个线性的均衡。这样的均衡，只能是多个可能的均衡中的一种，其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是不高的。要想真的理解世界，至少要解出所有可能的均衡，并给出均衡出现的密度和条件密度。进一步，要理解非均衡出现的可能性和向均衡演化的路径。这些，都是难以求解的问题。

已故的科斯教授曾经说过，经济学家理解不了真实的世界，就用一个假想的世界替代之。这一点，连皮特·卡尔教授都不能免俗。

文章是发了，而且风光无限，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可是，在心有七窍的卡尔教授的内心深处，这无异于一次自我阉割，颇有黛玉葬花的残忍。后来的金融微观结构理论，虽然偶有建树，但主要是在一条已经被阉割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研究院生活的核心，是赛敏讷。

说一句题外话。国内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赛敏讷，更多是“学者们”互相捧场，相互给面子的方式。消费研究经费倒是小事，更重要的是消费了学生和听众的时间，是种极大的浪费。时间长了，学生和听众没什么收获，慢慢也就没有了积极性。好在学生人多，像韭菜一样，一茬一茬的，这个游戏还能玩下去。

回归正题。一次赛敏讷，一般是请一个学者宣讲一篇较新的论文，大家倾听、提问、批评、建议。对于演讲者，这是一次梳理；对于听众，这是一次学习；交流切磋，相互提高。

讲课的人都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平常上课讲的是已经成形的内容，赛敏讷讲的是最新的研究和思考，更加考验功力和深度。短短一个半小时，可以把一个人的毕生功力彰显无遗。

功力深的，内容新颖，见解独到，思路清楚，给人启发。功力浅的，就大不一样了。面对观众的提问，5分钟就被扒光了，赤条条站在那里，窘迫可想而知。更浅的，是被扒光了还不知道，说些不着边的话，甚至强词夺理，令人啼笑皆非。此时大家也会宽容一点，点到即止，不用置人于死地，除非坏了规矩。比如，对问题置之不理，这样就是对邀请者的蔑视了，这种情况是极少出现的。遇到不能回答的问题，说句软话也能过去。

现在不少学生有一个很坏的“优点”，是说软话的本事一流，但是不肯花硬功夫，经常用“这是个好问题，我待会儿再回答你”，“这是个好问题，我们私下再讨论”，“这是个好问题，我是引用某大牛的做法”等话语搪塞。既然是个好问题，为什么要让别人等呢？你说清问题的机会来了，该好好表现才是啊？为什么要私下讨论？你引用别人的做法，有没有把这个做法的前前后后弄清楚？把问题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弄清楚？再说了，万一这个“大牛”做错了怎么办？

其实，这样的话说出来，就意味着你不想探究问题，只想乞求过关，此时你已经不是学者，与乞丐无异。堂堂正正做什么不好，非要做个乞丐？学者以学问立身，腰弯下去容易，直起来就难了。

最精彩的赛敏讷，是不仅演讲者的水平不错，听众中也有高手，这样评论时出招凌厉，答问时接招巧妙，激发出最好的讨论。

这样的赛敏讷当然不多，甚至非常少。最难得的，不是台上那位，而是台下那位。很多人可能都会有一两篇好文章，朝思暮想之后，对自己的文章很熟悉，演讲、接招都能大致对付。接招的手段，取决于理解的深浅和格局的大小，是个功力的问题，倒也不必过于勉强。台下的那位，要对不太熟悉的文章很快抓住要点，点出要害，则要对整个文献框架都要有理解，不是头脑敏捷就能做到的。不是胸有丘壑之人，万难做到这一点。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极少，卡尔教授，就是这样一位。毫不夸张地说，杜克的赛敏讷，就是卡尔教授的赛敏讷。没了他，会索然无味。其实杜克有很多传说中的大牛，比如凯姆·哈维（Campbell Harvey）教授，盛名远扬，后来担任过美国金融学会扛鼎期刊《金融学》（Journal of Finance）的主编，学术地位可见一斑。不过，在赛敏讷上，很少见到他问出一针见血的问题来。或者，是性格的缘故。

说起来，哈维教授也是功力很深的人。一次聊起来，他对我说，做论文要找一个重要的题目，这样即便只有很小的进展，也是很大的贡献。倘若你找了一个不重要的题目，即便有很大的进展，也是很小的贡献，而且很难延续下去。一句之师，没齿难忘。

其实杜克还有一位低调的牛人，就是构建了基于消费的资产定价模型（以下简称CCAPM）的道格拉斯·布雷顿（Douglas Breeden）。他发表于1979年的文章，是CCAPM的奠基之作。多年以后我才慢慢明白，CCAPM其实标志着古典金融学的终结。其后的30年，是行为金融学兴起的草莽时代。而布雷顿同志，早早离开了象牙塔学术圈，创立了自己的基金和其他企业，旗下管理基金达到90亿美元。据说，某一年他捐赠了1500万美元给杜克商学院。

查一下布雷顿的简历，你会发现他的发表清单很短，几乎和卡尔教授的一样短。发表不多，影响不小，似乎是真正学术大牛的共同特征。布雷顿似乎有七窍玲珑之心，几乎是第一时间意识到了学术的终结，转向投资和实业。和几十年如一日倡导宏观金融学的芝加哥学术大牛约翰·考克雷恩（John Cochrane）相比，布雷顿的悟性似乎要敏锐很多。其实，金融圈子里几位真正顶尖的好手，都去了业界，比如费舍·布莱克（Fischer Black）、三福·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

布雷顿当时是杜克富宽（Fuqua）商学院的院长，很少在赛敏讷上出现。偶尔出现，也是安静地坐在最后的角落里。偶尔的发言，会非常简洁，且犀利无比，有顷刻之间把人扒光的穿透力。布雷顿在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卡尔教授的压力，发言略微谨慎。演武场上多了个高手，气场瞬间不同。回想起来，卡尔教授大多数时候应该是很寂寞的。

能像卡尔教授一样引导赛敏讷的人，越来越少了，几乎难得一见。这样的人，须得“脑中有框架，胸中有丘壑”，谈何容易。除了自身的悟性和勤奋以外，还要多年的积累和沉淀。风云际会，才能成就这样的人才。粗粗想来，至少需要如下四个条件。

第一，需要一个悟性较高的人。这个不难，世间聪明人很多的。只不过，世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很少有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分。

第二，这个人要有学术热情，对探寻世界的真相和本源有兴趣，这个就比较难了。聪明人很多，但是喜欢做学术的人不多。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学术的特点是发现规律，外部性很大，但是对研究者本人的好处很小，不符合个人优化选择的原理。最后做学术的聪明人，终究是因为两个字：喜欢。

第三，遇到好老师也至关重要。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修炼固然重要，可是也要有人领进门才行。方向错了，容易南辕北辙，越努力偏得越远。

现代科学，看起来是一堆资料、数据、公式，似乎就是计算、归纳、演绎。可是，不是天资聪颖、勤奋努力的人，就能做出好学问的。倘若如此，为何学术有先进和落后之说？现在的学术文献，可是全球共享的。进一步问，是不是运算能力强大的计算机就可以做出学问来？至少现在，这样的可能性还停留在科幻中。

问题在于框架和方向。功力深厚的老师，对格局和方向把握很准，避免在细枝末节上纠缠，找到重要线索知道乘胜追击，不至于手握金沙而不知往下继续挖黄金，所以才事半功倍，终有所成。

所有的科学，终究都是艺术。只有匠心独运的人，才能乐在其中，有所建树。好的老师，就是把自己的匠心传承给自己的学生。在大学里无人教书的时代，就不要再奢望这样的老师了。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这个人要能安心积累和沉淀很多年。社会科学不像逻辑科学（比如数学、计算机），聪明和天分固然重要，经验和积累也很重要。没有十多年的积累，很难融会贯通，形成框架，这就对积累和时间提出了要求。

这一点，几乎是致命的。醉心学术的人，往往心思单纯，否则难以专注，而专注是做研究的必要条件。其实很多聪明人的天分相差并不大，就看谁更专注，更沉得住气。

多年安心的积累，需要一个身心愉悦的小环境。金字塔不是奴隶修出来的，精密的瑞士钟表也只能由心情舒畅的匠人制造。身心受到压抑的人，心力大受影响，达不到好的状态，不但很难修炼功成，还容易走火入魔。漫长的修炼过程中，一旦心思散乱，思考力难以凝聚，事倍功半不说，就像中了化功大法一样，本来的功力也会消散，十数年心血付之东流。

现实中一些学术成就高的人，常常看起来木讷，其实是先天或者后天地对一些信息不敏感，这样不受干扰，反而有利于修炼。另一些悟性好的人，因为敏锐，所以敏感，抗干扰的能力差，看起来聪明伶俐，却不能足够专注，反而不利于积累，也是天性使然。心力一散，目光难以穿过表象，深入问题，只能大呼无奈。从肝胆俱裂到欲哭无泪的心情，大概只有自己知道。人类从有灵魂的那一天起，就找到了自己最忠实的伴侣：孤独。

现实中一些学术成就高的人，往往少年得志，早早确立学术地位，不理俗务，潜心修炼，终有所成。卡尔教授，大概属于这一类。当然，大多数少年得志的人不会选择这条道。学术终究是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对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吸引力的。最终坚持的，只因为喜欢。某种意义上讲，贵族精神是学术的必要条件。你必须是一个精神上的贵族，不求别人的认可，只想做喜欢做的事情。

民国时代，出了一批学术好手，反证了学术是贵族的活动。你看流传下来的名字，大多不但出身名门，而且师出名门，年轻时就已经声名赫赫。还有一个可能的因素，就是当时的人们一心救国图存，以天下为己任，个人的考虑反而置之度外，客观上也是过滤干扰的因素。这样的心境，今天很难再有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学森曾慨叹少见学术大师，后世称为“钱学森之问”。其实简单，学术需要安心地钻研和积累，需要自由的头脑与灵魂。枷锁之下，杂念丛生，心力大减，积累起来就难了。出类拔萃之人，小有所成之后，干扰变多，心力难聚，也往往半途而废。更有甚者，小有名气之后，就玩弄学术“权力”，故步自封，不仅压制了别人，也压制了自己。

学术是人类文明的奢侈品，是自由灵魂的分泌物。学术的金字塔，不可能由奴隶修建。对钱学森之问的最简单回答，是我们每个人灵魂里，依然住着一个奴隶，受惯了别人的压迫，翻身了又去压迫别人。

杜克的时间过得很快，在那个小镇上，有一辆二手车，附近有超市、体育馆，生活甚是舒适安详，就像自由的鸟儿。

我的导师委员会的人都很友善。因为是自己挑的，脾胃也较为相投。卡尔教授、泰勒教授就不再多说了，丹尼尔·格雷姆（Daniel Graham）教授也是一个老派的教授，看起来总是笑眯眯，话不多，但出言必有重点，时常犀利惊人。西蒙·热尔韦（Simon Gervais）教授异常热心，对我的博士论文提出了很多直接的建议，令论文添色不少。

可惜，美国学术圈这些年变色不少，潜心学术的人越来越少。发表制度下，大家都不得不变成发表机器，用好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目争取学术地位，甚至是“学术权力”。“权力”一词一出，科学面前人们不再平等，是非不看对错，发表就是真理，也就不再有真正的学术了。

临行前去拜访几位教授，说几句感激的话。当时柯蒂斯·泰勒教授是经济系主任，向他感谢系里的培养，希望以后能替系里做点什么。教授淡淡地说不需要，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杜克西侧，有一片不小的森林，里面有一家酒店，旁边是个高尔夫球场。在森林里面开辟了一个跑道，记得一共4英里^[4]长，读书期间曾经去跑过几次，之后再也没有去过。

年岁不算大，惰性却渐长。不知不觉中，已经好几年没去过美国，没回过杜克。曾经珍惜的游历，曾经见过的天空，都慢慢模糊起来。捡拾零星的记忆，以防全部忘记。

（本文起笔于2016年5月16日，终稿于2016年6月1日）

[1]本文成文于2014年4月14日，当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筹备成立20周年院庆，黄益平教授动员大家写一点纪念性的文字。我曾在CCER念书，留学、任教海外之后又回CCER教书，遂写此文，回忆念书、留学、回归的往事。其中夹杂的，是对经济学和经济学方法的一点理解。

[2]赛敏讷的英文是seminar，一般翻译为学术研讨会。考虑到一般的学术研讨会和我说的seminar大相径庭，基本不是一回事，故采用音译。

[3]本文回忆在杜克大学的求学经历，夹杂着对学术与学问的理解和追问。

[4]1英里≈1.609公里——编者注